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开始了“去汉化运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运动，究其根本其实源于其占领国日本。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朝鲜长期受日本占领，因此在战后，不仅对日本产生了敌视，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对与日文字形相近的汉文也产生了敌视情绪。

然而即使是这样，由于常年的“汉化”已经根深蒂固，直至今日，这种去汉化运动仍然是未竟全功。许多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已经不再使用汉字作为流通文字，但仍然会运用汉字进行表音来标注韩文。这也是如今韩国学者一直在反对“去汉化运动”的原因所在。

那么原先发源于我国中原地区的“汉文字”又是从何时韩国开始流行起来的呢？这要追溯到公元7世纪。

一、“汉文字”传入前的高丽

此时的高丽，应该称之为新罗。同一时期的中原大地，正处于唐太宗统治期间。与后世人们想象中歆慕王化，礼仪之邦的印象不同，此时的新罗，对于汉文字并无太多了解，即使是当时的新罗朝廷中，有能力读懂汉文的新罗人也不过只有一名叫做强首的新罗学者，以至于所有与唐朝有关的回表都只能由此人代为撰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新罗就是一个不通文字的蛮夷部落，事实上，此时的新罗早已有了自己的语言，而官方的诏书，也开始通过使用汉字表音而成文。

然而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正处于王化不及之时。为了沟通新罗并达到与之合作，共同羁縻*句丽高**的目的，就有了邢璿出使新罗之事：“(孝成王）二年春二月，唐玄宗闻圣德王薨……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夏四月，唐使臣邢璿以老子《道德经》等文书献于王。”

可以说，此时的唐朝，已经有了教化新罗，以此地为藩篱构建唐王朝统治边疆的意图。然而即使是这样，此时的新罗却仍然不能称得上是王化之地。

这点可以从当时新罗的人名构成看出。在高丽末期，当地士人已经多有用汉式姓为自己取名或作表字的习惯。而在新罗初年，这样的风气尚未形成。就拿当时的大氏族 (王族与六头品贵族）为例，绝大多数的氏族子弟刚刚开始拥有汉姓，表字则很少出现，而比之第一等的中层贵族，姓名则仍然保留着古朝鲜语的特点。

比如*句丽高**始祖*蒙朱**，就是因为“扶余俗语，善射为*蒙朱**，故以名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新罗末期。根据《韩国人名字号辞典》记载，此时的新罗，只有13组姓名，而这样的数量是之后高丽时期的千分之一左右。

二、高丽朝初期汉文的传入发展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丽朝初期才开始有所改观。

此时的高丽在汉文化传入方面迎来了有别于新罗王政时期的罕见高峰，这样的态势即使是在后来爆发了契丹入侵、李拓事变等祸事之后也没有停止，只不过速度却远远不及之前。以高丽朝的诗词发展为例，至今仍保存下来，继续流传后世的文集不过百种。而那些散佚消失的则无法计算。在评价这一阶段时，我们必须注意，汉文化在高丽初年的发展仍然是不充分的。

即使以数量论，高丽一朝的诗人和诗词数量也远远不及唐王朝的庞大，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后者的文化传承也没有因为文明遭遇战火而断裂。这虽然有着体量方面的区别，但是后者对于汉文学传承的重视程度也并没有后世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强烈。

的确，此时的高丽仍然只是朝鲜半岛上一个并不知名的小国，在遭遇契丹入侵的大环境下，想要继续保持文化的传世其实远没有后世人们想象中的简单。

这也与高丽的经济基础以及科技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印刷术已经开始初见端倪，而直到宋朝开宝四年，为了刊印《大藏经》一书，高丽却几乎是以举国之力历时十余年才将此书刊印成册。而此时，已经到了宋朝的兴国八年，也就是公元983年。

事实上，这种文化传承的缓慢发展还同样体现在当地人名与字的变化上。就像前文所述的那样，新罗时期，当地只有氏族子弟才会以汉文字来为自己取名和表字，到了高丽一朝，整部《高丽史》中，诸臣列传中收录高丽初年人物13人，其中只有王儒字文行、徐熙字廉允二人拥有表字。而到了公元12世纪，这样的情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肃宗、睿宗、仁宗朝以汉姓自称的人臣一共有32人，占到了《高丽史》诸臣列传中这一时期臣属人物的一半以上。

三、高丽前期“汉文字”发展的推动力

1、教育的发展

在探究高丽初期汉文学影响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此时的汉文化仍然只能算得上是一种“阳春白雪”，他们与之的关联并不明显。唯一使得当地平民可以接触到汉文字的，除了用于表音时的情况以外，最多的可能就是高丽科举制度。

此时高丽朝科举取士仍然十分初级，但由于在科举取士过程中，汉文字成了官方的书面语言，因此这也成了下层平民接触汉文字的最佳和最优渠道。从穆宗七年开始，高丽在科举考试时就开始考查《礼经》贴经内容，也就是对于《礼经》内容的熟稔程度。

而到了睿宗十四年，这样的考试内容得以逐渐深化，从字句的背诵逐渐转为对于经书内容含义的理解。这也是后来从睿宗、仁宗朝开始，朝臣中大多数会以汉姓自得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发展，几乎是高丽初年时期开始形成的一种根植于文化血脉中的本能。即使是战火频仍地显宗朝，这一既定国策也几乎没有丝毫变动。

而对于科举的重视，同样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从睿宗朝开始，朝中重臣均以教授儒学学生、讲论经义为荣。这样的盛景到得仁宗一朝达到了高峰。据史料记载“国子学、大学、四门学， 三学学生各300人。”这对于当时的高丽基本上已经是一种极限。即使是到了后世的宣和六年，大唐使臣徐兢曾在自己的书信中记载：“其在学生……合三百五十余人。”与此同时，高丽民间的私学也开始流行起来，“上而朝列官吏，娴威仪而足辞采……下逮卒伍童稚，亦从乡先生学”。

官学、私学的发展和推动对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同样起着极大地推进作用。乡间士绅和富户同样寄希望于科举制度改善自己的地位，可以说，官学、私学、科举制度三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态网络，共同促进了汉文化在高丽初年的流行和发展。

2、对天朝上国的歆慕

高丽初年的历代国王均以文治为自己的重要功绩，科举制度的发展和进行也使得汉文化开始有了自己发展的土壤，而由遣唐使带来的文化繁荣，同样让高丽国王看到了本国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新罗时期，遣唐使制度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初见端倪，而到了高丽初年，这样的制度更是成为高丽与国朝取得联系的最主要手段。

这种遣唐使制度在表面上看去，似乎只是中原王朝一种较为强悍的中心论的体现。然而实际上，以唐朝为中心建立的汉文化圈，对于大唐和高丽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我国为例，从汉代末年开始，*句丽高**这个农耕势力就开始成为我国辽东地区的心腹之患，而隋唐数位君王之所以要多次征伐*句丽高**，就是因为后者对于我国辽东时局的搅乱。高丽虽与*句丽高**并非同文同种，势力范围也并不相同，但扶植这样一个朝鲜半岛国家，对于稳定大唐边患问题，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高丽更是如此，鼎盛的唐帝国是高丽学习上国文化最佳的对象，而遣唐使带回来的也绝不仅仅只是诗词歌赋，一些在大唐人眼中稀松平常的事务往往反而是遣唐使能带回国内的最好礼物。农耕、冶铁等百工才是这一时期高丽最主要的收益所在。新罗末期实行读书三品科，地名和官名相继汉化，都是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完成的。

四、结语

高丽初年的汉文学发展，并非是突然而然的一次迸发，相反它其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结果。从新罗一朝开始，缓慢而坚定的汉化活动已经为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后高丽一朝将汉文立为官方文字，以及科举制度和遣唐使制度的出现，同样使得它成了高丽朝开国之后的立国基石。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战争与内乱都无法将这一进程打乱，而汉文同样在这一时期对于高丽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现代的韩国学者也无从辩驳和否认。

参考文献：

1.《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

2.《论高丽前期汉文学发展主要动因》刘畅东疆学刊第36卷第1期

3.《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 及其历史演变〉，《韩国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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