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发展。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我们住在城市里，但城市也住在我们内心。
我们每天生活在城市中，行走在城市的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感受着它的氛围。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气质与身份。
市民常常为他们的城市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感到骄傲，同时还会促进独特的市民文化和生活方式。蒙特利尔人努力推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耶路撒冷人努力宣传他们的宗教身份，而且，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主义”，曲阜的居民仍以保存下来的儒家文化遗产而骄傲。伦敦人以人文传统和对外开放为傲。阿姆斯特丹人的骄傲在于他们的开放和包容。
市民为他们所在的城市感到骄傲，我们称这种骄傲为公民精神。人们若是觉得一座城市与众不同，便会产生这种公民精神；如果一座城市高度推崇全球化，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那人们是很难感觉到骄傲的，就好像人们不会为了街区上有麦当劳而骄傲。很多当代大都市都具有我们所谓的“特性”或“精神”。
比如，上海，一座融汇人塑造人的城。
上海：融汇人塑造人的城
木心说，上海是个暴起的城市，五口通商，上海不过是五口之一，《南京条约》百年过去了，最终兴起的世界级大都市，只有上海一口。论者喜欢说*片鸦**战争前的上海不过是个三等小县城，这些评论忽视了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早在1835年，一个英国传教士就对上海有了如下的评论，上海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虽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
在美国人罗兹·墨菲的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中，贯穿全书的论点就是，“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逻辑，很可能会证明比任何政治论据更强大有力，更令人信服”。地理上的逻辑引出上海的“以港兴市”，一座买卖的城市，“它是为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买卖始终是它的主要特征”，上海人的精明，是否也是从这个买卖的城市基因而来？这个问题留给文化人类学家吧，我们关心的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中，上海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认同，在超过170年的上海近现代历史中是如何演变的，从而也成为外人观察上海精神一条可行的线索。
我们从上海人最容易为人所道的“精明”开始，了解上海的性情。木心说“上海人在‘格算（划算），不格算’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木心说得狠且准，但也是木心，说上海人混迹十里洋场，最要紧的是“牌头、派头、噱头”。不说上海人闻听大场面上的事，即使普通人家乡下来了亲戚朋友，上海人最想也最常带亲朋去的地方不是外滩，就是南京路、霞飞路。去的全是近代历史上的租界区，那里的万国建筑与灯红酒绿也与上海百姓的生活无甚关系。再底层再卑微的地位，不妨碍上海人将这座城市最耀眼最光鲜最西化的景象定义为上海形象，并认同这个本与自己的日常体验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城市形象，并因此而获得属于上海人的自恋和自我肯定。
朝代更替，霞飞路变成淮海路，上海人与上海的这种认同关系延续下来，如像我这样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上海人，也一样最喜欢向人炫耀外滩和“法租界”。这种炫耀几乎是所有上海人的偏好，甚至可以说是通病，这体现了怎样的城市精神？怎样的城市力量和过程塑造了上海人的自我形象？这形象是一直如此，抑或是不断变化的？
上海开埠已近170年，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而新中国的上海也有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范生和后30年市场经济龙头两个迥然不同的城市角色，其间风云际会，大开大阖，上海人与上海的认同议题需要历史、社会、政治与空间分析的多重维度。
上海人和乡下人
上海人看人，一上来就是区分上海人和外地人，而外地人就等同于乡下人。因此，在上海人眼里，中国人就是两类，上海人和乡下人。上海人辨别乡下人十有八九不离谱，所以“乡下人”的称呼随口吐出。有趣的是，在外地人眼里，上海人一样容易辨认，不仅是因为上海人到哪里都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说上海话，还有上海人的衣着、做派和腔调，更有上海人对合理性的敏感和追求。公交车拥挤，车门被堵关不上，在上海一定是司乘人员与众乘客一同劝说吊车人下去等下一班车，或是挤不上车的乘客从后推一把帮助关上车门；而在北京，大概既不会有车上劝说的，也不会有车下出力的，大家耗着，耗到后车驶来，吊车的老兄遂从容下车后改上后车。
上海的神奇在于，曾几何时，乡下人很快也变成了上海人，现在轮到他们对新来的移民斥一声“乡下人”了。来的人无论何种来路，都把上海看成一个机会场，怀着最卑微的愿望来上海的自有一条活路，而最具野心的移民里，弄出大光景的也为数不少。但无论是成就各业大王（如煤油大王、棉布大王等）的成功者，或只是挣得一份温饱的小职员或出卖苦力的三轮车夫，一批批的乡下人都成为上海人，“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皮和扁鼻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
现在明白了，叫人乡下人的自有一份对上海的认同；而被人叫乡下人的更有一番对上海的追求，于是成就和强化着上海人的自我形象。怎样的力量能够如此迅疾和有力地将乡下人改造成上海人？上海人的认同与上海这个城市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租界与上海人
近代上海的历史是从租界开始的，上海人的自我形象和上海城市精神的发育也离不开租界的母体。上海及上海人之所以能独异于全国，在上海学者唐振常看来租界之力最大，“全国多有租界，天津的租界且多至八个，但为什么上海租界的作用与影响特大？究其原因，无外乎在诸通商口岸中，上海最受列强注目。上海租界所具备的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政治结构，较之其他同类型租界最为完整有力。上海西人的数目远多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他们的投资、兴办的实业最多，因此，西人的利益实与上海关系最大，而在中国通商口岸中，西人所最着力经营者亦非上海莫属。”
上海人接受西人，接受租界，首先是因为西方物质文明和市政服务是从租界开始的，诸如自来水、电灯、电话、煤气、污水处理系统、消防、公园、公共交通等，都是当时中国城市闻所未闻的。上海人被公认是近代中国最物质主义的，这是有由来的。租界的移民都是为了活路或寻求新的机会，自然不同于以维护传统为己任的士大夫。上海人自觉优异于他处乡下人的，首先和主要的也是上海的物质文明；认同租界的物质文明，进而认同租界的文化。租界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始则好奇，继而涉猎，终于热衷。
租界的繁华，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就是以魅惑的方式盛开的“恶之花”，但确实构成了上海人，或普通上海人城市认同的一个经久的根源，尽管1949年以后租界及其符号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作为殖民主义的象征和中国人丧权辱国的耻辱而被全面地批判和清除，包括关闭跑马场和跑狗场，但上海人意识中的租界认同和租界情结似乎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怀旧风，钟情的竟然仅仅只是十里洋场的上海，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
上海人心智地图上的“上海”
上海人自认是上海人，实际上是有空间界定的，上海人不仅将外地人叫乡下人，也将1949年时上海建成区80平方公里以外的人都叫乡下人。上海人是在一个高度稠密紧凑的中心城区耳濡目染大上海的文明都市生活的，现代文明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一旦离开这个都市引力圈，上海人就认为离开了上海，来到了乡下之地。上海多市民或小市民，而上海的市民气也是集中在原租界地的石库门弄堂里孕育发酵滋生和泛滥的。
离开了上海弄堂，无从寻觅和安放上海的小市民。甚至上海人的小器、上海人的敏感、上海人的精瓜（精明）等，都与上海人生活在极其狭小的空间有关，“上海人蜗居在弄堂，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一寸两寸的空间与邻居明争暗斗，被全国人民讥笑和不屑，这能全怨上海人的小器吗？上海人对空间的敏感和精明是上海逼仄的环境塑造的能力，不是本能，而是技能”。
棚户区被上海人视为下只角，或最下只角的下只角，棚户区不是乡下，大多分布在老的建成区，但在大部分上海人眼里几近乡下。上海人看不起棚户区，不仅嫌棚户区破烂，不合上海人的面子观；还因为棚户区的人多为苏北人，苏北人是上海人中的被歧视群体。上海人区别他们的首先是上海话，在上海人看来，苏北话不是上海人应该说的话，因此苏北人的后代在家和家人、邻居说苏北话，走出棚户区与同事、同学、外人一定要讲上海话，而且还得努力掩饰自己上海话中的苏北口音。区别还在于职业，上海的码头工人、三轮车夫、澡堂的搓背工、修脚工和理发工等多为苏北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旧城改造而来的大动迁，几百万上海市民告别弄堂，实际上是告别上海，告别一个塑造了上海人种种或被人忌恨或被人羡慕或被人称道或被人模仿的性格的上海城市空间，上海人认同的根。
一百多年前乡下人离根来到上海，终在上海扎根成为上海人。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内的大移民，老里弄的上海人再次离根，我担心被人一眼可辨认的上海人的特点和上海人自以为傲的性格，都将随之而消失。今天上海人的居住空间，无论从面积还是设备都比原来的石库门住房优越，但上海人勾搭的空间、噶珊瑚（闲聊）的空间、刮香烟牌子和打弹子的空间等已经不复存在了，上海人的做派、上海的卖相、上海人的腔调、上海人的face、上海人的噱头也都没有了观众、没有了喝彩。今天人们不在邻里间攀比，没有了流行的学习和模仿，也没有了那种上海人分享的时髦和做派，上海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一个动辄称别人为乡下人的人群在我看来是在消失中。
老上海怀旧是精英主义而非普通人的城市认同
“老上海”的怀旧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大多数反主流文化的怀旧不同，“老上海”的怀旧正是主流的成分；与通常做出抗议现状的怀旧不同，“老上海”的怀旧是颂扬现状的；与怀旧常常是否定性的不同，“老上海”的怀旧是积极的、进取的和肯定的。老上海怀旧反复抖落的是十里洋场，这一方面反映30年革命意识形态没有完全扫清上海人意识深处的洋场文化情结，另一方面也如熊月之所说，“对许多老上海人或者有着强烈上海情结的人们来说，未来即是过去”。
但怀旧却是选择性的，王晓明尖锐地批评道：“怀旧仅仅钟情于十里洋场的上海，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里弄小市民的上海及苏州河两岸工人区、棚户区的上海。”怀旧的意识形态一上来就是前殖民主义的，完全没有对殖民主义的批评，更没有对后殖民主义的警觉。这是精英的运动，与本文前面的作为上海认同主体的普通上海人基本没有关系，后者是在消灭石库门和里弄社会的城市大开发浪潮中从上海人认同的核心地带消失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小市民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小市民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特征。上海人认同的几个关键因素，市中心的居住和市民空间，上海人借以趾高气扬的现代文明的一枝独秀等，都已经不复存在。
上海出去的画家陈丹青在《闲话上海人》的演讲中，说在今天上海的街头看不到资本家，看不到工人阶级，也看不到能摆平各方的流氓了，没有了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上海也不复为大上海了。我想补充的是，没有了动辄称呼他人为乡下人的上海小市民，那个能不断改造乡下人、怀抱着热烈的世俗追求、充满着精明估算的“阿拉上海”也不复存在了。上海人的城市认同也许有待一个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来续写，但无论如何，那一定是别样的上海认同故事了。
（本文选摘自《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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