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今天，为您详说西南联大那些响当当的教授们的故事。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局。邀请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胡适等参加。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人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闻一多写给儿女们的信中记录下长沙临时大学的景象：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刮起风来，两扇窗门劈劈啪啪打得很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泥土便掉下一块。
也就在这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日军攻克南京，进逼中南，长沙变成前线。临时大学再次转移。抵达云南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开始启程。由于交通困难，除女生和体弱者乘火车或乘轮船，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外，其余师生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历时两个多月，经过衡山湘水跋涉三千多里，由长沙步行到达昆明。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开学。闻一多是自己要求步行的。有学生问他为什么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我要用脚板去抚摸祖先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这一路徒步长途跋涉是非常不易的。交通不便，四处打仗，军阀割据，土匪丛生，恰逢湘西土匪正在与当地驻军交战，师生团队四处避让，走路听到枪响是很正常的事。其中一群师生偶遇一群从山上下来的土匪，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土匪看了看他们，又互相看了看便转头回山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当时的土匪头目湘西王听说西南联大搬迁，担心土匪生事，特警告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许欺负学生，遇见要主动让道。土匪头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冒着风险派人带着诚心和江湖义气与土匪接洽，希望他们给予这 群国家未来的希望一些方便。这些土匪虽然平时抢劫钱财但也知道大义一口应下，在当时成为美谈。
杨振宁曾回忆,母亲怕他们几个子女走在路上被冲散,所以弄了些“袁大头”(大洋),给每个孩子的棉袄里面放上几个。“再放一张纸,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是杨武之的儿子,而杨武之将要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希望好心人看见了,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昆明去。”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籍卡
有人说，南迁也是一次长征，只不过是一群书生，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是手无寸铁的文人，他们的方向是南下。走出一个堪称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情形在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中有鲜明体现。
说完征程再说西南联大当时的环境。有资料介绍，1938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火车西站附近的农业学校选定第一个落脚点，很快组建完毕。学生宿舍全部是借的，由于人多房少连盐商仓库也用来当宿舍。新校舍一个大房子三四十人一排一排的排满。一九四零届校友吴大昌99岁时谈起来，印象最深是办学条件之简陋，当时教室里还有棺材，大家把棺材抬出，墙壁粉刷几下就开始上课。
为保证教学，西南联大不多的经费多花在图书与实验器材上，举校租屋后来实在不便，开始自己建校，梁思成、林徽因刚好来到昆明，校委会主席梅贻琦请他们夫妇设计。由此西南联大师生们生活标配是矮楼平房土墙，只有图书馆房顶最奢侈用了青砖，教室屋顶是铁皮，其他屋顶一律茅草。如此建筑居然出自赫赫有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手笔。
梁思成的设计稿却一改再改，一次比一次简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就哭一次。梁思成终于愤怒，跑到梅贻琦办公室大发雷霆：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最后还是被梅贻琦先生说服，被誉为中国教育之珠穆朗玛就在这茅草屋中诞生。有人说西南联大也许是梁思成一生设计最痛苦的工程，但从这些茅草屋走出来的学生们很多都是大师级人物。
由于教室房顶是铁皮，一下雨声音如鞭炮齐鸣无法授课。陈岱孙先生讲课极会把控时间，内容讲完，一说“下课”准打铃，唯独打乱他的就是下雨，一次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讲课，陈教授无奈在黑板上写下：*坐静**听雨。此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除此之外就是跑警报。由于日本飞机常轰炸，每逢警报响起，师生都要离开学校躲避轰炸称“跑警报”。金岳霖教授躲避轰炸时把《知识论》手稿坐在屁股下。警报解除站起来就走，书稿全部遗失。但他竟在艰苦环境下把这本六七十万字的书再次写出。另外金教授有个规矩和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做其他事，集中精力读书写作。构思时*坐静**冥想仿佛老僧入定。一次大家都去跑警报，他却窝在宿舍浑然未觉。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竟发现他握笔呆立，浑身尘土。
更浪漫疯传的是：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时总要提一只小手提箱，里面并非细软都是一个女子写给他的情书。这位出现在汪曾祺《跑警报》笔下的金先生据猜大概就是金岳霖了。
空*警袭**报响起还有不怕的。一位广东籍郑姓同学，警报一响就用大漱口缸开始煮莲子且神色不动地搅动；另一位不躲空袭的女同学，由于平时抢不着热水，警报一响，众人躲散，她就独占一江秋，尽情热水洗头，炮火声中静濯长发。
西南联大因图书馆座位少排不上队，看书多半在茶馆，这就是联大有名的泡茶馆，昆明街头大小茶馆都像是联大分馆。由此倒成了不跑警报的1944年考入联大物理系的李政道的谋生之道。由于衣食无着，当茶馆的人都躲到城外防空洞，他就跟老板说你只管跑，我帮你照看并帮你打扫茶馆。唯一要求是大家未食完的东西让我吃。老板很高兴，而后其它茶馆也让他去打扫，这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当年在西南联大为读书冒死维持生计的艰苦生活。
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学籍卡。 清华大学档案馆 图
此外，作家老舍当年在西南联大有六次演讲，演讲者和听众都不得不屡次离开会场去跑警报，解除后回到会场演讲继续进行；外文系教授朱光潜根本不相信这样大一个国家会覆灭，在炮声中写着《青春的岁月》著作。有人说他的诗歌欣赏一小时只讲四行听得人心驰神往；外文系教授吴宓在跑警报中居然读了《维摩诘经》和《涅槃经》及《佛教史》等书籍；物理学家吴大猷把大型摄谱仪零件搬来，在破庙里装好领着团队继续做研究，写出《多元子质结构及其光谱》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的联大校友潘际銮院士说，那时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哪会想着就业、赚钱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因此说西南联大校歌就是这种精神熔铸出来的。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
熔铸在旋律里的还有歌词里看不到的其它精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校长夫人卖米糕。战时昆明物价飞涨，教授们工资根本不够一家老小生活。校委会主席梅贻琦校长家五个子女都在读书，微薄月薪只能撑半个月，吃饭经常是辣椒拌白饭，一碗菠菜豆腐汤便是过节盛宴。夫人韩咏华先是帮忙做围巾穗子赚些钱，后来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及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米粉碗糕出售，夫人们背着背篓或手提篮子上街叫卖。
梅贻琦、韩咏华
韩咏华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但碍于梅校长的面子没这样做。卖糕时穿着蓝布褂称姓韩而不说姓梅，但后来人们还是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糕的事。一日遇雨，梅太太被淋成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边吃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而穷成这样，梅贻琦却坚决不让自己就读于联大有资格拿补助金的儿女领这份钱。 有一次，西南联大有批学生要毕业，邀请梅校长讲最后一课。梅贻琦欣然接受定好上课时间。快上课了，严谨守时的梅贻琦却还没到。正当同学们想会不会有意外，教室门突然就开了，梅校长气喘吁吁跑进来走上讲台，还在大口喘气。他对同学解释说：我刚在街上替我内人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我说好八点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还好，今天点心卖得好，有钱赚啊。说完不好意思笑了，同学们却禁不住心里发酸。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
上图，后排：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生活之窘迫，吴宓先生餐肴不过一碗面，其长期盘踞一家面馆，战事方酣物价飞腾，面馆也不得不屡次提价，而每次提价，老板都会向吴先生汇报近情倾诉不得已苦衷，吴先生感觉合情合理老板方会涨价。吴先生则慢悠悠提起毛笔在一张红纸上正楷写下新的价目表，端正贴于墙上。
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曾孙辈）常年破衣烂衫。一次，两个联大女生走夜路忽听身后怪响，二人大着胆子回头发现是独行的曾教授，其脚上鞋子前边张嘴后边开口，这双鞋从此被尊称为：空前绝后。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土坡上一处简陋房屋中，可还是遭到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一劫，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闻一多得知后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共居。这套住房两层，楼下为炊房及堆放杂物，楼上住人。闻一多腾出稍大一间给华罗庚。由于没有隔墙总有些不便，只好挂几条床单隔开。也就在这种岁月中，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往返于城边住所和学校之间。虽说通了公路，但进城主要靠双腿。由于社会治安很乱回来晚了会遭土匪抢劫。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物理学教授、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遇到抢劫。不但抢走一辆破烂自行车，还把身上财物洗劫一空，将任教授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任教授就这样走回家。
夫人大吃一惊，将丈夫绳子解开取出口中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
任教授调侃：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他们搜走了我一块怀表和那辆破自行车。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
妻子说：都啥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回来就好。
朱自清教授因窘困难以买冬衣御寒就买了件披毡，这是羊毛毡做的赶马人穿的像蓑衣一样的披肩。朱自清里穿西装外裹披毡，奇怪的样子引得路人注目，后来大家习惯了，反传为美谈。一*他日**披着披毡到校上课被乞丐缠住讨钱， 无奈之下告知自己是西南联大教授，乞丐立刻散去。 而当时作为学生的汪曾祺常饔飧不继裹被高卧忍饥。*德朱**熙每见他赖床便知其意，找本书再捅汪起来去旧书店卖掉两人吃顿包子。
闻一多穿的灰布长袍是别人给的，他还亲眼见吴晗提着菜篮在市场转悠找最便宜的菜买。教授解决生活窘困，最有名的就是闻一多先生兼职挂牌刻图章了。作为高傲的诗人，面对包括老女佣一家八口靠他一人工资，生计实在难以为继。经众人劝说，迫不得已拿出篆刻本事挂出*章刻**招牌为人*章刻**赚一点钱。有人回忆：曾亲眼见到闻一多先生在路旁草地铺一块旧布，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和*章刻**，坐在小板凳上摆起地摊等生意上门。但刚开始人们不知他刻图章，加上抹不开面子生意冷淡。好友浦江清撰写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骈文短启，联合众教授好友签名，由此出现史上最牛的刻图章广告：
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骈文中的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而程瑶田为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拟闻先生最为恰合。短启旁有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十二教授签名。据说当时昆明轰动求印络绎不绝。闻一多给友人信中坦言：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靠这个手艺极大缓解了生活困难。但他白天要给学生上课和要查资料学术研究，参加民主运动后还经常开会发表演说，只能深夜加班*章刻**挣钱养家。据说在联大期间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足见其治印之苦之勤。闻一多鬻印补家是见缝插针有空便刻一方，在被*杀暗**那天下午前往《民主周刊》社开记者招待会前还奏刀不绝。
朱自清说闻一多是斗士，治印也反映这种形象。昆明学生运动遭*压镇**后“一二·一”*案惨**祸首李宗黄竟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将石料原样退回。这惹恼了特务，把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商店招牌砸烂泄愤。
在西南联大耸立着一块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镌千字之文记述着西南联大的创建历史和校风校典。其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点出文人相轻，而又同无妨异，这就要说到西南联大教师们各自不同的教学风格与个性了。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就是联大奇人多。
前面提到的金岳霖教授就是非常典型一位。少年时赶上辛亥革命，他兴冲冲剪掉辫子，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打油诗一首：
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金岳霖终身未婚，朋友们的孩子都叫他金爸。他喜欢搜罗大个头水果，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摆在书案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输了送人比赢了更开心。金教授还养过大斗鸡，吃饭时跳上餐桌伸长脖颈啄食荤素，他不驱不赶待若家人。房屋一隅摆放长排蛐蛐罐，只为静夜听它们的奏鸣曲。
金岳霖讲课不带讲义只带粉笔，但十有八九黑板上不著一字。他喜欢提问但西南联大无点名册想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女同学都会深呼吸，既忐忑，又光荣。
金岳霖能将昆明大观楼长联倒背如流，却会忘记自己姓名。一次他给老友陶孟和打电话，接通后佣人问您哪位？金岳霖一时答不上来：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不料佣人不报姓名不通融。金岳霖只好回头问车夫王喜，王喜摸了摸后脑勺说只听人家叫金博士。这“金”点醒才恍然记起自己的名字。金岳霖是单身，拿一级教授工资乐得资助学生和朋友。乔冠华到德国留学，金岳霖资助几百块大洋，乔冠华始终感念师生之恩。抗战期间，米珠薪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某日清晨，张奚若夫人发现椅子上放一沓钞票，惊讶这么多钱是哪位客人不小心遗下的？张奚若想后立刻断定：是老金干的。
在教学风格上，朱自清先生的教学一丝不苟，他开了一门“文辞研究”选修课只有两个学生选修也教得非常认真。他的演讲特别风趣，在一次以“五四以来散文”为题的演讲，看着几千众随便坐在草地上冒出一句：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的坐法就是散文坐法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西南联大教授，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闻一多讲课旁听者常满坑满谷，青年人甚为钦敬。这堂课更是这样。一位同学曾记录当时的感想张贴在西南联大文艺壁报上：他精湛独特的见解，清脆爽朗的国语，触动了听课学生。大家感到闻一多的长髯像过了强电流的铁丝一样弹动着，眼睛也像出现放电现象。那天课后，大家怂恿他把讲的内容写下来，这就是那篇《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的著名文章。很长时间，闻一多总被人认为是新月派文人，这篇文章开始改变了人们印象。
最有性格的奇人当属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不把搞新文学的闻一多、朱自清放在眼里，特别是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沈从文持有偏见。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上大家都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说：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是我的学生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跑警报，刘文典途中忽然想起他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不便。便率领学生赶回陈的寓所搀扶往城外躲。同时大喊：保存国粹要紧！沈从文碰巧从身边而过。刘文典说：陈寅恪跑是为保存国粹，我跑是因为我要死了没人能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什么用都没有，你跑什么？
大家深知刘文典狂狷自负，看在眼里的人没几个，但也有人说平心而论这说明他对新文学作家的态度，倒也不全针对沈从文个人。但谈到庄子刘文典确实恃才自傲无比。每次登堂讲授《庄子》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古今治庄子者得失，刘感慨：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还说中国懂得庄子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全世界研究庄子的算半个，另一个就是自己。
不过刘文典确实对庄子研究颇深，作为古籍校勘，1939年，完成《庄子补正》共十卷。陈寅恪先生为书作序：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
因此有人说，刘先生脾气臭而确有真才实学。刘文典讲课时，有时吴宓教授也去听而且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闭目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雨僧吴宓学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1934年为《安徽大学旅京同学会会刊》题词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上了半小时便宣布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篇。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当刘文典讲《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而且叫学生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满篇多半是水字旁，他说不论文章好坏，光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海赋》只能讲半篇。一次学生问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解释说：观是要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民众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还有狂傲之言：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我都会予以解答。他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但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
刘文典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及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抗战爆发后没来得及撤离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政府伪**做官都断然拒绝。1938年，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所讲授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担任文史系教授。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签证。刘文典谢绝了。而其作为国学大师极具传统士大夫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最为后人目之为“狂徒”就是传说曾飞踹蒋介石的罗生门。由此可见，其狂之源。
来龙去脉不及细说。胡适曾提过这件事，鲁迅曾提过这件事，最后盛传到当时作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和蒋介石对骂。蒋怒：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我跟中山先生革命时你还不知在哪里！蒋斥刘是学阀，刘斥蒋那你就是新军阀！甚至演绎到蒋打刘两记耳光还照刘臀部踹了两脚，刘也瞄准蒋的小腹甚至说*体下**飞脚还击。从史料上看刘文典顶撞蒋介石是有的，但没有如此戏剧化。刘文典离开安徽大学后，第二年初拜访老师章太炎讲述这件事。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自己这位弟子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赞誉其堪比三国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祢正平。
任教于西南联大时的沈从文
西南联大中除了刘文典，连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的吴宓谈到新文学也在日记中写到读沈从文等之文增感痛矣。年轻人中也有的看不起沈从文。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在茶馆就听邻桌诗人穆旦说：沈从文到联大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后来穆旦与沈从文有较多接触看法自然转变。再后来沈从文编《益世报·文学周刊》穆旦的诗刊载最多。
不过很多青年人对于沈从文并非如此。汪曾祺说：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他当年除准备高考书籍外，只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两本书。不过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确有一定压力，但沈从文先生有自己的教学方法，他反对命题作文，主张学生想到啥就写啥。学生写的文章他会介绍类似名家作品作比较阅读。他把他的课叫习作、实习。把自己的创作也叫习作、实习。学生写得好的，沈从文作主寄到报刊发表，经他手介绍出去的稿子难以数计。
汪曾祺曾回忆：自己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发表的。他为别人寄稿子用的邮费也是个可观数目。为防超重节省邮费，他把稿纸边裁去只剩纸芯。虽不大好看可当时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就自己抄，用夺金标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并不裁断，抄得卷成一卷，上课分发给学生。他说这种方式是手工业。
应该说，虽然面对学院派鄙视的压力，沈先生是泰然处之的。学院派除了看不起新文学，还因沈从文既没有留学经历也没有读过大学。沈从文来自农村，少年时代曾参军，后来到北京想读大学。可他只读过小学进不了大学门槛，于是到北京大学旁听。从这一点而言，他最高学历称得上北京大学旁听生。沈从文一边旁听一边文学创作。几年下来发表了一批作品，在文坛有了一席之地，特别是他以小说《边城》奠定文坛地位结交了不少朋友。1929年，在徐志摩推荐下到胡适任校长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
之前沈从文从没有讲课经历。第一次登上讲台，面对学生十分钟讲不出话来，后来终于讲了也一塌糊涂。胡适很包容：上课讲不出话，学生不轰就是成功。随后沈从文又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再随后又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聘请到山东大学国文系任教三年，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这时有了执教经验讲课游刃有余很受学生喜欢。后来跟杨振声回到北平一起接受教育部聘请负责编写中小学国文教科书。
1938年春，沈从文来到云南。最初与杨振声继续编写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经杨振声向朱自清推荐并经朱自清提议，西南联大聘沈从文为国文学系副教授。1943年升国文学系教授。汪曾祺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了他的老师。沈从文对汪曾祺很欣赏，曾给他一篇课堂习作打过120分。在给施蛰存信中写道：新作家联大出了不少，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直到1965年沈从文还认为：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汪曾祺参与《沙家浜》等写作，沈从文说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一点儿光荣。
西南联大时期，中间为汪曾祺 西南联大时期，中间为汪曾祺
汪曾祺回忆到：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物文**研究，国内外很多人觉得奇怪。熟悉他的人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物文**有极浓厚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知识。他研究的*物文**基本是手工艺制品。从中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在昆明收集了很多缅漆盒，屋里装点心、装文具都是这种盒子。有一回还弄到很多土家族桃花布摆一屋子。后来沈从文出版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历史学者们认为是一部绕不过去的经典。
面对抗战硝烟的弥漫，在欧洲留学的学子带着最新的知识纷纷回到祖国，使西南联大师资成豪华阵容，教学接近国际前沿。培养出的一代风华其中就有物理系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
【后记】
西南联大，存在8年,毕业生不到4000人,期间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被外界视作传奇。
（来源于综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