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忠明

1989年，我在老家榆社县城参加中考，34年后的今天儿子在太原市参加中考。这几天，他的妈妈除了孩子外，具体点说是除了孩子的考试外，目空一切。工作暂停、家务随意、闺蜜让路、网购无心、美食无味、化妆无意等等，与平日的性格和风采大相径庭，眼里只有考试。她包揽了孩子起居事务，吃喝拉撒，几点起床，看什么资料，吃什么主食，喝什么汤水，她都大包大揽。孩子虽然有点懒散，其实他心里有数，总体还算比较自觉，她就像太平洋的警察一样管得那么宽。我稍微提出一点合理化建议，必定会招来暴风骤雨般的反击。我的完整成体系的教育理论和高屋建瓴的严密社会逻辑在家里是无效的。只能远远地看着她紧张而忙碌地操劳，自己负责一些跑腿、取货、送人、洗碗之类的外勤工作。

虽然我们的家庭力量弱小，但是给了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营养的食物、充足的睡眠，舒适的环境有些过分，最近几天，在家里凡事得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大声喘气，更不敢大声说话，手机瘾也得忍着，最宽松也不过睡前看无音的视频。

我相信家家都是这个样子，迎战考试。

我的中考与他的中考不同。

那年是6月28号开考。提前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进了县城化肥厂，找到我姨哥。姨哥是厂里的职工，那时他的家小都在村里，他住在厂里单身工人宿舍。两间大的平房，随意摆着三四张单人床，姨哥手指其中一只床说：“你晚上就睡这里吧，他上夜班不回来。”于是，我的中考房和中考床都有了，饭菜记大不清，好像姨哥用一口黑油油的锅熬了稀饭，我吃了他从食堂带回来的两三个馍馍。饭后就睡了，当时我的鼻子还很灵，床上是一股化工原料和汗水混合的独特味道。我应该感谢这个上夜班的工人，但是考试期间早出晚归，两天也没有见到人家。考完试就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赶回到村里了。父亲种的早熟豆角已经成熟，是套种在玉米地行间的，得趁着玉米还没有长高赶紧摘下来卖掉。

从我上初二那年开始，我在暑假时帮着家里大人到县城卖豆角，初三毕业中考后更没说的了。

还是中考的前一天，我要进城了，回家向大人告诉一声。从学校回到村里，屋里屋外没一个人，找不到母亲，一时有点着急，急中生智跑到种豆角的地里去找。果然，父母都在地里，我站在地边上喊了一声说“我要进城考试了”。父亲抬起头迟疑了一刻，领会到我的意思后，继续忙他手里锄头，母亲直起腰，一手抓着把豆角，另一只手抬起用袖擦擦额头的汗水，叮嘱了我几句，站在原地看着我骑车赶路去。

提起中考后卖豆角，忍不住道几句另一个话题，我写过一篇小短文《平生三辱》，卖豆角就算其一。我上初中后，父亲每年在几块玉米地里套种豆角，是早熟的豆角品种，不串蔓，豆角结夹量很大，长的也喜人。前一天，全家人要到地里摘上一个下午，一根一根从豆蔓上摘到篓子里，一篓子一篓子地汇到编织袋里，再把一大袋豆角扛回家。夏日的阳光把豆角晒得热乎乎的，扛在肩上像极了现在用于理疗的热盐袋。

家里人都是朴实庄户人，出力可以，发愁去城里售卖，父亲最有本事，却也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于是我便心里想着帮家里大人解这个难。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半大小子了，有力气，用二八自行车一次驮三大编织袋豆角，骑到15里外县城里，农家子弟，出点力气不算啥。到了县城居民区开始沿街叫卖，让屋里的市民听见，实在难开口，扯开嗓子用家乡话吆喝“卖角角”三个字，那个难，当开口第一声喊出时，声音有点变形，自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但是不吆喝谁知道你是来干啥的，更没有人从家里出来买你的豆角。

正值青春期，自尊心最强的时刻，这种经历是一种屈辱，也是一种自我突破。喊上第二次、第三次后，慢慢就不那么脸红了。但是只是孝悌之愿望所逼迫，羞耻之心从未抹去，终究也没有成为一个买卖人。

我父亲是村里玉米套种豆角的带头人，我是“一元几斤叫卖”的领头人。80年代商业活动处在萌芽状态，早熟的豆角行情好，一斤能卖两毛七八，客人选好豆角一上称，不是二斤三两就是三斤一两的，虽然我的脑袋足以快速准确算出价钱来，但是一家一个钱数，算起账来挺麻烦，找零钱更麻烦，于是，我就琢磨着设计成以整钱为单位叫卖，一块钱四斤豆角开始，随着菜价下跌一块开始五斤、六斤地加量。我的创新由买菜的妇女们向外扩散，都说“东马村那个孩子的办法好”，对于发愁精算的我的乡亲们，更加乐意这样卖他家的豆角，渐渐地成了买卖主流。现在计算机早已普及，电子支付不存在找零了，每天在街上还是听着“十元三斤”“十元四斤”的，这些人真是“含上冰块吐不出水来”，要是我还卖豆角，早就构架出5.0、6.0版本了！可惜，我这个祖师爷不是坚持者。

今天孩子走进考场，自己莫名地感慨万千，联系起陈年往事，也纠结一些混乱的头绪：自己吃苦奋斗的目标是为了自己和家人不吃苦，现在有的人却同时在埋怨年轻人不吃苦，岂不是自相矛盾？

不一样时代背景，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是不能随意论定谁优谁劣的。

谨以此文，记录父子之间不同时代的同一场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