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快到了，但我首先要说的却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情人关系”或者一方是流氓或者都是流氓。所以，本人还是先说说古代的婚姻制度吧。
现在许多问题都讲究“中西结合”，那么，“情人节”咱们也来个如此做法。西方情人节咱们讲讲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情人节”呢，咱们再聊聊西方的故事。
从“*亲近**不得结婚”到“理念上的*亲近**不得结婚”：从为人类更好的发展到统治需要的副产品
在古代中国和世界，关于“婚姻”关系都经历过不分*亲近**、*亲近**不婚两个阶段。其中*亲近**的概念是不断地被扩展的。在中国，这种情况与优生优育、儒家思想、人口数量等问题有着很强的关系。不能结婚的关系从“*亲近**”到“表亲”再扩展到“同姓”，最终扩大到“理念上的*亲近**”——干亲。这一流程有好有坏。
“同姓不婚”和“理念上的*亲近**”，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和好处，现在已基本上被抛弃了。
人类得第一个“限制婚”是从群婚开始，这一制度直到现在还在一些原始族群中实行着。“群婚制”首先排除了子女、兄妹等直系亲属之间的婚姻。这种情况在母系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但在这种群婚制下的孩子们，只知有其母，不知其父为谁。
从父系原始社会中后期到奴隶社会后，人们逐渐从群婚制走向了个体婚。人类主体也随之进入“一夫一妻”“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或“多妻多夫”的“个体婚”形式。人类也日渐脱离动物的混*伦乱**理。这些对人类的优生优育自然有好处。
我国的婚姻制度中的各种限制
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同姓不婚”观念，之后，开始对“中表亲”进行限制。“中表亲”又分为内表亲、外表亲，前者是指舅舅、姨的子女；后者是指姑姑的子女。
春秋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亲近**结婚的问题”。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之人乃是一个祖宗，因此，同姓不婚。
又因为“堂亲”也就是自己叔叔伯伯的子女都是“同姓”之人，所以，从西周开始，“*亲近**”中的堂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就不允许了。
对于“表亲婚姻问题”，我国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各个朝代法律不一，又因民族习惯不同在民间仍流行。总体上说，从宋代以后，政府层面禁止“表亲结婚”，民间仍然较多。最终，我国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明确禁止三代以内的表亲关系，也就是旁系血亲。
传统中国并非从优生优育角度去考虑“*亲近**结婚”问题，而是从一种“秩序思想”考虑
传统中国对“禁止表亲结婚”更多的不是从优生优育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儒家思想”日渐成为“统治思想”，将法律思想与“礼制”结合去考虑。从唐朝开始，“礼法制度”就形成了。因此，唐朝在“禁止各类婚姻关系”上开始成熟。
唐朝开始禁止“收继婚”，也就是兄弟娶亡弟兄的妻子、儿子娶继母、庶母。但总体也是流于形式，民间和统治阶层内部仍然有此案例。唐高宗、唐玄宗基本上就是打了擦边球。明朝对收继婚比较严格，娶父亲、祖父的妾或与叔伯母者处斩；娶亡兄弟妻者绞刑。清朝虽继承了明朝的这一法律，但执行中并不果断。
唐朝开始禁止“姻亲间不同辈分间的婚姻”，例如岳母和女婿、舅舅和外甥女、姨和外甥等。
唐朝开始禁止“同母异父、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婚姻”。
唐朝开始禁止“杂户、官户”与平民结婚。其实，这条法律也是对“士庶不婚”的延续。
唐朝开始禁止地方官员不得在任期内与治下百姓结婚。
唐朝之后的宋朝也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主体思想”的时期，但因为唐朝在婚姻关系上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所以，宋朝在这方面也仅是“重复强调”，较有发展的就是向宗教势力扩展。宋朝曾以诏书的形式禁止僧道娶妻、嫁夫，元代则从法律层面正式禁止。
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在各种方面都形成了“多样化”。但对汉人基本上也遵从这一历史规律，比如收继婚，汉族以外的百姓可以实行，汉族则要执行自唐朝开始就实行的“禁止政策”。以上婚俗关系，在民间都大量存在着。
明朝是“儒家思想成为绝对统治思想”，特别是朱元璋要求从上到下，从百姓日常的行走坐卧、吃喝打招呼、起名字等事无巨细都从儒家思想角度去规范的“儒家日常生活指导运动”，明朝皇帝从宣宗开始就“全民、全阶层”地受儒家控制。
民间思想接受儒家思想后，结合传统的朴素理念、针对百姓文化低的特点，往往呈现一种“极端化”态势。那么，“理念上的*亲近**”就是一种“极端化表现”。例如法律层面上，极少有“收养亲之间禁止结婚”，但在民间却将“收养亲的关系视为*亲近**”，干亲结婚就形同“*伦乱**”现象，从而产生了一些悲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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