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悦

1922年，鲁迅写下了小说《端午节》。

多年来，大多数人的眼光都聚焦在鲁迅所写的“名篇”之上，而忽略了一些看起来“默默无名”，实则“思想深刻”的文章，比如这篇《端午节》。

那么101年前，鲁迅写下这篇《端午节》意欲何为呢？

其一，鲁迅是对胡适在此之前提出的“好人政府”的一种“讽刺性”的回应；

其二，鲁迅基于自身的*场官**经验， 谈*场官**的弊病究竟在何处。

这也是这篇文章要分享的内容，至于《端午节》中所囊括的其他内容——比如创作方式上，鲁迅对“讽刺小说”的吸收与延续，亦或鲁迅所提倡的“经济权”等等，暂且不谈。

《端午节》的始末

小说《端午节》一开篇就写道，主人公方玄绰将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由“都一样”改成了“差不多”。

自从改了这个口头禅， 小官僚兼大学教员 的方玄绰思想又“进步了”，眼观现世的肮脏龌蹉，有了更多的慰藉——

看到老辈“倚老卖老”，威压青年，一开始方玄绰感到愤愤不平，随后一想“差不多”，便直觉“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于是，不平的情绪掰平了；

看到兵士在街上殴打人力车夫，一开始方玄绰也感到愤愤不平，但一想“差不多”，便直觉“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于是，也不放在心上了。

当然，偶尔方玄绰内心也怀疑自己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没勇气反抗恶社会，所以才瞒心昧己、自欺欺人地造出这么一条“逃路”，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差不多”的思想压了下去。

小说中的方玄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方玄绰自我评价，他不知道自己是懒，还是无用，总之不喜欢“运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也因此，只要他的地位不被撼动，他就绝不吱声；教员的薪水拖欠大半年，只要他还有别的官俸，也绝不开口讨要，不仅不讨要，当教员联合在一起去“*薪讨**”时，他心里却觉得他们的行为“欠妥”。

但对于“*薪讨**”的教员，他内心也是同情加理解的。所以，当“*薪讨**”的运动受阻，教员要求“付薪”，政府要求“上了课才给钱”，引来一位大教育家发声： “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

方玄绰听后大气，回家向太太发起了牢骚：

“你看，还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哩。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当时，没参与“*薪讨**”的方玄绰的家里也没法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了。随后，不仅教员的“薪水”拖欠，就连官俸也开始拖欠了。

从那之后，明面上，方玄绰仍旧没有参与“*薪讨**”的活动，但暗地里也响应了*薪讨**者们的行动——比如“*课罢**”之类的。

可能看到这里，一些人会觉得有些“云里来雾里去”摸不到头脑。

那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薪讨**”只存在于农民工，然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却出现过一次“*薪讨**”的浪潮——北洋政府挪用克扣教育经费，以致到1921年“六三事件”之前，北京高校教员被拖欠的薪金一度高达80万左右。

鲁迅所写的这篇小说《端午节》，包括后续的那篇《记“发薪”》记录的就是这件事。

而对于“*薪讨**”运动，鲁迅也不太积极。

不是鲁迅也有“两份工”（教育部当差兼大学教员）不差钱，在鲁迅的日记里可以看出，那时的鲁迅也早已举债度日，而是鲁迅觉得没有意义。

不仅如此，在当年的“*薪讨**”运动中，鲁迅隐隐发现其目的并不单纯，存有弄权自利的行为。所以，鲁迅即便偶尔参与，也不说话，只是睡觉（见闻一多回忆。）。

回到小说中，“*薪讨**”运动的进行，政府付了一些钱，然而就在这时，学生总会里却有人上书给政府：

“教员倘若不上课，便不要付欠薪。”

这一下，方玄绰怒了，听到学生总会的这句话，再联想到之前政府的那句“上了课才给钱”，“差不多”的口头禅也不顶用了，于是方玄绰在课堂上发表了一段重要的演讲：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方玄绰的这段话，有挟带私心的不平，但每当这个时候，方玄绰就有一个“毛病”——“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

鲁迅写方玄绰这个人物，就是要批判那些在“*薪讨**”之中弄权自利的人。

在《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1923年11月）一文中，鲁迅也曾明确地说过：

“我觉得做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有人说，必须作彻底的改革，我们是革命派。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 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 …… 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而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

这是鲁迅的剑指之一。

剑指之二， 是鲁迅对当时胡适所提出的“好人政府”的设想的批判。

大先生打向胡适的耳光

在《端午节》中，鲁迅安排给方玄绰的那句口头禅“差不多”，就来自于胡适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传》（1919年）。

胡适口中的“差不多”其实很简单，批评的是国民的不认真、不仔细、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特点。这种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态度，在胡适的眼中就是国人的生存哲学——“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但“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由此变成了懒人国。

胡适

这种思想的背后是胡适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

而到了有11年*场官**经验，且对人性有深刻研究的鲁迅这里，“差不多”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鲁迅的“差不多”基于“性相近”的思想，也就是对青年一定胜于老年，学生一定胜于官僚，弱者一定更接近正义这一系列观点的质疑与否定。鲁迅认为，人都一样，“差不多”。

如果说，胡适以“差不多”来呼吁进步的话，那么鲁迅的“差不多”恰恰质疑和否定了这种的所谓的进步——当试图改变现状的弱者掌握了权力，由于自利的本性，就会变成维持现存秩序的强者。

鲁迅为何会有这种态度，源于当时胡适的政治主张——

1921年6月，胡适联合丁文江、王征、蒋梦麟等人成立了“努力会”，旨在“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

1921年8月，胡适第一次提出“好政府主义”，指出它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便是好政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一班好人”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积极奋斗。

1922年5月，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在第二期，由胡适执笔，联合蔡元培、陶行知、罗文干、梁漱溟、王宠惠、汤尔等15位知识界名流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正式提出了“好政府主义”的口号。

这种主动认为，中国的病根在于“好人自命清高”、“袖手旁观分裂”，只要“好人”（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中国的问题就能解决。

对此，鲁迅却没那么看好。

在鲁迅眼中，“好人”从政便会产生“好政府”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鲁迅清楚，*场官**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结构，上下级权力关系对官员有着天然、强大的同化力，他自己以及教育部的同僚之中，就有许多曾是受过新教育的留学生，是所谓有道德的知识分子，但大至国家政治、小至办公室政治，都并未因此清明起来。

所以在《端午节》中，鲁迅会给方玄绰安排这样的剧情——

方玄绰后来解释自己为何不参加“*薪讨**”时，自述：

“他最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

在“*薪讨**”者们“*薪讨**”成功后，“*薪讨**者”又立马变了脸：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索薪大会的代表不发放，先说是没有同去的人都不发，后来又说是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就变了阎王脸了，我实在怕看见……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卑屈……”

正是出于对人性的了解，所以鲁迅不看好胡适的政治主张，所以会写《端午节》批评，更会在后来再次写《记“发薪”》重申自己的看法——

无论是上至部长的“他”，还是每日按时上班的“不贰之臣”，或是曾经犯上作乱的“索薪会”，一旦掌握了资源或权力，成为了“施主”，都会利用它来惩罚同僚、显*威示**风。

既由此，鲁迅怎么可能会看好胡适所谓的“好政府主义”呢。

而事实上，在吴佩孚支持下，由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谈“药”——由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到鲁迅

如今提及*场官**，我们绕不开的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场官**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

对*场官**的批判，这四部小说的意义与价值远超于四大名著。

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 把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聚焦在了*场官**上——

李伯元在《*场官**现形记》中冷嘲： “上上下下，无官不贪” ， “不要钱的官员，说书人说实话一个都没见过” ，甚至于买官都是一种生存的“刚需”；

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热讽披露各大“怪现状”，各类欺骗层出不绝、无奇不有，最荒唐的就是苟才 （巴结上司“献媳妇”） 、叶伯芬 （分人别类，见人喜好的拍马屁） 类的官员，以致作者不得不借主人公之口发声：

“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

而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贪官不好，清官更坏；而到了曾朴的《孽海花》，即便是考出来的文官，有心救国，却也好心办坏事蠢事（用重金买来假地图）……

在那个时期，重点讨论的问题是： 可不可能有好官，民众能不能依靠好官。

而对于这两个问题，李伯元在《*场官**现形记》的一句话，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答案：

“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

那么*场官**的病症究竟在哪里呢？

从晚清一路走到鲁迅，文学的视角也逐渐从“官本位”转化到了“国民性”。

因为在鲁迅看来，那时中国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场官**的问题，或者说*场官**的弊病——根本是在于人的。

在《忽然想到·三》中，经历过辛亥革命失败的鲁迅，对*场官**的冷眼旁观，让他意识到：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到底是贪腐*制专***场官**导致了百姓愚昧奴性，还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场官**的贪腐*制专**？

在当时，鲁迅的态度是趋于后者的。

于是，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会这样写到，要“吃”狂人的人——不是官府爪牙，而是与他一样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而到了《药》这篇小说，鲁迅更是在“茶馆谈药”的那段剧情中，罗列出了五个阶层来寻找病根。（具体内容可见之前的文章《104年后，鲁迅《药》中的那颗“人血馒头”，你真的看懂了吗？》）

等再到《阿Q正传》（比《端午节》发表早半年），鲁迅对*场官**的弊病已经看得极为透彻了，那特意安排的“土谷祠之梦”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许子东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对“土谷祠之梦”总结道：

（1）*反造**者一旦胜利，首先要对付的不是宿敌，而是身边的同类；

（2）*反造**者要剥夺权贵的财富自己享用；

（3）*反造**者要驱使指挥自己的奴才；

（4）对权贵财富（比如女人），也要选择精华，不能全盘接受。

之所以会有这种结论，是因为受欺辱的阿Q在梦中“翻身”后，要做的事却是惩罚与他一样受苦人，要抢女人，要抢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深思*场官**的弊病究竟在哪里？难道把所有的官都换掉，换一批民众百姓上来就会好么？

未必吧，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人。

也因此，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会沉重地写道：

“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

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人的身上存在着“国民性”……

结语

正值端午节之际，再次翻看鲁迅101年前写下的《端午节》。

看过之后，存有一个疑问：

晚清时，人们发现的病根在*场官**。而到了鲁迅那里，用“国民性”这个药方予以医治。

而如今，晚清时期的病痊愈了吗？

如果没有痊愈的话，是鲁迅的药方不对呢？还是没有坚持鲁迅的药方呢？

卿心君悦，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温暖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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