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武川拉土豆
一 翁
土豆，俗称“山药蛋”，直到今天仍是人们餐桌上的一种重要菜蔬，上世经九十年代之前更是如此。
每到秋季呼市各机关单位乃至于企业、院校都有一项事关“民生大计”的工作，那就是:“搞生活”，这其中一项每年必做的事情——就是“拉土豆”（在呼市也叫拉山药）。
“搞生活”的人都很“牛”——平时不一定是部门的骨干，却一定是领导身边的红人，人们知道：那年月物资馈乏，能搞来“生活物资”者彼受菁莱，各单位、各部门也都各显神通，大有一比高下之势；
谁家单位“生活”搞得好，是很受人羡慕的，特别是年底几个羊骨鲁子进家门的人家更是眼红死了人们。
“能人们”自然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本领”：
不是有过生产队干部的经历就是当过大型商业部门“采购员”，再不就是*队军**中司务长之流退伍，“路子”通吗，加上都是能说会道有着死人也能让他们说活了的本领——能不神通广大吗？
只要你（领导）说话，没有他（她）们搞不来的，包括当时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亦或紧缺名优如：名烟、名酒之列，真是不得了！
上世纪流传过这样两个段子，说得是：
某公社干部到内地出差，站台上跟人聊天时火车开动了，他不着急上车，却站在原地高喊：
“火车你站住，我是公社的干部！”
他还以为是在他们公社里，只要喊一声谁都会乖乖地等他，不想火车还是走了，让人为之一笑；
再有一个是：
“骑着马，挎着枪，村村都有外母娘。”
这句“笑话”，几乎成了那时人们的口头禅，但它反映出当时的“乡土民风”。
当然啦！拉羊骨鲁子，打换鸡蛋、胡油这类的美差是拢不到我这种“呆子”的，因而只配做为苦力年年跟着拉趟“山药蛋”，也挺意思的。
2009年10月20日内蒙古日报上刊登过张贵的一篇短文《上后山拉土豆》，看得出他和我一样，也是个“苦力”，因为几个细节流露出他并不属于当时的“能人”之列，如：
“领队者时不时地递上纸烟犒劳社员们，央求大伙儿在太阳落山前装好，返城。”
“能人们”哪儿有这么“下三烂”的，更不会饿着肚子，即使有那也是他们做给我们这样的“受苦人”看的，怕的是回城后你在领导面前“胡说八道”。
谁都明白：“搞生活的”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只是不要点破就是了，那时候有个陋规叫：合理不合法。
很多事情都是运作在“合理”与“合法”之间，这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我的几次“拉山药”经历和张贵有些不同，所以说：我们搞生活的人还是比较开名一些，不致于让人“饥肠辘辘”。
去后山“拉山药”起初是在四子王旗东八号大队，因为那时“搞生活”的“关系”在哪里的缘故，也挺大方的，后来人家高就它处，也就另换人了，一直在武川县城以北到哈乐中间，向南拐下一条土路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怕是成了“无人村”了，退耕还林吗
出发的头一天，先买些菜蔬、烟酒，肉食在村里面解决，没有肉票吗！第二天一大早，大卡车上拉着我们四、五个人（那时没有客货混装的概念），连同驾驶室三人，共计七八个人的样子——得装车呀！人手少了还真就不行，村民们不给你出这个力，都是集体经济吗，社员们都是挣“工分”的，人家没得你什么“好处”，自然不会给你“出力”；
有时候甚至从地里的山药堆往麻袋里拣山药也得我们亲力亲为，遇上两个嘴馋的村民跟上我们很“受”上一整天，为的就是混上我们一顿肉烩菜而已，这样的两全其美也能让我们轻松一些，我们也挺乐意。
一般是，早晨一到先挑着杀只二十来斤的小羊炖上，然后出去到地里拣山药往麻袋里装，口绳、缝麻袋的针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装满一袋、缝好一袋、立在一旁，装一辆车总得装完地里三、四堆土豆才行，远远地看去：十几袋、二十几袋一片儿，总有那么三、四片儿。秋收季节，田野间还是黄、绿相间，挺好看的。
半前晌，司机把大车开进地里（司机不象现在，那年头的汽车司机算是半个县太爷，是不干活的），小部分人继续装麻袋，身体好的男士开始装车，这样一直干到中午甚至下午两、三点钟才能装满汽车，当然装车的同时也用抬杆称称过斤称，回来后就是吃喝。
农村的连炕大灶火，出稍大铁锅能煮一大铁桶猪食，一只小羊下去仅占三分之二不到，再切上些大块的武川土豆、村里面自己压的粉条和我们带去的豆腐、蔬菜，能满满地称出三大盆来，再用现杀羊肉炒上两个小炒羊肉、青椒、豆角，配上油炸糕、烙油饼自然是一顿不错的美餐；
加上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着“低工薪、广就业”的政策，人们肚子普遍“挺穷”，能逮住这么一顿“油水”的确难得，吃象就不用说了，狼吞虎咽、酒足饭饱一个个爬上大车，蒙头盖上皮、棉大衣抵御着回城时的凌冽的寒风；
司机更是满嘴酒气、打着嗝坐在驾驶室里，汽车也和它的“主人”一样：歪歪斜斜地上路（那年头没有酒驾一说），像个醉汉一样稀里糊涂地回到呼市的家里。
上武川拉土豆的，大多如此。
我说一下我经历的最后一次拉土豆：
大约是1993年国庆节一过，因为再晚了后山有可能上冻。
这回领导为了照顾我们，特意联系了另一个机关（名称我不便公示），和我们机关一起共两辆东风140大卡车一同上路，这回我们机关去的人挺多，有十几位，连同大学刚毕业的两位女同事也去了，显然是为了玩吗！
而对方机关连司机只去了两人，地点还是武川至哈乐中段路南的那个小村；这回我们没让人家村里杀羊，因为90年代市面上的猪肉好买些了，临走时买了二十好几斤猪肉和不少的蔬菜，加上“包产到户”也实行了好几年了，人们的观念开始有了变化：大约打换了人家两三家的土豆。
一到地点，女人们先把中午的伙食做了一番“安顿”而后跟着我们一块下地，这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主人们趁着我们不注意，把石块、土坷垃之类楞往你麻袋里混，我们去的都是些“官少爷、官小姐”哪儿能盯得住，于是我这个“平民干部”就成了“恶水缸子”，哪儿也看不住，“管生活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很跟人家吵了一架，闹得很“不娱快”，也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以提高两分钱价格平息了这场“风波”，于是继续装麻袋装车。
这天，一赶装好汽车已经傍晚时分了，累了一整天的人们又困又饿、又累又乏，吃饭时免不了吵吵，“管生活的”跟人家吵吵得最厉害，主要是世道变了，农产品不再是农业社集体所有，队干部作不了村民的主，老百姓有了自主权的缘故，不管咋说，总算没闹出大的风波。
这时候，人们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些不痛快，更要命的是：两位司机耍起了酒疯！胡说八道的挺厉害，主人见我们这样：闹矛盾归闹矛盾，还是坚决不让我们上路，怕我们发生危险，并安排了住宿。
启初，两个司机还算平静，到后半夜不知咋的：非走不可，谁也拦不住。到后来和我们同来的那位司机干脆跳上汽车，开着跑了，他们机关那位“搞生活”的怕出事，也急了，啥也没拿地追上去跟着走了，就此我们也不得不走，急急收拾了东西上路。
好在我们这位司机虽说也喝了不少酒，但还能控制汽车，于是不紧不慢地回到呼市，再找跟我们同去的那辆汽车，连影子都没有，这下人们全害怕了，赶快用机关的电话通过我们领导和他们领导联系，仍然不知所以，我们单位的领导只好派出机关的小车沿途寻找，让我们也就地待命，我们闲着没事，商量说：
这该咋办？一但有事，我们又不好重车返回救援，只得卸车，但卸下的土豆谁来看着？也是个问题，还不如连夜给人们送山药去——能卸几袋算几袋，总比压着满满一车返回去的好；
于是半夜三更挨门挨户把机关的人们敲醒卸山药，快天亮时山药也送完了，武川方面还没消息；那时候的人们也没手机，村里连电话都没有，只好守在机关的电话机旁干等。
再说，他们走的比我们早，即使出问题也能遇上，而且一路上并没见过抛锚的汽车，能去哪里？而这回连派出去的汽车也没了踪影，真是活见了鬼了。
几个人商量：反正车也空了，咱们返回去找吧！这时候，领导也来了电话：让我们都回家睡觉，说是找到了，但天已经大亮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那辆汽车在出村的那段土路和公路交汇处，刚一上公路由西向东开来一辆大卡车，什么牌子、车号他俩谁也没看清，喝了酒的人车距也判断不准，一上公路正好让人家斜着撞上，而且连车也不停地跑了，把我们那辆车的前脸、右膀子全撞飞了，水箱也烂了。
这俩位明明知道我们就在后面，原地等待就好了，偏偏司机来了“水平”，楞把这部烂车开上公路，就近找了家“道班”，开进人家的院子里睡了觉了。
害得我们卸了一夜的山药也还好说，派出去的小车在往返于呼市—武川—和那个小山村的路上足足往返跑了三趟，直到大天亮才瞭见“道班”的院里停放着的装满一大车山药的东风牌卡车，近前一看：
两个人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