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对外侵略与争霸，是同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化过程相一致的。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化不同，它并不由一个法西斯政*党**来实现的，而是由日本财阀(垄断资本)所支持的法西斯军人集团 ----日本军部实现的。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法西斯军人集团的政治地位，也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政府与财阀、军阀的紧密勾结，致使日本军阀、财阀的势力与日俱增。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的结果，造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财阀势力的急剧增长，不仅老财阀大发战争财，又出现了一批与军阀紧密勾结的新财阀。
这批新财阀是“九·一八”事变后主要靠发展*火军**生产起家的，其命运与战争紧密相连，所以最富侵略性，是日本军阀的经济支柱。
随着日本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强烈主张排除政*党**制内阁，建立军部独裁，实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统治。因此，由法西斯团体制造的武装*变政**和恐怖*杀暗**事件不断发生。
1932年内，右翼团体--血盟团连续制造了三起刺杀和*杀暗**事件，其中的“五·一五”事件，枪杀了政友会内阁的首相犬养毅，企图一举建立法西斯军人内阁，但事件过后，军部既未被追究责任，又随之组成了以海军大将、前驻朝鲜总督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这等于在实际上结束政*党**内阁制。此后的内阁首相只限于由军人、官僚和贵族担任。这时，军部内部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又激烈起来。
继1935年8月少壮派军人在军务局长办公室杀死永田铁山局长之后，1936年2月26日，22名少壮派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发动军事*变政**，袭击首相官邸等，刺杀内阁成员，发表“起义宣言”，提出所谓“兵谏”，要求军部首脑传告天皇，成立军人政府。但因军部首脑不能容忍这种兵变方式，所以*乱暴**遭到*压镇**，皇道派也被彻底从军部内清洗出去。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掌握了军部的统治权。
3月9日，根据军部和陆军所同意的名单，由前外相、法西斯头目广田弘毅组成了新内阁。之后又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任职的制度，为军阀干预政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广田内阁虽仍在标榜自己是“举国一致”内阁，但实际上是军部操纵和控制的法西斯内阁。它的成立标志着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法西斯政权已经建立起来。
在日本国内法西斯化的同时，侵华活动也进一步加剧。早在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入华北时，已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使南京政府在承认日本侵占东北既成事实的同时，把平津以北的冀东划为“非武装地带”，中国*队军**不得在这一地区驻扎，从而使华北的门户洞开。之后因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加之实力不足，曾暂时采取了所谓“和睦外交”，使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进入1935年后，日本*队军**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连续不断的寻衅滋事，制造了华北事变。
是年5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到长城附近坚持抗战。不久即在日军和国民*党***队军**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但日本却以此为借口，称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振声报》和《国权报》两报社社长(均为汉奸)被*杀暗**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进行军事威胁，声言中国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南京政府继续妥协退让。双方经多次交涉，最后由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所提出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等各项要求，达成秘密的《何梅协定》。
与此同时，发生了所谓“张北事件”。6月5日日本特务4名潜入察哈尔省张北地区绘制地图被当地中国驻军扣留，旋即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挟。南京政府又完全屈服。
6月27日由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代表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了《秦土协定》主要内容有取消察哈尔堵内国民*党**的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等。《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日本实际上已控制了冀察两省。
之后，日本侵略者又在华北积极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变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为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1935年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叫嚣华北五省组织“联合自治”脱离中国。
10月，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省东部的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一批流氓无赖进行所谓“饥民*动暴**”并占领了香河县城，由少数汉奸、劣绅组织县政临时维持会”制造了“香河事件”。之后，由被收买的汉奸、流氓组成的“自治队伍”时常在平津街头出现，或者后市政当局“*愿请**”要求“自治”。
11月24日，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是日本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后来，又在察哈尔和绥远两省北部拼凑了另一个傀儡政权--以蒙奸德王为总裁的“内蒙古军政府”。
而南京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退让，于11月26日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随后又下令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委员中包括了由日本推荐的著名汉奸王揖唐、*克王**敏、齐燮元曹汝等人，实行“华北政权特殊化”。“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12月16日成立。由于北平进步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才延期至12月18日成立。至此华北危机已达于顶点。
日本除了采用外交政治军事等手段蚕食中国华北外，还不断加紧进行经济侵略。1935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由“满铁”组织“兴中公司”“开发华北经济”。通过“兴中公司”及其他机构，日本在华北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以签订协定、联合开采操纵市场、霸占产地等多种手段，掠夺了华北的煤、铁、食盐、棉花等战备资源。
同时，日本又利用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以武装力最底护日本浪人在货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私走**活动。私货品种繁多，价值巨大。据统计，仅从1935年初~1936年5月，*私走**货贸易额即达3亿元，使华北地区一年即损失海关税1亿元。不仅严重搅乱了中国市场，也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但日本侵略者的欲壑难填。1935年10月~1936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所谓“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不但要求在华北建立亲日政权，则且妄图把蒋介石南京政府也变成亲日政权，以便控制整个中国。
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以后，随着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确立，加快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即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联席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确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
基本方针是，“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这是日本综合其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而确定的北进与南进同时并举的侵略扩张总纲领表明日本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将随时发动以全面进攻中国为中间突破口的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