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在1976年。
那年，敬爱的毛主席逝世。大队支书为让社员们收看毛主席追悼会实况转播，专门跑到八里外的水库管理站借电视机。
管理站有台12寸黑白电视机，那是人家管理站文化生活的全部。站长待电视机比老婆还亲，宁肯借老婆也不愿借电视机。无奈，管理站在村里的地盘上，里里外外很多事情有求于大队支书，实在不敢得罪。
我们一帮小孩早早就在村头翘首以盼。不一会儿，就看到远处一干人马匆匆赶来。前面俩人一前一后用扁担抬着个大包裹，包裹上印着红蓝相间的花纹，一看就知道是农家的粗布床单。俩人弓着腰、迈着小碎步，小心翼翼、生怕颠簸。后面几个人轮流扛着一根胳膊粗的竹竿，长长的竹竿尽头绑着一付天线，那天线的外廓比我们课堂的黑板还大。我脑海里立刻联想到《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着大芭蕉扇的场景。队伍两边，两个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持枪跟随，神色既严肃又难掩兴奋。我们几个小孩想凑近包裹细看究竟，都被呵斥远离，只能在队伍后面当跟屁虫。
看电视的场地选在学校的操场上，电视机放在两张摞起来的课桌上，天线杆子插在房顶上的烟筒里，全村男女老少围在电视机前，半大小子们抢先占据有利地形，有的蹲在窗台上、有的坐在房沿上、有的爬在树叉上……当电视机打开哀乐响起，人群哭声一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挥洒汗水、精耕细作，日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村里有了积蓄，买了一台16寸黑白电视机，乡亲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收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坐在连队18寸彩色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在连队，我和战友们在电视机前群情激动，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高呼“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在农场，我们从洒满晚霞的稻田拔出泥泞的双脚，迎着《霍元甲》铿锵有力的主题曲，迫不及待冲向电视去追剧，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在军校，电视里风靡一时的歌曲《十五的月亮》使我思念故乡，《血染的风采》使我热泪盈眶……
我在军校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主科学修电台，副科学修电视机。
第一次修理电视机心里很紧张，手握着电烙铁直发抖，不是激动而是害怕。老式电视机有高压电路，即使断电作业，那显像管上仍带有上万伏电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电击，造成机坏人伤。
暑假回家，小试了把身手，给乡亲们修好了20多台电视机，在村里反响很大，也着实让母亲开心骄傲了一回。
当年，随着*党**的好政策不断出台，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机，但由于农村潮湿、电压不稳等原因，电视机故障率很高。母亲写信说，街坊邻居都盼着我回家探亲，叮嘱我一定带上修电视机的工具。
到家次日清晨，我被窗外说话声吵醒。
“嫂子，看您多有福气，大侄子当了兵，上了军校，还学会修电视，这得多大学问啊！”
“是啊是啊，他长了本事就应该帮大家做点事。不过他婶，您来晚了，前面已排了十二家了，咱得讲个先来后到不是？”
过去，老家招待客人最好的饭是吃饺子。饺子是年夜饭，以示隆重，再层含意是“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半个多月，我走门串户天天修电视机，顿顿吃饺子，吃得我看到饺子就想吐，但还是强忍着坚持吃了上顿吃下顿。我明白，我为乡亲们修好了电视机，他们感激我、高看我，把我当贵客。
北京亚运会期间，刚落成的中央电视塔大放异彩，高耸入云的“宫灯”把精彩的节目传到千家万户，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欣赏体育盛会。但不多久，随着北京城飞速发展，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挡住了电视信号电波，电视机上的羊角天线失去了作用。于是各家单位的楼顶上长出了一棵棵“天线树”。后来，随着电视节目卫星转播，各家楼顶上又架起一口口“大锅”。这些形态各异的天线，将电视信号收集起来，通过一根电缆传送到各家各户，节目数量一下子增加到近百套，收看效果也大为改善。
电视节目多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电视机“盛”不下了。过去的彩色电视机有十个频道按键，可以固定十套节目。起初节目少，频道还有富余，后来节目多了，每次都得调来调去，特别麻烦。那时，带遥控的电视机刚刚上市，都是进口货，贵得吓人，一般家庭买不起。
我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一篇讲解，通过加装集成电路，把普通电视机改成遥控电视机，频道可增加到100个。我异常兴奋，立刻从深圳邮购电子元件，动手实验。
改装实验成功了，我在营区也出名了。我利用业余时间义务给机关、连队、家属院，改装了好多台电视机，大家交口称赞。
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政治部*长首**决定调我到宣传科代理摄像干事，负责拍电视。我万分激动，一夜未眠。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视传媒绝对属于高科技、新媒体。电视设备昂贵稀缺，摄像工作前卫体面，调入这个岗位要符合一系列条件，要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高、有技术懂艺术等等。上百万的一套电视设备，是*长首**的心肝宝贝，当然得派个做事稳重牢靠让人放心的军官担此重任。听说此前的摄像干事因工作突出，被上级调走了。自己不是军官，文化水平不高，对摄像知识一无所知，不知*长首**咋就看上了我。我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坚定地扛起了摄像机。
那是一套老式摄录分体机，又叫提包机。录像机比现在的电脑主机略小，装在提包里，拍摄时挎在左肩，摄像机扛在右肩，两台机器用一根电缆连接，每次需要先用左手按下录像机，再用右手操作摄像机，很不方便。那套设备死沉死沉，足有四十来斤，一天下来，勒得肩膀全是血印子，累得骨头都要散了架。我猜想*长首**之所以挑我搞摄像，身强力壮是必备条件吧。
扛起摄像机后，我才知道这里面的学问大了。一部好的电视片，需要电视技术和电视艺术完美结合。在部队从事电视宣传工作，要摄、录、导、编、演等各个工种一肩挑。前期要策划主题、撰写脚本、导演拍摄，后期要经过剪辑包装、图文字幕、配音配乐等等工序。对我一个新手来说，要完成这么多工作，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扛着摄像机下基层、跑连队，晚上扎进机房编片子，业余时间读函授班、上辅导班、到电视台跟班。几年下来，战友们有的转业到政府部门工作了，有的下海经商了，我仍以摄像机为伴。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各行各业加速发展，电视传媒技术进入信息数字化时代。2002年，部队组建了多媒体宣传中心，装备了一套数字化电视制作设备。摄像机是摄录一体专业机，编辑机是数字化非线性工作站。这台摄像机小巧灵便，才4公斤重，分量还不到老机器的五分之一，扛在我练就的铁肩膀上，感到轻飘飘的。新机器最大好处是彻底解放了左肩、腾出了左手，便于拍摄高难度的特效场面。工作站是一套电脑采编设备，功能十分强大，后期编辑包装可花样百出，号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有构思、有创意，它都能变成现实。
这套设备真是太好了，我爱不释手。我除了吃饭，大部分时间都在机房里鼓捣新设备，经常后半夜才回家。老婆揶揄，别回家了，抱着摄像机睡觉好了。
直到转业，这套设备一直伴随着我。我用它拍摄《张思德》，拍摄三军仪仗队，记录了部队点点滴滴的发展变化，见证了国家一步步走向繁荣强大。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和电视的故事已成为历史。今天，电视传媒和国家各行各业一样，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跨入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不断刷新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享受新时代，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