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国情特点与“未来起点收入”初步方案
（根据*今条头日**的《翟东升：讲解“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构想【合集】》视频用音频转文字软件制作而成，供网友们学习研讨，欢迎纠错！信息时代，免费共享已是潮流！如果你觉得有用，不妨关注一下小编！）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啊，再次跟大家见面。
年前我在财科院做了一个演讲，后来把演讲视频发布到我的账号上之后，其中一些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最热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所提出的通过未来起点收入来推进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许多人认为这个思路非常好，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思路有可能引发各种问题，不太现实，太激进、
太理想化。所以我今天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系统的阐述一下。
当今世界的一个全局性、时代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央行货币政策扩张，科技快速进步，所有这些所带来的巨量的增量财富，主要为富人和精英所获得，而其冲击和代价则由中产和底层人民所承担。作为中国*产党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的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探索出一条切中时代脉搏而又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
美欧有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也就是给他们本国的所有老百姓发钱，而且他们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不同方式的试验。
他们这种理念值得借鉴，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待改进。考虑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竞争态势，并且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具体国际和传统，那么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和朋友，一块儿提出来未来起点收入这样一种构想，也就是西方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中国版和改进版。
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备选路径之一，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包括统计学专家和人口学者黄文正博士、政治哲学学者李石教授、经济学家刘春杰博士，以及我的博士生王雪莹同学，
我们经过反复交流和修订，提出了目前这一版更加简洁也更加易于操作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首先，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开始，30年来我们所依靠的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明显优势，工业产能全球最大，而且有所过剩。美欧日近10亿人的消费对中国制造业的带动固然是功不可没，但是无论是从相对体量来看，还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这种为西方的中产阶级而生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
其次，少子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错配，因为年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爬坡存在一定的滞后，这种滞后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快速变形，形成了严重的不匹配，导致了工厂招工难而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种双重困境。
第三方面，政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有待改善。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位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低的之一。政府的财政开支中给民众的福利开支占比远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固然是全球最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整体的储蓄率偏高，但是劳动者所得占据整体GDP的比例偏低，而且贫富分化和地区失衡都比较严重。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仍在扩张，但是增速在持续下滑。高端商品的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持我们本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的竞争。
第四方面，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变迁正在对中下层年轻人的生计和前景带来巨大的冲击，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中国是最积极的拥抱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也意味着资本和精英相对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进一步上升，从而导致大学生工资曲线和人均GDP曲线的背离，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将发现自己在智能机器面前——在人工智能面前将毫无竞争力，越来越多劳动者，他的知识积累和工作技能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技术进步而价值归零。
基于以上国情特点，我们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主要包含以下五个要点：
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从新生儿开始一直发到35岁。
第二是对于18到35岁的有劳动能力但是还在能力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中国整体的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形势而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
第三，三十五岁以下的成年人一生中，应该获得一次教育或者技能培训的资助，从而能够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
第四，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发钱，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为国家治理赋能。
第五，资金来源主要以中央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征税仅仅是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们认为，以未来起点收入为核心的共同富裕制度，可以给每个中国公民一生有三次相对平等的站到新的起跑线上的机会。
给年轻人发钱，就是给普通和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一个相对公平的参与社会竞争的参赛资格；给成年人一次再教育和再培训的资助，就是让人在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之下，有一次重启人生、咸鱼翻身的机会；而给幼儿和青少年发现，就是给中下层人民一个结婚并且生育下一代，从而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
这一方案可以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生提供三次起点公平的机会，分别是孩子成长、千年的谋生和中年职业转型。
未来到底能发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版本啊，第一种版本是最保守的，第二种版本是居中的，第三个这种版本是最激进的，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逻辑来确认这个资金规模。
第一种最保守的。逻辑是我们拒绝任何通胀。在不接受任何通胀的前提下，不改变目前的通胀水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给老百姓发多少钱啊？以2021年为例，中国贸易盈余大约有三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我们把这三万亿人民币全部用来给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发钱，第一种最保守方案的做法，就是从2025年起，给年轻的6亿人发放每个月400多元的起点收入，在此后的十年里稳步上涨，到2035年起就稳定在每个月1000元左右，那么我们算下来，这样的金额可以让我们每年的贸易逆差稳定在一千亿美元左右，目前的外汇储备足够支撑30年。那么外汇储备花完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输出了。
这样的方案不会带来任何通胀，而是通过把顺差变成逆差，逐步花掉外汇储备，让别国来承担他们本应该承担的通胀。换言之，起点收入赋予中国公民的购买力，对应着中国本身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服务，也就是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么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的有一期节目：我一个人分饰两角演了一个对话剧，讲的是东海龙王的故事啊，这个东海国国民，他们非常喜欢收集龙王的贝壳，所以他们把每年生产的一部分商品扔到东海里边去祭祀龙王，然后在海边捡贝壳回来，然后储存这个贝壳，然后还觉得自己挣到了钱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期节目。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是不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一部分的血汗，一部分的资源，一部分的环境成本，换成别人可以无限印刷的纸片？假如我们不要这贝壳了，我们不要美元了，我们不囤积额外的美元了，把现在的贸易顺差让它归零的话，那我们算下来，第一种保守方案，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通胀。
第二种居中的方案。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低福利的工业国，福利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已经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那么国民的福利理应跟我们的制造业能力相适应，假设到2035年，中国社会的福利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匀速上涨到目前OECD国家的整体水平，也就是他的GDP的20%是用来给老百姓发福利的，那么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啊，它的增量部分用于发放给年轻人和孩子的未来起点书的话，那么我们算下来，大概是从2025年开始，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一个月是吧，然后匀速的上涨到2035年，到2035年之后就稳定，那么到2035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7200块钱啊，那这个数字就比较可观了，在这儿，我想说一下这个这里边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他是不是应该压低本国民众的福利来换取这个出口？国家其实就是放大了家庭啊！
那么以我自己的岳父的例子来看，他是一个中学老师啊，夫妻俩都是所谓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吃财政饭的人、事业单位的人，他们非常辛苦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挺优秀啊，但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岳父管钱，他管钱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别的抠门，特别的节省啊，但是其实作为双职工收入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要好很多了。那么他三个孩子整天吃南瓜糊糊，每顿吃南瓜糊糊实在受不了了，改善一下，那就是馒头配白菜，三个孩子身高因此而成长的都偏矮。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在长身体的阶段没有给予足够的营养。我的岳父岳母这一辈子下来，他们有没有攒到足够多的钱呢？你会发现他攒钱的速度根本比不上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央行印钱的速度。为什么呢？在八零年代攒下来1000块钱的话，那你到现在这1000块钱连本带息，无非就是两三千，可是当年一整年，你牺牲了孩子的营养所换来的1000块钱，到了今天，这两三千块钱无非就是请客一顿饭的事儿，所以呢，其实是非常亏的，那么把钱存在银行，利息远远低于印钞票的速度。
我只好恭喜他，我说：您呢，压低了家庭的福利，牺牲了孩子的身高，给人民银行做出了额外的贡献。那么反过来咱们国家攒钱换到的也不过是美国欧洲的兑付承诺而已啊，也就是美国央行、欧洲央行所印的纸片，美国政府、欧洲主权政府所发行的主权国债，而且其中的购买力呢，还在不断缩水。好在2013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再增长，我们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开始强调全面脱贫，这个方向就对了啊！但是以我的标准来看，恐怕力度还要加强，胆子还要大一些，步置还要快一些，配套措施还要系统一些，落实过程还要扎实一些。
那么再说第三种方案，就更加激进的方案，更加激进的方案
不是从贸易盈余的角度，也不是从这个福利支出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债务率的角度，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是以前我们把债务看作问题，但假如你把债务看作一种好事的话，注意，一定是用本币计价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这个前提非常明确，是用本币计价的国债，它其实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这一点下边我会专门讲。
假如你改变了对待债务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认识到它的本质特征，那么假设我们2035年中国一般的政府债务率由目前的66.33%（这是IMF的口径）匀速上涨到发达国家整体水平的122%，新增部分里边大头，比如说我们还需要有大量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科技研发等等，我们把增量债务部分的30%用于发放未来起点收入，比如*共中**公共部门的债务率在2025年达到71.39%，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债务2025达到71.39%，2035年达到122%，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给全国的6亿年轻人发放每个月300多块钱（因为起点一定要降低，然后匀速上涨），到2035年涨到每个月9200多块钱。这个力度就非常强！
第二集
未来起点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我本人的研究，我自己概括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我本人所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理念，跟咱们今天所说的未来起点收入相关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民本主义认为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而是人，这个所谓的人，包括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劳动价值论，否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 对物和贵金属的痴迷， 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仍然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的经验，从而形成了苏联经济体系的基因性缺陷。那么，借助两个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后见之明，当代中国的学者和知识者完全应该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改造。必须认识到，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而应该是包含了人的创造、人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全过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的功能越来越被复杂技术所替代，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为创新和消费之中。
第二点，民本主义关注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辩证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 基因遗传的均值回归规律 决定了精英产生于大众，精英又离不开大众。
所谓精英，相对大众固然有巨大的价值和优势，人跟人的天赋和努力差别的确非常巨大。那些高智商的、努力的、自律的、自我驱动的、有创造天赋的精英，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远大于成百上千倍的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一个精英一天挣的钱可能就等于别人一年挣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代际遗传的长周期角度看，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辈那么优秀是？这就是均值回归的规律。你的孩子的身高、智商、运动、天赋大概率是向整个族群的平均值回归，这就是天道的作用。
再优秀的人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会被老天爷收取一个不菲的叫遗传税。比如说我经常喜欢说的段子，姚明跟叶莉的女儿很可能既不如姚明高，也不如叶丽高！潘长江的孩子很可能比他们夫妻俩都高。古人说：“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来自被上一代精英踩在脚下的那些普通家庭。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人的人口基数足够巨大。
第三个方面，民本主义主张竞争和优胜劣汰带来的持续改进和先进性。所以呢，我们倡导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和保持竞争。
那么，极左翼的思想偏好结果平等，而极右翼的思想容忍甚至纵容严重的不平等。在民本主义看来，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战时期苏联模式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追求结果平等，*压打**了竞争，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是吃过亏的！因为我们前三十年认真学习苏联模式，对其中的这样一个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痛切的体会；而美国模式，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理念，纵容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教育、医疗、法律资源的 按 财富 分配 ，剥夺了大多数家庭的下一代参与竞争的资格，所以竞争呢，其实也很不充分。
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这个人不错，但是他真的是智商不高，他的智商测试只有90多，100都不到，也就是白人的平均水平都不到，但是他就能上名校，他就能做总统，他能做上名校做总统，主要原因不是他为人好啊，而是他家庭的财富和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
所以，中国要想在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胜出，并且不断的取得优势，就必须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每一代年轻人中间近似随机地散布在各个阶层的那些潜在的各方面的天才，给挖掘出来，并让他们得到发挥天赋、创造奇迹的必要的机会，因此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那些社会，比那些不平等或者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更有竞争力，我们相信只有给优秀的年轻人以出路，给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有活路，那么先富起来的人才能有后路，而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坚实的复兴之路。
我们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是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中国道路其实是对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融合与超越。新时代是对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30年的融合和超越。他们都符合“正题—反题—和题”的这样一个辩证发展逻辑。
第四，民本主义将政府和国债视为善而不是恶，认为有效而繁荣的市场离不开政府和债务的扩张。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也认为国家债务杠杆的升高意味着宏观经济风险。但是通过实证的全球数据的检验，我们发现世界各国的政府对于他本国的国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而言，是一种善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恶的因素。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有效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为他的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所以，自由主义学者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扩展了，市场就会萎缩，市场扩展了，国家必须退缩。 这样一种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这样一种两分逻辑是错误的。
而国家债务在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也就是在1971年之前的世界中间，固然债务增加，无论谁的债务，无论私人债务还是国家债务，债务增加就意味着宏观风险和利息负担，但是在1971年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税，也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国家的股权，而不是债权，那么无论是利率还是还款期限，都没有了硬约束。
更加重要的是，大国发行的国债，它就是全球的货币基础啊。如果大国的国债不扩张，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只能导致通缩，而不是繁荣。
最后，民本主义把可贸易品视为财富，而把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定义为财富在特定领域、特定社会内部的再分配。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要想过得好，其实一定是当地有那么一个买卖、或者几个买卖，他能够从别的地方挣来钱。
当地就有一批人因为这个买卖而挣钱，挣了钱之后，那他们吃饭、理发、给他们搓个澡，所有当地的那些不可贸易的服务，其实是这个区域社区内部其他人分享他们从外边挣来那个钱。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大量原本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变得越来越可贸易了，这就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此要想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必须用其他的新的再分配手段来弥补这样一个社会变迁、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失衡。
第三集 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和实现价值
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还有利于加速中国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
从经济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的制度创设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首先，相比于西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领域的这样一种福利支出，我们为受益者保留了个人和家庭支配资金的选择权。发给你这笔钱，究竟是你是想买药看病，还是想改善住房呢？究竟在哪个医院看病，在哪里住，在哪里学啊，你有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从而保留并且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空间。
其次，这种再分配的分配过程简单而且比较少腐败，潜在的跑冒滴漏发生的地方无非就是身份和年龄造假，但是呢，通过数字货币转账和支付路径，加上消费大数据与身份信息系统的匹配和自动识别，那要找到那些弄虚作假的基层的干部，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三，未来起点收入制度把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为它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手段，能精准地把购买力输送到政策链条的末端，他还提升国民统计信息的精确度，有利于精准施策。
第四，由于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因而能鼓励国民的生育，延缓中国社会现在日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经济指标上看，这个政策将推迟中国经济的零利率。负利率的出现，也能够为国内总需求的扩张提供新的动力。
第五，它还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它不仅会加速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普及，而且还会扩大本币计价的国债池子。那么现在全球政府的外汇储备和养老金，都需要足够广度和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一个资产池子，尤其是优质的资产池。但问题是欧洲国债它的市场是分割的，是德国国债，法国国债，意大利国债，什么西班牙国债，它分割开的；日本国债是负利率，欧洲也有很多负利率，所以以前啊，大家寻找优质的无风险的资产池、足够大足够足够深的资产池的时候，主流基本上就是买美国国债。
最近几年，人民币定价的中国国债正在成为全球储蓄者的一个新的选择，世界各国的政府，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都可以把一部分的储蓄分流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里边。而不需要担心美国找个理由，把他们的资产、存款全部冻结掉。到2035年左右，我有个大胆猜想，人民币国债有可能比欧洲国债更吃香，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挑战欧元的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六，它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因为从供给侧角度来看，他将年轻人中的那部分天才从谋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得以从事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创造性工作。有了未来起点收入，炎黄子孙就很难再被各路资本所剥削。年轻人不会再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伤害自己的健康、人格和前途的所谓工作，工资上涨就会迫使资本方不得不去运用更多的高技术设备来替代人力，类似于中世纪末期欧洲劳动力减少所驱动的技术进步，他就是这样一个正循环。从需求侧来看，科技产品的迭代演进依靠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所提供的驱动力。
以前全球科技创新依靠的需求来自于美欧日的这个10亿人，尤其是这10亿人中间一半的那个5亿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所以中国的创新科技产品，它的生存发展非常困难。它除了依依赖西方的此前积累的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之外，还需要依赖美欧日的那5亿中产阶级的这个消费。那么有效需求是怎么来的呢？有效需求是人的欲望加上人的购买力，两者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这个有效需求。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需求难以扩张的矛盾，它就在于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有钱，中老年人有储蓄，但是欲望在萎缩。
当今世界的总需求扩张的瓶颈，就在于中心国家可以无穷的创造货币，创造国家信用，创造购买力，但他们的人在变老，而且他们的政府不想带咱们玩儿了！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他们很年轻啊，但他们很穷。
为什么他们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他们无法创造被生产方，也就是被亚洲国家、东亚国家愿意接受的那种信用货币，也就是他们印的钱咱们不认。
中国发放未来起点收入之后，将有6亿充满欲望的年轻人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他们将为中国的、本国的高价的高科技产品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第七，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有利于减缓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消费市场将获得大幅增长，带动本地的投资和税收的增长。
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再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问题： 首先它将有力的改变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把原本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在一代人的世界里边转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就是顶端小、底下少、中间肚子大的这么一个橄榄型社会，加大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党**的长期执政。
其次，它能普遍的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整体的智理成本。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未来起点收入普及之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局面，它出现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
我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巴黎的巴黎高政做交换博士生。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建筑，或者其他的这种环境，而是他们的每个厕所里边，无论是在办公楼楼里，还是这个宿舍楼里，每个厕所里居然都有大卷的免费的卫生纸，他们居然根本不担心有人来偷。所以，我就充分的体会到那句话“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我相信，随着未来起点收入的普遍发放，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基本体面生活之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将会有大幅的上升。
第三，有利于保持社会团结和阶层之间的妥协。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许多富人就很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了削峰填谷、劫富济贫式的存量博弈，以至于多个部门都站出来反复的澄清和安抚，说什么共同富裕不会搞平均主义，我们不会搞劫富济贫，那么未来起点收入用本币计价的增量国债来做大蛋糕，各阶层年轻人获得更多的致富能力和成长机会，而富人则能获得更大的本土市场来做大他们的买卖。共同富裕的游戏就从大家所担心的那种存量博弈变成了增量博弈，从而赢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和国内的团结。
第四，有利于减缓乃至逆转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恶化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那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就是强则愈强，全世界来看无不如此，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人跟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是这种马太效应。未来起点收入给中西部和北方的年轻人一笔钱，他虽然不宽裕，但是能够相当稳定的支持，或者说其实是给他们一种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区域失衡作用。
第五，它可以有力的提升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推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优秀华人的回流。那当别人在质问你“你爱国，这个国家爱你吗？”你可以非常自豪的回答说，这个国家真的爱我，这个国家真的有恩于我，这个国家真的培养了我。
第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可以把它视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慎的实践“共产”和“大同”的一种初步探索。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道路的各种元素，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到自主创新等等，它都可以说从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原先领先于我们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找到的各种启发，那么未来起点收入将是我们真正原创的领先于全球的制度进步，具有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
最后，未来起点所有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在同西方的合作和斗争中取得优势。它会有力的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增长趋于停滞的问题，到2035年左右，是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等于或者超过美日欧三家之和，带来强大的国际谈判地位。其实我们回顾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的200年历史，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律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市场即权力，谁的市场更大，谁掌握更大的消费市场，谁就拥有权利。未来起点收入将会大大改变中国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市场输出的要素，原本我们输出的是通缩，因为每年我们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后我们将转变为输出通胀。通过采购发展中国家商品和服务，中国将为广大穷国创造更多就业，让大家意识到谁跟着中国走，谁就能发财。未来起点收入也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迫使美国人更多的自食其力。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都是未来起点收入的功能，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和担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给年轻人发免费的午餐难道就没有代价吗？难道就没有后果吗？那下边我们重点以较大的篇幅来分别回应一下这些质疑。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风险，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我们权衡他的得失利弊。
下边我们将以较大的篇幅重点展开对代价和风险讨论，并且对各路担忧和质疑提供初步的一种回应。
第四集 对“未来起点收入”的质疑及其回应
第一种最常见的担心，是说你大面积的借债和给年轻人发钱是不是会带来更高的通胀？那么大面积借债和发钱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低生产效率部门，一个是高生产效率部门。那么古典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胀。但是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而且各个行业影响不一。
低效率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它的供给能力较弱，它是有供给瓶颈的，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的价格上涨。
高生产率的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程度比较高的部门，最典型的就是高科技部门。工业化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它的供给能力较强，分分钟就可以扩产。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的时候，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反应不一样呢？主要就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里边，它的低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里边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它的占比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效率部门仍然表现为通胀，
比如说你印的钞票多了，那我相信理发的价格肯定会涨，因为理发师的能力，它无法因为你利率的下降，货币供给增加而大幅提升它的效率，但是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生产电脑的，生产服装的这些部门啊，一旦货币宽松了，利率变低了，这些部门的扩产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这个角度也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日本、欧洲、美国他们在过去这些年大规模的扩张了货币基础，大规模的印钱，但是他们仍然面临通缩，当然美国由于特殊情况，在去年通胀起来了，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么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这些经济体，你只要敢稍微印点钞票，只要印，哪怕印的不是特别多，它那个通胀立刻形成一个爆发、完全失控，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怎么样，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业部类广，而且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
那么在少子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年轻人的新增需求越来越萎缩，因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其实是无穷的，因为可你可以不断的用新的自动化的机器，甚至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接替那些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通胀难以维持高位。十几年来美日欧的量化宽松事件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而且少子老龄化最严重，所以需求增量和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存在持续的大缺口。而且202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4.3万亿人民币，如果让这个顺差归零，也就是说，把本来运到海外交给美国人、交给欧洲人、交给东南亚人去消费的那些产品和服务，在结构略作调整之后，留下来给本国的年轻人用，中国国内通胀率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只不过是把贸易顺差归零而已。
换言之，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劳动和资源换美元国债了，让美国和世界承担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较高的通胀率，而留下这些东西来让我们自己多生一点孩子，让我们国内少一点留守儿童，少一点失学儿童。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本土需求扩张，考虑到用工成本上涨可以刺激本土的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以及考虑到合理的适度通胀，也就每年应该通胀2%到3%，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体。那么再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之后，通胀压力很大部分可以对外转移，就可以去考虑实施较为激进的那些方案了。
第二种质疑是说，你给年轻人发钱，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变懒呢？ 不愿意工作呢？全民普惠的福利方案难免会换取国人关于过去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这样一些不良记忆和担忧，但是未来起点收入他不是大锅饭，因为他不给中老年人发。人生的结局仍然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他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因为他不同于失业补贴，失业补贴意味着有工作你就不能领钱，有些生活要求比较低的人呢，因此就愿意赖在家里工作。
2003年的时候，我在英国杜伦大学读书，我也有时候为了更多的接触英国社会，我自己进了一些东西，跑到英国那个渡伦的集市上去摆摊，因此就认识了一些英国本地的这些朋友，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一个英国小哥，他就是十八九岁，十八九岁他又不愿意读大学，中学毕业之后就在家里玩，经常跑到这个集市上找我们的华人朋友，去买盗网光盘回家看。我们就问这个英国小哥，你这个日子怎么弄的？你跟你爸妈一块住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有个小房子，我就自己住”，问他“那你不上班在干嘛呢”，他说“我就玩”，问他“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他说“我有有补贴啊”，就是刚才说那个失业补贴，年满18周后他每个月可以领800英镑。
大家知道，2003年800英镑，当时1英镑大概等于13块钱人民币，他能领这么多钱。然后他降低一些消费支出，就可以过得很爽，他不用去拧螺丝上班，也不用去擦桌子，他就是在家里享受！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较高的失业补贴会导致这种不劳动的现象。但是未来起点收入仅跟你的年龄有关，而跟你是否有工作无关。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经有各种实验了，这些实验、这些量化统计研究发现，基本收入的发放并不会降低工作意愿。
甚至在某些领域提升人们去做更有挑战性的那些工作的意愿，更何况未来起点收入，它意味着你到中老年之后，你要靠年轻时候积累的能力和储蓄来生活，而不工作就不会有储蓄，不工作也不会提升你的能力，所以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因为他们不必再为了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者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但是它的金额呢，它肯定不会特别高啊，不足以让这些年轻人富足的享受生活。
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你就没这个东西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事实上，未来起点收入发放将导致年轻人面临更加激烈竞争！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原本残酷的金字塔型社会财富分配结构里边，只有来自塔尖和塔上部的10%、20%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才有资格接受好的教育，才有资格参与这个中高端的岗位的竞争，而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80%以上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竞争，那么这个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谁都不能躺平啊，而且谁也不能光靠着父辈的支持，你就可以继续高居在社会的顶端。
这里边儿我们还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就是玩，未来确定收入发放之后，会有一批孩子啊，他会先玩儿，这是人性啊。注意了，玩也是有巨大价值的，你只要能玩出名堂来，无论是玩篮球啊，还是玩乒乓球，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玩别的什么滑板啊，只要你玩的好，你也可以挣钱，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也需要转变一个观念。就是玩，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非常快啊，你真正这个财富分配的合理的话，其实你本来只需要家里边一部分人工作，其他人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且更重要什么呢？你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就是前面我说的消费它的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种质疑，是给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是不是太重了啊？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首先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放的起点收入将很大比例的转化为消费支出和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那么这种财政收支的螺旋标效应啊，就是飞起来器嘛，你把钱发出去，发给年轻人了，发一万亿，比如说增，每增加一万亿，这一万亿带动的消费和新增的投资，因为市场繁荣了嘛，那么做生意的人就会增加投资，做生意增加投资呢，那么你起你政府各级政府收到的税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扔出去一万亿，可能回来个五千亿是吧，所以你的债务实际的增量只有五千亿，那么它导致财政赤字的积累并不快，只给年轻人发钱是未来起点收入，相比于西方他们所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或者现行的西方的福利体系在财政上为什么更加可持续呢？原因就在这儿。
其次，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即便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负债全部都加上，也明显的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根据IMF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政府的总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66%，如果我们再把各种隐形债务，比如说名义上不是政府的，但是是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的，他们的负债我们全部给他算进去（那当然这是尽可能宽口径了啊），那也是80%不到，那他跟工业化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23%左右，还有很大的差距，跟美国的134%，意大利的142%，日本的254%等债务率较高的工业化经济体，那差距更为显著。
中国的公共债务尚有很大的扩张空间。更加重要的是，认为国债多了会导致宏观风险，这种观念是完全错的，这种观念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大脑还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时代 ，只要了解了世界货币演进史，只要了解了今天我们这个货币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来。
那么我们的量化研究发现，国债风险的高低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 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到底在谁手里 ，那么这一点连这个去杠杆理论的最著名的棋手瑞·达里 欧，他也不得不在书里边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原本不知道这一点，这个是经过了类似于我这样的这批朋友，我们这个一直在反驳这类观点，那么他听到之后他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在书里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无论他怎么修改，他无法改变整个他自身的理论逻辑的底层逻辑的错误。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硬锚的信用货币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这个我计算过，1971年到现在50多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它的扩张速度复利、利滚利是9%左右，每年扩张9%左右，但他的债务偿付能力却并没有受到质疑，因为他们是以本国的货币来融资的，只需要发行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偿债即可，那么甚至可以在通胀比较低的时候把基准利率降为负数啊，因而并不存在违约风险，那么债务扩张，主权债务扩张到底有没有上限？只要是用本币计价，只要本币不跟贵金属或者不跟实物挂钩，那么理论上你的债务，即国债，而不是个人或企业债，国债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债务根本就不是问题，国债就是钱，国债就是货币啊，
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只有咱们14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增加国债，14亿人整体上就根本无法挣到更多钱，他们的技术进步只能带来通缩，他们生产的越努力，通缩就越厉害，萧条就越严重，那么这一点我知道超出了绝大部分听众，普通人的对这个货币的想象！那么要想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题关系，我在这不多展开。我在网上的不少视频中曾经讲过DB（翟币）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四种质疑是说人工、中国的人工可能因为发放未来起点收入而变得更贵，那么人工变得更贵了，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发展制造业，那不利于我们的就业。
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制造业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是目的，产业是手段，你不能把本末给倒置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错配，要解决这种错配，需要的不是为保留低端产业而压低本国年轻人的福利和发展空间，而是要创造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那么这就需要从美日欧等经济体手中，去争夺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科技的应用，这是欧洲工业化历史所揭示的核心机理，这也意味着体力劳动者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和设备采购，从而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写字楼里的那些研发、设计、营销、融资等领域的工作岗位。
当然在中国年轻人获得起点收入的庇护之后，一部分无法支付较高收入水平而又无法用机器设备、人工智能来代替人力劳动的那些出口行业将会加速从中国本土消失，他们会顺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地理扩张而转移到周边小国，尤其是RCEP的一些成员国，但是这种转移会给周边小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国际收入，增加他们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说他们就想要买手机，这种情况下，那么由于是我们在买他的商品，我们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是他最大的市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要求，你想买手机吗？你不是说一定要买我们的华为手机，但你不能歧视华为手机。在东亚经济进一步整合的背景之下，这种就业置换可以增加中国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有助于为中国的年轻人创造写字楼里的工作。
第五种质疑是，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
你印钞票多了嘛？股价房价就涨，最终是不是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呢？那么与之类似的质疑是，你们反复提倡的扩大国债，人民币要国际化，给老百姓要发钱，岂不是在重走美国道路啊？那我们的回应是，美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中国要吸取他的教训，
但我们说美国道路有问题，美国体制有问题，并不是说凡是美国干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啊？美国能战胜欧洲和苏联，能在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存在这么多的先天缺陷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仍能够维持今天的国际地位，维持全球顶级的人均收入水平，说明美国一定是做对了某些重要事情的啊。对于他做的高明的事情，我们要认真的研究，虚心的学习，比如说用长期的双赤字政策支持货币国际化，大家以前对双车制啊有各种批判，这种批判他的口径，他的说法来自于什么？恰恰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共和*党**的这个原教旨主义者，那么这种批判其实错的，对于他所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们要坚决摒弃，
比如说信奉自由主义而纵容贫富分化。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市场和计划元素的多寡，而在于“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美国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印了钞票给本国老百姓发的钱，其实是很少的比例；主要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那些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 换言之，他们向全世界储蓄者征收了铸币税，大头不是补贴给老百姓，而是补贴给了本国的大资本集团，补贴给了富人，补贴给了精英。
而中国的未来起点收入则是把国债所筹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而不是用来拉抬资产价格。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印不印钞票，而是印了钞票你给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以遗产税、移民税（也就是移民脱籍税），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给年轻人发了钱之后，富人也是能获益的，但他们获益之后，我们一定要收遗产税，收移民脱籍税，那么配合这些税收措施，那么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将会进入一个缓慢而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第六种质疑是，你只给年轻人发钱，不给中老年人发钱，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呢？而且对他们也似乎也不公平啊？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权利其实掌握在中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手中，社会内部的对资源的分配和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这个群体所掌握。所以我们认为给中老年发钱是对权力的奉承和对资历的奖赏，而给年轻人发钱，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未来的投资。那么我本身也是中年了，是吧？男性啊！我呼吁，中国的中老年男性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要把责任放在权力之前。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他奋斗的价值寄托之所在。在信奉那些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间。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是，在高储蓄率的、信奉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除了以上质疑，还有一些其他的担心，比如说年轻人有了起点收入之后，脏活累活就没人干了，水管工工资和蔬菜价格将会因此而大涨，因为蔬菜它其实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偷渡和难民因此而大幅增加，某些人意识到靠多生孩子就能生活的不错是吧？某些低端人口可能反而生一大堆孩子，降低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富人利用中国年轻的消费能力，从中国赚到更多钱，然后移民或者转移资产以躲避高税率等等，这些担心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完全有足够多的配套政策以控制他的负面代价，比如说除了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之外，也给中国最年长的那1%的人口，也就是1000多万是吧，
最年长的那些人（因为这个自动可以算出来的，全国的这个人口数据——实名数据库建立之后，用数字货币基础来建立之后，你完全可以细算），最年长的1%的人也可象征于发点养老钱，是在爱幼的同时也适度的尊老，从而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未来起点收入的金额先少后多，在五到十年内逐步上升到目标水平，从而允许供给侧的产能有时间稳步的扩张，避免短期内对物价形成脉冲冲击，强化对富人的遗产赠与和移民脱籍税的征收，每一对夫妇的子女中可以享受的未来起点时的人数不能超过三人，是吧？超过部分由你父母额外交税来补足，加强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的智能化、无人化，减少对外部廉价劳动力需求等等，我们有足够多的举措来应对这些潜在的负面的代价。
六 结语
最后是结语。所以总结一下，新思路和新制度的出现，必然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维惯性，要理解和接受我们这套新主张，除了要有要求，大家要有开放的头脑去思考，还需要我们反思并且更新我们原本大家一贯所接受的，对一系列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知，包括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通胀，什么是顺差，什么是科技进步，什么是社会有效需求，什么是机会平等，什么是价值本位等这些概念，它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历史等多个学科。
其实归根结底，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拴在机器边或者餐桌边去拧螺丝或者擦桌子，作为智商最高的人类大的族群，我们其实更适合承担写字楼里边的研发、设计、营销工作，作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们其实更适合游走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弥合各种宗教、各种族群之间的分歧，撮合各种交易。今天中国孩子大多数孩子不得不做的脏活累活，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 交给还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的那些穷国的孩子去做 ，
（这里就不要交给穷国的孩子去做了，也给他们发放未来起点收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也带动他们的发展和改善。那么2013年以前的现实其实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也就是我们用高房价和低福利政策迫使几乎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努力打工养家糊口，牺牲本国的环境和工人血汗换取别人印的纸片，还自以为有了这层利益关系，中国和世界霸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为了压舱石就能够长期稳定。
那么这种背景之下，由于本国的低福利低收入，那么本国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精英，在持续的移民到发达国家为别人效力，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获得跟他们的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高工资、高福利，只有在那里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的环境，因为这是由你跟世界的分工所决定。
而我所描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均衡，是给本国的年轻人赋能，让他们使劲的消费，让他们成长，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市场，用他们的需求拉动本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让其中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得以自由成长。与其让美国、欧洲、日本替我们和全世界印钞票，不如我们来替全世界提供信用货币和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拥有强大政府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最优质的人口，由于中国拥有70年的资本和技术积累，由于我们中国*产党共**的初心是给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从低层次的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
那么，在新时代，我们要想推进共同富裕，要想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想做大本土市场规模，以实现内循环为主双循环，要想缓解新生儿数量急速下降的趋势，要想推进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等新发展理念的落实，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之下，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我们国际斗争能力，要想确保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要想实现上述所有的目标，就必须要认真的出真招、出实招、出硬招！！
那我们认为国内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症结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没有与时俱进，而实现未来起点收入就是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一纲举而众目张，明月升而百川映，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其实凝结着对苏共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的哲理批判和借鉴，扎根于前沿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未来经过学界和政策学同行们互相的砥砺和改进，我们相信他最终能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做出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