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代酒的典故，最早来自于《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时文记载，吴主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活脱脱一个大酒桶，不但自己猛喝，还不准其他人喝的少。偏偏他又是“主上”，领导一个劲的猛干，下面的臣子们怎么好意思敷衍。所以但凡上了孙皓酒桌的，7升是最低标准，按照水的比重，7升就是7公斤，14斤的酒。当然，汉代的酒都是曲酿的发酵酒，最多也就20度，皇室用酒，大致在15到20度之间，现代普通啤酒的酒精度大部分是4度，一瓶酒不到一公斤，换算下来，孙皓酒桌上的宾客，最少要喝三十多瓶，如果按照现代50度的白酒来算，也要连喝接近3公斤。对于我这种很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来说，这个数字真是令人胆寒。
而且，那个年代，文人雅士们喝多了以后，大多会借着酒兴吟诗作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多少千古流传的佳作就是在这样的觥筹交错中迸发出来的。不像现在，喝多了以后就会撒酒疯吹牛皮或者拍马屁。韦曜作为《吴书》的主要编撰，那个时候才名已经传遍东吴，自然免不了要常常去参加这样的应酬。然而韦曜的酒量十分有限，“素饮酒不过二升”，距离孙皓酒桌的最低消费7升差距遥远。偏偏孙皓这个人，又特别嗜杀，尤其是在酒桌上杀人。作为三国时吴国的*国亡**之君，孙皓残忍暴虐，昏庸荒淫。对待自己的大臣，全无君臣之礼，常常令自己的臣下“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即便是对待每天侍奉自己的近臣，也是“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大臣王藩就是因为被孙皓怀疑喝的太少装醉而直接处斩。
想想以韦曜这样的酒量，要去赴这样的酒宴，那真是九死一生，但是如果不去，更是十死无生。
然而让人感到奇特的是，孙皓到了韦曜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转了性，他知道韦曜酒量小，喝不了多少，不但不像以前那样乱发脾气，还总是命宫人在韦曜不胜酒力之时偷偷的把杯中酒换成茶水，什么茶史料中没有记载，估计是普洱、葛花之类。这样，韦曜便总能全身而退，第二天继续回去写书。以孙皓继位之后肆意妄为的秉性，能对韦曜这么一个政治地位并不高的人物如此礼遇，看起来十分让人诧异，其实，仔细想想韦曜做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吴书》的编撰，韦曜掌握着孙皓的身后名，而孙皓本人对自己大约是有点自知之明的，黑材料一抓一大把，身前名都不咋地，身后名估计。。。而中国历史上，写史的这帮人，怕死的还没有学术不精的多，万一要是韦曜学学董狐，来个“赵盾弑其君”之类的玩意，或者像司马迁一样受了大辱更是下狠手去写汉武帝，那孙皓估计就真的悲剧了，既然“威武不一定能屈”，那就只能用“富贵”来“淫”了。
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以茶代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