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2）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
3）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这是出自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技三定律，虽然这三条定律看起来有些武断，就好像“中年出租车司机”的“键政暴论”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三条定律就像是一条咒语一样。我们的思维就好像被束缚的盆景一样按着其中的内容运转。
道格拉斯·亚当斯
以前负责背“第三定律”的大锅的是小说，后来是电视，再后来就到电子游戏了。
虽然几乎绝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刚入行的新闻工作者）都怀有一种寻找真相、挖掘真相、展示真相的理想，但在现实中他们却也免不了俗。在这里我想从两篇以游戏为主题的文章入手来谈谈“新闻人”的偏见，以及这种偏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一、同一主题下《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与《系统》在差异中的共同
我们把时间调回到2000年，中国大陆因为各种原因使国际游戏市场流行的主机游戏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壤上几近断绝，而电脑游戏却开始了自己直到现在也依然在延续的“康庄大道”。同时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下，社会舆论对于电脑游戏的控诉也愈加强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催生了《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这篇文章在当时将已经趋近沸腾的舆论抬上了新的高度，使“禁网”成了一项社会运动。现在来看这篇文章的问题有很多，但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记者的采访经历是否真实。文章中有一句话让人粗读之下难以察觉，但细细考察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当时青少年在黑网吧打游戏已经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了
“第二次暗访这些秘密的电脑游戏室都在一些居民区内，孩子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为了与孩子交朋友，记者花了一个晚上学会了目前正流行的《星际争霸》和《英雄无敌》，然后来到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着"的孩子身后说："你不行，我做给你看。"我的"高招"果然吸引了他。很快我就成了他的师傅。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个只有11岁的孩子就对我无话不谈了。”
笔者作为一个游戏玩家，花费过不少的时间在《星际争霸》等游戏上，这些游戏因为其本身主要面向核心玩家群体，所以在难度设计上普遍极难，你很难想象一个记者可以在一夜之间学会一个难度极大的游戏，同时还可以在第二天去向一个经常打游戏的玩家面前“秀操作”。这种情况通常我们只能借用武侠小说中的“骨骼惊奇”来形容。
《星际争霸》一款难度极大的即使策略游戏，同时也是电子竞技的开拓者
当然，造假只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其实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样为公共利益出发的造假是可取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应该得到鼓励的。这种思想的对错后面笔者会给出讨论。但是现在我们暂时把目光聚焦到笔者看来更为根本的问题“报道一个群体的生活但却拒绝体验这个群体真正的生活，以自己的一种刻板印象和少数个例在严重的逻辑滑坡下为一个群体进行‘审判’” 。
这是在《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中的问题，当然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南方周末的《系统》这篇文章，《系统》与前面的《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相比看上去更在乎玩家群体自己的视角，针对吕洋（化名）这位深度玩家进行了细致的跟踪调查，没有事实性的错误，符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对于“类*途征**”游戏的一种偏见以及对于某种高于“类*途征**”的单机游戏的态度上的差异。
《系统》中吕洋的经历大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新王崛起与旧王衰落的轮回”。在这样的一种“轮回”*特中**稿作者巧妙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可以从《系统》的作者曹筠武的《记者手记：给尼奥写传记》中发现。在记者手记中作者表示自己虽然比较懂游戏，但并不是非常明白网络游戏，尤其是MMORPG类的网游（*途征**、魔兽世界等）。
作者其实并不太熟悉这一类型的游戏，相比较之下作者其实更熟悉的是单机游戏。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熟悉中国游戏行业发展历程的话就会明白这样一点“在《系统》的作者的那个时代单机游戏普遍是免费的（盗版），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遍认为为游戏花钱或者说花一笔比较大的钱这件事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例如在记者手记的有这样一段话“在此之前，我对网游的了解仅来自我表弟，他玩过《传奇》，那时候我上大学他上中学，暑假一回家，他就找我借钱，为此我对网游产生了一种朴素的*制抵**情绪，自己从来没玩过。”这样的一种*制抵**情绪其实是充分体现在《系统》这篇文章中。
*途征**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中国游戏史上难以绕过的话题
在《系统》中吕洋的作为“国王”的生平在文章中最后的落脚点是厌倦。因为充了钱，吕洋渐渐成为了“国王”当然也得到了系统中“国王”的快乐。但这份快乐并不容易保持，保持“国王”的身份需要不断保持金钱的投入，这份投入不光是在和自己的钱包比，同时也是与其他“挑战者”的钱包之间的一场竞争。而就是这种无止境的竞争让“国王”感到了厌倦。这种厌倦使她离开了没有尽头的“*途征**”。
这里《系统》的作者其实并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金钱，但其实金钱在其中无处不在，“系统”中的竞争本质上就是钱的竞争。而同时在“系统”中几乎所有的快乐都与钱所绑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pay to win”。在这种模式下其实就是通过花钱来获得快乐。而如果你愿意花更多的钱那么就可以收获更多的快乐。
在《系统》这篇文章中的吕洋从开始充钱获得快乐，到成为“国王”求取更大的快乐。最后渐渐发现这种快乐背后的虚无。笔者认为这里面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同时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离开《*途征**》的吕洋看来，当初在其中的快乐究竟是什么呢？”笔者并不知道在吕洋本人看来答案如何，但至少从《系统》来看能够得到的只有虚无。引用《系统》中的一段
“他是谁?是请她护过镖，还是曾经被她从敌国营救?吕洋完全不记得了，她只觉得这些越来越多的威风凛凛的后起之秀，跟以前的她是那么相像，一样地野心勃勃，一样以为发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她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她下线了，并决定永远不再回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当初的一切真的只是虚无吗？”在笔者看了也不尽然。如果一切都只是虚无，那么怎么会有后来的一切呢？无论答案如何至少在《系统》的作者看来答案就是虚无。这其实就是一种对于“pay to win”的刻板印象。
无论是把游戏称为“电子*洛因海**”的夏斐还是控诉“系统”的曹筠武，其实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种站在某种道德立场上对于自己立场所反对的事物的一种批评。而这种道德立场其实就是一种“神圣化的公共利益”
二、谈这种差异中的共同背后的根源
我们试着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新闻道德的约束下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驱动力可以促使新闻工作者打破新闻道德的束缚写出这样的文章？”在笔者看来，也许只有除了功利方面的算计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魅惑人心”使新闻工作者可以暂时忘记新闻道德。
这就是个人心目中的“神圣化的公共利益”。在《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中神圣化的公共利益推动者记者罔顾事实，去编造自己的采访经历。因为在记者看了电子游戏就是坏的，无论记者是否真的了解电子游戏，调查的目的看起来是为了探索电子游戏的现实影响，但实际上只是用来证明记者自己头脑中的刻板印象。
当然，我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有很多，但当某一种刻板印象被神圣化时，其就变得难以被改变，遇到了与这种印象相悖的事物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刻板印象出了问题，而是现实出了问题，或者是对现实的观察出了问题。
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使记者所做的从“展示真相”变成了“展示记者自己认为的真相”。这就造就了“电子*洛因海**”的诞生
三、谈“神圣化的公共利益”与传播效果
当然，如果记者只是“展示记者自己认为的真相”那么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记者与其他的表达者最大的不同是记者的表达使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因为记者写出来的稿件从来不是自娱自乐，而是要被放置于社会公众的目光下，在名为“大众媒体”的渠道上进行传播。
在笔者看来新闻记者“展示记者自己认为的真相”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影响，其后果使往往是不可控的。
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与《系统》都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前者推动了对电子游戏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对中国的文创产业有深远的负面作用。而后者则相对较为正面，造成了消费者对传统意义上的“氪金网游”的敌意情绪。两篇文章一篇以负面影响为主，另一篇以正面影响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选题，《电子*洛因海**荼毒青少年，学子应远离电脑游戏》发表时正值电脑游戏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的中小学生娱乐方式转变时期，作为中小学生娱乐手段的电脑游戏备受社会关注。《系统》发表时正是巨人春风得意时，各类与巨人有关的宣传铺天盖地，巨人的创始人史玉柱作为一个商业神话被众人膜拜。两者都是当时舆论的“风口”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他们为选题的两篇文章被迅速推向公众的眼前，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虽然“娱乐至死”这句话已经被各种媒体反复引用，似乎我们现在的受众完全不关注公共生活。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媒体的夸张。公共生活始终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即使是以娱乐化著称的微博，其热搜榜上尚且有大量的严肃信息。所以当我们以公共事件或某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主题时文章会更容易受到受众的关注，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当这种公共利益被神圣化时，在部分狂热分子的作用下舆论意见可能会趋向于极端化，其传播效果变得更加不可控。
四、警惕我们手中名为“公共利益”的舆论利刃
通常来说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中，舆论都是社会治理中重要部分。一方面，舆论有监督公权力运行、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舆论本身又受到这三个部分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要谨慎的对待舆论。因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本身就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当我们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去引导社会舆论时，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在引导的过程中收到自身偏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塑造我们挥动舆论利刃时方向。进一步，当舆论作用于现实时，新闻工作者也需要为其最后的结果负责。
诚然，我们不可能消除我们的偏见，因为那样我们将很难进行任何判断。但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它的警惕。避免将其神圣化而使舆论趋向于狂热，因为当舆论走向狂热时，作为公众的教育者的新闻工作者就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