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凡西
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中国学生的反对派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最高学府的列宁学院起，包括各个种类的军事学校，直到中山大学，我们都有了同志。
在中山大学，若把有组织联系的，与未曾正式参加而思想充分同意反对派的全体计算起来，该有一百四五十人了。全部学生那时约共四百余。
托洛次基的有名文章：《第六次国际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已传到莫斯科，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应，更热烈的当然在我们中国同志中。我们并非全体一致与立即地接受了他的论点。特别是他提出的总口号：“国民会议”。
那时我们的理论水准毕竟不高，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尤其不能灵活与具体地掌握。我们的革命理论太过抽象，太公式化。
在实际斗争中受了惨痛的打击，在革命的学校里又读了一年图式化与表面化的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历史，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都成了无条件的“左派”。
凡左的、直接行动的、“纯粹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立场，很容易为我们接受；反之，“右的”，比较冷静的，带点“资产阶级性质”的策略，不易得到我们赞同。
在那个文件以前，我们觉得托洛次基的立场一贯是左的；而“六大以后”中的分析及其中心口号“国民会议”，在我们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看来，似乎老人忽然跳到斯大林的“右边”去了。
*共中**第六次大会反对将苏维埃当作直接行动的口号，主张“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为下一革命浪潮到来时行动的准备。
这就是说，“六大”使*共中**在事实上完全没有中心政治口号，而名义上则仍以苏维埃口号来起这个作用。
这种办法是混乱而危险的，其根源在于对中国当时反革命胜利后的局势没有清醒与正确的认识，结果便是替未来长时间的盲动政策立下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前提。
在事后，特别在西安事变以后，回想起托洛次基的国民会议口号来，我深深地认识到老人思想的敏锐，以及预见的正确。
托洛次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可以说无一不表示出他惊人的天才的，可是在所有的意见中，最勇敢、最灵活，最不可及的一点，则我觉得是他在一九二八年秋季的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有时我想，如果*共中**那时能接纳这个口号，能依照托洛次基所规定的方式和精神来提出它，宣传它，并为之进行最有力的斗争；如果并非在七年之后，即在一九三五年秋才用可耻的，对蒋介石投降的方式来拿取这个口号，那末，中国至少会少损失成千成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头颅，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多半会早结束几年，日本军阀可能不敢如此冒险，二十余年来中国和亚洲的局势都可能不同的吧。
不过这只是事后的想法。在当时，别说斯大林主义者们，便是在根本问题上都已经接受了托洛次基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很不好。
在莫斯科的托派中，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当时中国反革命胜利已是事实，其统治将有或长或短的一时期稳定，但如何从这个正确的判断中，得出正确的策略，我们却都不曾好好地想过。
在这样的局势中，挥动苏维埃的旗帜来进行直接*动暴**，我们知道是错的，此时甚至斯大林和瞿秋白都知道是错的了。
他们主张暂时把苏维埃收起来，作为“宣传口号”至于用什么“实际口号”，藉以概括反革命虽已胜利而民主任务不曾解决，革命势力依然存在，却一时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整个时局的特点？
则斯大林与瞿秋白没有办法，我们这些托洛次基主义者也没有办法。托洛次基给我们提出办法来了，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革命民主政纲。这当然是对症良药。但斯大林、瞿秋白们却斥之为“取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我们也就在自己的幼稚成见与敌人的无知攻击之前动摇了，不敢加以接受。
托洛次基的“国民会议”口号给了莫斯科托派以很大烦恼，酿成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这混乱后来一直还带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反对派运动中拖延得最长，争论得最多的一个分歧意见。
在表面，我们不久都同意了老人《六大以后》文章中的意见；不过很显然，各人是依各人自己的了解程度，自己的气质，自己的倾向去接受它的。
最早接受这口号的是刘仁静，他是列宁学院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是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之一，曾任青年团书记。因为资格老，知道的东西较多，人也很聪敏，所以在青年反对派中有相当声望。
不过他关于托洛次基这个口号的解释，却使我们所有的人大为吃惊。他特别着重中国的议会制度前途的。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的稳定，强调议会制的优点，以及争取议会制的必要。在他的信念中，议会制乃是中国当时直后一时期的必然发展，中国新的革命一定要在那一发展之后，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提出来。
在莫斯科当时大多数的反对派看来，这个看法是确实的“取消主义”。有一部分人，甚至还被刘仁静的极右的解释吓退了的。在最后，经过了相当讨论，多数人接受这个口号是由于如下的解释，即：“国民会议口号的主要作用，是为的要在反革命时期重聚与团结革命力量，进行民主斗争，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藉以走上新的革命。”
这个解释是左的，虽然也不甚完备，但比之刘仁静的却较符合于托洛次基的精神。
莫斯科中国学生中的反对派继续发展着，因国民会议口号而引起的一时困惑，不久就克服了，新的同情者几乎是每天增加。由陈绍禹一系把持的正式的学校*党**部，虽然操着学校行政的实权，同时暗底里，阴谋进行着将来把持整个中国*党**的准备。
但是这个*党**部是毫无生气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警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
比较深刻的，严肃的、善于思想的人，此时便很自然地倾向到反对派来。反对派组织绝对秘密，我们这个三人委员会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是反对派的影响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感觉得到的，要看到反对派的文件也不很难。
旧东大学生中，只有很少几个没有加入或倾向反对派，大约只有两个人投向了陈绍禹的小集团，其中一个绰号“老寡妇”，陕西人，曾在冯玉祥队伍里当过军*党**代表的，此时正在反对派与陈绍禹派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后来是他出卖了全莫斯科的反对派组织。
反对派（正确些说，应该是反对*党**部派）此种无言的威胁，自然为陈绍禹们所觉察。*党**部不得不想出办法来应付了。
所用手法是多端的。
第一，成立打手团（这自然并非专门对付反对派)。在“提拔工人”的名义之下，陈绍禹们捧出了几个孔武有力，蛮不讲理的工人同志来。
其中有数位是从法国转来的，山东人，第一次欧战时候派去法国的华工。他们在法国的唯一工作，就是和曾琦们的国家主义的棍徒们打架。人很忠实，可惜头脑非常简单，他们信任了霸占着*党**部的陈绍禹们，把其他同志，陈派的异己者，看成为“国家主义派”一类的敌人；
另一些是从上海来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个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的下场据说姓李的后来在瑞金被枪决，姓王的回国后就投向国民*党**了。)
这些人时常打架，完全是陈绍禹的“马仔”作风。陈氏所到之处，这些人大抵形影不离，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叫人非常看不顺眼。
第二种手法是所谓“转*党**”，这是完全针对反对派的。本来，凡是*共中***党**员，在苏联就视同联*党共**员，在任何方面都不分轩轻，不受歧视的。
到了这时候，陈绍禹们忽然发明了“转*党**”的办法，即要求大家申请加入联共；成为联*党共**员。在申请转*党**时，申请者必须在*党**员大会上踏上台去，简述自传，并听凭群众批评。倘群众无异议，即算“转*党**”成功，从此成为“头等*党**员”；此时倘有人指责，或提出反对，那就难望通过，始终成为“次等*党**员”（即仅仅*共中***党**员)，有时，甚至连原有的中国*党**籍都会被剥夺的。
这种手法，充分表示出陈绍禹们的买办根性，而其用心之卑劣，更令人发指，这是无端地进行一次甄别和“整肃”，藉将他们的不同意见者及反对派分子，清出*党**去。
这办法举行了几次，激起了最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家用消极态度来*制抵**它，就是根本不申请“转*党**”，群以*共中***党**员的资格为已足，不希罕多得一张*党**证。
结果，陈绍禹们毕竟不便提出强迫“转*党**”的主张，事情只好不了了之，阴谋暂告失败了。
不过他们想打击异己和摧毁异己的阴谋是继续着的，尤以踏进了一九二九年的春季时更甚。
此时整个苏联的反对派正如我在前面说过，都在飞速发展。由于农村的危机加甚，斯大林不得不偷取反对派的主张来应付局面，同时开始与其同盟者*派右**布哈林们公开决裂。
一年前被宣布为“对*党**诬蔑”的反对派的种种警告，这时候一一证实了，或者由斯大林自己述说出来号召全*党**同志警觉或与之斗争了。
事情证明得非常快而清楚，托洛次基是正确的。
他的威望便以惊人速度恢复转来。人们此时越来越愿意倾听反对派的说话，拼命寻求托洛次基的秘密文件。苏联*党**员和群众中此种心理上、思想上与感情上的转变，恰恰与我们中国学生中的过程一样。
一年前随和了斯大林的，此时却以双倍的热情来怀念托洛次基了。莫斯科托派的秘密组织经常被破坏，但新的领导机关跟着成立。托洛次基被流放在辽远的阿拉木图（接近中国*疆新**的中亚细亚地方），他的居处被监视，对外的交通受阻碍，但是他写的每一篇文章，写成后至多不出一个月，总可以传遍于全苏联。
同情托洛次基的人太多了，即使在斯大林的特务机关里，被命令去对付托派的，却在暗中帮助托洛次基。权位之争仿佛还不曾最后决定，因之连职业官僚们都觉得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和异日重行当权的托派做个见面之礼。
中国学生规定着以部分时间参加生产，他们被派往各厂实习，还有少数业已失去*党**籍的（其中有反对派同志)，则被送至外地工厂做工，这些人时时回到莫斯科来，告诉我们一些外埠工人的情形。
从这二种人的消息中，我们知道苏联工人当时非常倾向托派，对政府极其不满，此种不满在外埠工厂中，往往会使小故酿成为*工罢**。
此一客观情势，使斯大林寝食不安；他不敢将托洛次基关进监狱，当然更谈不到将他杀害了。他最初利用了中央员会的名义，要求托洛次基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却被后者拒绝。最后，他只好将托氏放逐国外。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间的事。
托洛次基的被逐出国，事先进行得非常机密。我们很早获得风声，说斯大林们对托氏的活动限制得越发严了，更大更重的压迫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但没有人想到会送他出国，因为即使最狂妄的想象家，也不会想到斯大林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政府缔结协定，使外国的宪兵和警察替他看管这位苏联的创造人。
我们料不到斯大林会有这样的主意，更猜不到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居然能同意替斯大林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事实竟发生了。那是当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或二月上旬的一期《真理报》上，在最不引人注目的报屁股上，登载了一段小新闻，说托洛次基及其家人被逐出国。
那段小新闻的正确措辞我已经记不起了，仿佛只提到了他从事“反苏联的秘密工作”的罪状，并未明言他被送到土耳其。
这消息在反对派的同志中引起了广泛的激动，可是苏联的一般民众对此事却仿佛很少关心，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都不曾看见有人谈到这件事。根本那段消息太不叫人注意了。但是几天之后，却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天早晨，我们从宿舍走到学校去，只见街道花园里，路角上出卖报纸的小亭旁，人们一簇的拥挤着，拿着报纸，纷纷在议论。我立即买了一份来看，在第一版上用大标题登载了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托洛次基先生出国的第一步》。
文章还附印了一幅照片，那是一期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面登着的托洛次基的一篇文章。耶洛斯拉夫斯基没有告诉人家托洛次基说了些什么，而只是大声疾呼地说：看哪，托洛次基一出国就和大英帝国主义勾结上了，勾结了来反对我们苏联！叛徒的原形毕露了！
这手法是非常恶毒的。因为十多年来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间尖锐而激烈的冲突，在一般群众中，特别在年青人中，造成了一个成见，即以为一个革命者，不管你用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只要你利用资产阶级的报纸来说话便构成了对革命的叛变。苏联是由*产党共**独占了出版的，除*党**报外根本不许有其他报纸存在，非由政府出版的刊物，一律属于反革命的，因之，人们就无法了解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革命者的行为，他们在许多场合中，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报纸发表文章，利用资本家的书店来出版革命的书籍，或者，通过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耶洛斯拉夫斯基与斯大林利用苏联人对于此种情形的隔膜，于是就拿托洛次基对伦敦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的事情来打击他。
结果倒是很有影响的。不但苏联的一般人中因此引起了波动，便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托派中，都觉得托洛次基做了一件憾事，使仇者快心。
那时托洛次基还是苏联公民，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苏联大使馆里，他和国内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为此他立即写了一封《告苏联工人书》，愤怒地揭穿斯大林和耶洛斯拉夫斯基们的阴谋。
他控诉斯大林们和资产阶级的*动反**政府勾结在一起来*害迫**他，抗议他们不让他这个苏联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住在自己的国内；然后他举了列宁当年的例子，说革命者对资产阶级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甚至发表文章，都是常事，是完全允许的。
这一封信很快在俄国的工人中传开了，发生了甚大作用。托洛次基写那封信时候的心境当然无限悲愤，因此写得情文并茂，感人极深。
我将它译成中文，中国同志中有人读了甚至饮泣的。可惜这封信仿佛没有传到中国，中文和外国文的我都不曾在国内见过，可是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只有后来老人悼念儿子的那篇名文，给过我同样深的感动和印象。
驱逐托洛次基出国没有能阻止反对派在苏联的继续发展，即使用最卑劣的污也未能收得预期效果。当时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吵已成公开秘密；布哈林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又和过去的对头，目前已经投降的加明尼夫们私相联络；斯大林便立即给了*派右**以行政上的打击，将布哈林、赖可夫与托姆斯基这三巨头从他们的重要地位（第三国际主席，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全苏联工会主席)上打下来。
这二派互相攻计，揭开了不少内幕，让人们看清楚了所谓“列宁主义的，精诚团结的中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苏联的群众中流行着这样一个想法：托洛次基是杰出的，是大英雄，但不安分，有野心，时时捣蛋，因之，他之被踢开虽然是可惜的，但为了*党**和中央的统一，为了大家能和和气气做事，踢开他也好。
当托洛次基被驱逐出国时，《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记不清是台明扬·白德内伊的打油诗呢还是别人写的文字)，就是反映了这种情绪的。
那篇文字的大意是：“好了，我们的英雄’走了，从此不再要什么英雄，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和衷共济地干下去吧”。
这几句话在斯大林后期的环境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否定了斯大林的“天才”，将他位于平凡人之列。
不过，在那时，这不但是一般同情斯派的群众如此想，便是斯大林自己都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的。他当年正是用“集体领导”的法宝来打败对托洛次基的“个人崇拜”的。
可是自从一九二九年春天开始，上述那种天真可笑的想法，逐渐被事实所*翻推**了。“平凡人”之逐走“大英雄”，却原来为的要让一个真正的庸人来冒充天才。
这秘密在那时虽然还不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但是至少，人们在托洛次基被逐以后一两个月，早就看出了那个“精诚团结”的中央委员会，虽然已不再有“捣蛋鬼”在内，却还是不能“和衷共济”，甚至分歧得更无原则性，因而是更无耻的。
“正统的列宁学生们”的出丑露乖（时而攻击，时而悔过），使一般人很自然地怀念起托洛次基来。“他才是一个汉子！”这句话越到下层越容易听到，尤其是经历过革命；在托洛次基的领导下当过红军的人。我在苏联的接触面不大，其中大多数又是*党**员，但也曾不少次听到过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