说起“瓜菜代”的年代,让人泪流满面

说起“瓜菜代”的年代,让人泪流满面

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间,春风一遍遍捂住我们的眼睛,但我们听见了花开的声音,鸟儿翅膀拍打的声音,痛哭的声音,以及生命出生和逝去的声音。一条河,或许是黄河,或许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支流,都传来喊娘的声音,膝盖跪地的声音。

1958年*跃进大**之后,人们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造成粮食极度短缺,上头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以副食代替主食。比如以产量高的红薯、胡萝卜、白萝卜代替粮食作主食,有的地方将玉米杆磨碎当主食。这种做法称作“瓜菜代”,又叫“以副代主”,成为1959年以后流行全国的一个口号。当时有个顺口溜:“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

是的,从梦中醒过来的人,不知身体有多沉?表舅从北山来我家,面有菜色,肚子饿得咕咕叫。他狼吞虎咽吃了母亲的燃面,浑身酥软的躺在打麦场上,望着流云哭出了声。他说山里干旱,颗粒未收,草根树皮都吃完了,他老婆孩子都饿死了。我和母亲去过表舅家,在大山深处,在瓦砾和瓦砾之间,人都跑光了,屋子成了蛛网的罗盘。在青石凸起的石板路旁边,一棵没皮的香椿树,枝头缠着一条腿色的红头巾,在风中呼喊,似乎在喊一个远行的人。

在渭北平原,那会儿生活很苦,依然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我们这些儿童,还指望着放学在人家没有人照看的地里,刨几个手腕粗的红苕,掰一穗嫩包谷,拔几颗白萝卜充饥,搓几把灌饱浆的小麦,都是上学路上的充饥之物。唯独春天最难过,地里的小麦刚起身,抬眼望去,没有啥东西可以下肚,地里全是锄草的农民,或者是正在收拾地,准备下种的农民,想偷偷拔棵蒜苗将就着吃也不行,实在是看得紧。春天的太阳,暖烘烘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丝丝的味道,那是油菜花盛开的味道,那就折断一根油菜花茎,填到嘴里牛一样的咀嚼,一股甜蜜蜜的味道充满口腔,引得胃里越发饿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困难时期”。这名词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而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也是不大喜欢提起,因为这是一个和饥饿相联系的名词。1959、1960、1961这三年,叫“三年困难时期”,官方说“七分天灾,三分*祸人**”,“*祸人**”指的是前苏联对我们的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而现在的说法不一样,叫“三分天灾,七分*祸人**”,“*祸人**”主要是当时极左的所谓“三面红旗”所造成的。加上支援越南,支援阿尔巴尼亚,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荷。

村北的小清河,清澈干净,竟藏不住秃树、白云、蓝天。小清河两面是高高的堤岸,堤岸的峭壁上,遍布“班班土”。我和母亲路过小清河时,居然发现有人在挖“班班土”。母亲说,他们把“班班土”弄成粉末,和苞谷面掺和在一起,然后卖给那些挨饿的人。我出于好奇,偷偷吃了一块“班班土”,结果几天难受得拉不下。我的小学老师薛志全(已故)说:“那个时候呀,是灵魂出窍的饿呀!”

记得有年*革文**中,整个春天都下雨,人们听腻了雨滴一样的哭声。表姐他们组织一支“宣传队”,学习红军“步行长征”,从临潼走到延安“革命圣地”,一路上自编自演,表姐负责编写节目,每到一个地方,就采访贫下中农,让他们忆苦思甜,忆万恶旧社会所受的苦,思新社会所尝的甜的节目。没想到许多人说的就是“困难时期”,如何挨饿,搞得表姐他们很尴尬。那些伤感,那些悲凉,让表姐一次次*翻推**自己。

那个时候“困难”是“真困难”。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办法很多,前途光明”。我们家在临潼渭北平原,对于饥饿的记忆还是十分强烈的。那时,我正在长身体,很能吃。吃过了还饿。当时吃的是苞谷面,红薯,小麦面粉很少,苞谷稀饭,没有油水,饿得快。偶尔吃个燃面,放一点酱油,再搅一点猪油,香喷喷的,那可是最好的味道了。

8岁那年,我的记忆停留在一个刮风的早上,六姨上吊了。上吊了,我不懂。母亲红着眼睛告诉我,你六姨死了。我们哭着去给六姨送葬,刚走到小清河的柳树下,雨就落下来,女人们被打湿了,湿达达的发丝,贴着脸,淌着泪,也淌着雨水。六姨是最漂亮的,能干,利落,勤劳,居然为了一碗饭和人吵架,然后上吊了?

冬天的手臂落下来,落下晶莹的雪花,像是描绘家门口那棵大青槐树似的。树上有只乌鸦难听的叫着,我用弹弓打它,打得它遍体鳞伤也不走。母亲迷信,私下嘀咕,该不是你小姑又来借粮吧?咱家那里有多余的粮食啊!尽管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可是只要小姑来了,父亲不管不顾的就装些粮食给小姑。为此,母亲时常和父亲吵架。树上的乌鸦终于飞走了,家里却来了报丧人——小姑走了。于是,我们这个大宗族,200多人浩浩荡荡全来兴师问罪,因为听说小姑是饿死的。小姑婆婆家人全躲起来,只有队长出面迎接我们。队长说,我父亲都饿疯了,不是在家大喊大叫,就是哭个没完没了。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吧。

然而,办完小姑的葬礼不久,叔父家的姐姐秋姐又出事了。她和几个姐姐在田野里挖蒂菜,突然感觉全身忽冷忽热,送到医院就不行了,医生说是严重的营养不良。秋姐刚刚13岁,豆寇年华,她踩着泥泞,给我摘过酸枣。秋姐躺在太平间,我站远一点,还是走近一点,都不敢看她的脸。我跟着叔伯哥哥姐姐们转了一圈,不想破坏秋姐在我心里的最模样。

那时粮食少,上面号召用瓜和菜来代替,所以叫“瓜菜代”,瓜菜吃光了,就吃野菜,(没吃过树皮和草根)吃粉碎的玉米芯。玉米芯磨成粉,煮成糊。那个时候南瓜煮水放盐,成了最好的佳肴。

我们村子南边的二珍地,有一片大菜园子,种了许多萝卜,怕被偷,就让社员去看着,24小时,大家轮流。有天晚上,我和一个伙伴想去拔萝卜吃,却发现看萝卜的社员监守自盗,于是我们大着胆子拔了几个萝卜回来。

那时候,工作组过几天就来检查,发现谁家没有“瓜菜代”,是要被处罚的。好不容易从“瓜菜代”挺过来,一口气刚刚喘定,又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真是民族之大不幸啊。这不幸不仅仅是灾难本身,发生在世界科技、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号称“史无前例”的大黑暗,大*退倒**,大冤狱,大死亡,大悲哀。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痛定不思,阴影随行,后患无穷。

家门前的青槐绿了,春来了,鸟儿啁啾,新的曙光来了。

李引进,浙江建筑学院原院长、教授,已退休,现为西安培华学院客座教授。

说起“瓜菜代”的年代,让人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