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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于是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

除了广为人知的广场舞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活动，数不胜数，然而活动的过程中不乏事故发生，由此引发人们的担忧和思考。

一位热心市民在小区内组织文娱活动，居民们积极参加，打军鼓、舞龙狮，精彩纷呈，谁料参加者竟身死排练现场。

死者家属表示无法接受，认为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赔偿，但热心组织者却直呼冤枉，“他来凑热闹猝死！凭啥要我赔62万？”

热心组织者冤在何处？组织者与参加者的死亡之间有何联系？活动参加者的死亡结果到底应该由谁负责？

男子李某是个热心肠，他对舞蹈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军鼓艺术造诣很高，总是免费教授社区群众这些技艺。

舞龙爱好者张某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李某经常在带领大家参加一些文娱活动，由此，他还建立了一个群。

这些文娱活动大多是无偿的，即使参加的是有偿活动，钱也很少，李某也会将大家一起挣的钱，买一些表演的器材和服装。

某日，李某和往常一样，在群内通知打鼓队的成员，到活动地点集合，进行彩排，为当晚的表演做准备。

张某本不是打鼓队成员，也不参加晚上的表演活动，但也跟随队员们在活动地点练习舞龙。

对此，李某并没有在意，也没有干涉张某练习舞龙。

练习一阵子后，张某突然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地。李某和打鼓队成员见状慌了神，赶紧凑上来查看张某的情况，并对张某进行大声呼叫。

然而面对大家的呼喊和询问，张某已经不能做出任何回应，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

李某和队员们立刻进行施救，并拨打了120，但是在李某和成员们的救助下，张某并没有好转，仍然无法回应李某的叫唤，身体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120救护车到达后，李某便陪同医护人员护送张某到医院进行抢救，经过长时间的抢救，张某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经鉴定，张某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就离开了，李某和微信群的成员们对此都十分伤心和惋惜。

葬礼过后，李某本以为一切都恢复平静了，但骤然失去亲人的张某亲属，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于是，找上门去向李某讨要说法，要求李某对张某的死亡进行赔偿。

李某非常理解张某家属的心情，但是他认为张某亲属要求自己赔偿一大笔钱，实属无理取闹。

李某表示，对于张某的死亡自己没有责任，拒绝任何赔偿。

经过多次的协商和激烈的争吵过后，双方当事人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张某的儿子气愤至极，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了法庭。

张某儿子认为，李某作为群众性集体活动的组织者，在活动期间对活动参加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当张某发生意外倒地后，认为李某没有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耽误了张某的黄金治疗时间，导致张某最终死亡。

张某儿子还认为，要不是李某组织了这个活动，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李某应当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张某儿子，要求李某支付丧葬费以及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2万余元。

这份起诉状，无疑给家庭本就不富裕的李某当头一棒，李某表示以自己的经济状况，这钱猴年马月也还不上，并且表示不服，“他来凑热闹猝死！凭啥要我赔62万？”

接到起诉状后，李某便寻求了律师的帮助。

李某辩称，彩排本就与张某无关，自己也并未通知张某参加彩排，是张某自己要来的，属于自甘风险，应当自己负责，事发后自己也立即采取了救助措施，并拨打了120，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张某的死亡是他自身的身体疾病造成的，与自己无关，拒绝赔偿。

经过审理后，根据《民法典》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和自甘风险的规定，法院认为，张某参加活动属于“自甘风险”，并且李某组织的文娱活动，属于非营业目的的群众性活动，不能据此扩大其安全保障义务。

另外，组织者李某组织活动的行为并无过错，并且事发后，李某对张某进行了积极的救助，属于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基于这些原因，法院遂驳回了张某儿子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

张某在活动现场猝死，家属要求李某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对于这种要求，李某是否有义务承担该责任？

双方各执其词，百姓众说纷纭。

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剖析，作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李某，应承担怎样的义务？李某的组织行为，与张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组织者李某对参加者张某进行的救助，是否属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民法典》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李某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其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一种在调整经营场所、公共场合和群众性活动时，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立的法定义务。

因此，不同场合，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义务人承担的责任的也不尽相同。

根据上述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和立法原理，在确定李某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其权利义务。

李某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无偿教授参加者技艺，并且没有从表演活动中盈利，活动所得的资金，全部用于表演器具和服装的购买。因此，其组织的娱乐活动属于非营业性质的群众性活动，不能据此扩大其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让李某承担与营业性质的活动组织者相同的责任，这是不合理的。

一般情况下，作为组织者的李某，其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应当限定于参加者的基本人身安全。

张某在发病前未遭受任何人身损害，应当认为李某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张某发病后，作为组织者的李某，竭尽全力对其进行适当的救助。无论是张某发病前还是发病后，李某都尽到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张某倒地后，李某立刻进行了积极的救助，作为非专业的医护人员，李某的救助手段和效果，符合通常情况下，应当达到的水平和预期。因此，如果无限制的扩大组织者李某的安全保障义务，使得其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就违背了公平原则。

张某儿子所要求达到的救助效果，在心源性猝死的情况下，作为非专业医护人员是无法做到的，法院判定其理由不成立是合理合法的。

综上所述，组织者李某对于活动参加者张某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二、李某组织活动的行为与张某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承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本质上是承担侵权责任。

一般侵权行为中，承担侵权责任要满足四个要件：存在加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发生、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过错。

本案中，张某儿子方认为，李某组织活动的行为与张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法院认定李某的组织行为并无过错，与张某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法院的认定的确是合理合法的。

李某的组织行为只是一般的生活行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加害行为包括行为和违法两个要素，必须是具有违法性特征的行为。李某的行为不具有发生危害的通常可能性，故不具有违法性，更不能认定为加害行为。

张某的死亡结果，与李某的组织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

我国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通常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

也就是说，根据一般的社会经验，如果加害行为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在现实中，该加害行为也确实造成了损害结果，那么，我们就认为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在李某组织的活动中，确实出现了张某死亡的情形，但是根据一般社会经验，李某组织活动的行为，不可能引发心源性猝死的结果。

案发后，李某对张某进行了积极、适当的救助，对于张某的死亡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因此，李某的组织行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加害行为，他与张某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属于侵权行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三、张某参加活动的行为，是否属于“自甘风险”呢？

《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该条款表明，参加者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活动时，需要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

本案中，张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愿参加文娱活动，因自身疾病导致心源性猝死。

其他参加者，包括李某在内，对于张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死亡结果须由张某自行承担，属于“自甘风险”。

本案的判决合理合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不仅保障了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合法权益，更是对全民健身热潮的推动，为建立一个公平、健康、自由、向上的社会秩序添砖加瓦。

我们痛惜生命的意外逝去，但自己才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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