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之后呢?60年代是嬉皮*的年士**代。嬉皮士继承“垮掉派”的风格，婴儿潮催生下的青年一辈，以全世代的叛逆更新了50年代少数作家诗人的小众圈层所定义的“垮掉”精神，性解放吸毒、摇滚乐、公社以及伴生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狂放而昭彰。
“垮掉派”领军人物金斯堡转而成为嬉皮士的精神领袖，活跃于各种嬉皮士*会集**、参与*行游***威示**、挺身支持同性恋、与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格林威治的摇滚歌手们频繁来往；威廉·巴勒斯继续他那同性恋、吸毒和关于堕落与拯救的写作，并在60年代末期被奉为“朋克教父”，启迪了另一个时代；加里·斯奈德淡出了“垮掉派”的视线转而潜心研究他的“生态禅学”，撰写了一系列颇具分量的学术著作；格雷戈里·柯索和肯尼斯·雷克斯罗斯还在写诗，只是一个进入了大学教书，一个荣获了美国艺术文学奖，均归化于主流社会；尼尔·卡萨迪在“垮掉派”中同样热衷嬉皮士运动，但一如《在路上》中的那个“迪安”，他的一生注定疯狂，最终在传奇的1968年，他因吸毒过量而英年早逝。
加里·斯奈德
尼尔·卡萨迪
凯鲁亚克又在做什么？这个“垮掉之王”厌恶嬉皮士，或者说，他以反对嬉皮士而“著称”。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垮掉派”或多或少赞同嬉皮士伸张民主与反战的态度，凯鲁亚克在政治上相当保守，他对于嬉皮士激进的反战*行游**和带动新左派掀起的民权运动嗤之以鼻，甚至也很少再参与“垮掉派”的活动，实际上他辜负了嬉皮士们对他的“期望”：成为嬉皮士的旗手，成为60年代的符号。
他其实一直在写作，仍然“执着”于他自传体/半自传体的“自发写作”，而在孤独中找寻信仰、在迷茫中求得依靠的母题也始终未曾改变，《孤独旅者》、《荒凉天使》、《科迪的幻象》等著作先后出版，但那时他的读者已不再像追捧《在路上》一样的热情，而不可避免将凯鲁亚克视作脱离时代而独自呓语的孤僻者。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到了家乡洛威尔，更自我隔绝了与当时喧嚣的联系。
在这里，凯鲁亚克显现出了他人格的矛盾性和精神上始终存在的困境，如果要脱离消费主义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及价值观，挽救失却的信仰，形如嬉皮士的反战、反传统、爱与和平的自由主义理想，难道不好？其实直至今日，文学界学术界对于“垮掉的一代”的定义与评价仍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对杰克凯鲁亚克的解读上更是众说纷纭，同是“垮掉派”成员的约翰·霍尔姆斯就曾说过，“要了解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杰克·凯鲁亚克
1969年10月21日，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两个月之后，杰克·凯鲁亚克因病去世。脱胎于“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及其创造的60年代，在伍德斯托克之后走向衰落，而最初的那位“垮掉派”的逝世，也成为“垮掉的一代”终结的开始——两种消逝，为两个时代做了最为悲伤的脚注。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希望，哪怕只有些许的可能，去参透贯穿杰克·凯鲁亚克精神世界的信仰之矛盾，以及他最后的心灵归宿。
4.
至少在1944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认识卢西安·卡尔，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等人之前，凯鲁亚克还尚未萌发彻底的反传统思想，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杰克·凯鲁亚克出生于移民家庭，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在新教信仰占绝对多数的美国，是个稍显特殊的存在。天主教繁复的教规和仪式以及传统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为凯鲁亚克的成长扎下保守的根基，幼年时哥哥的去世则让他一生都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长大后之后，父亲工厂的破产又他进一步认识到了人生的残酷性，这一切都在将他塑造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非之后那位受到“垮掉派”和嬉皮士敬仰的离经叛道的主角，那位“垮掉之王”。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经历与潜在的身份认同，让凯鲁亚克终其一生都沉陷在精神上的困境中难以解脱。
当时的美国政治压抑、社会异化、信仰缺失、道德失范，更有膨胀的物欲碾压，战后年轻一*开代**始产生困惑和不满，试图逃离种种桎梏造成的困境，而其中一批年轻人在40年代末期，开始酝酿反叛。凯鲁亚克也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试图改变，他性格腼腆，喜好看书，但尤其喜欢自由奔放的爵士乐，享受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换言之，许多青年都会有的爱好。而在1944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这种原本可能只是稍微偏离传统的爱好，转变为一种适时的生活方式，以及无可扭转的叛变。
卢西安·卡尔在那个年代，在“垮掉派”的圈子当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被称作“兰波”，是众多“垮掉派”作家的崇敬对象和创作上的导师。他首先更新了凯鲁亚克的观念，两人之间产生了诸多共鸣与纠葛（详情可参见电影《杀死汝爱》），而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等人也深受其感染。只可惜后来因涉嫌杀人而入狱，令人遗憾地远离了“垮掉派”运动。不过在之后由凯鲁亚克、金斯堡和巴勒斯结成的更密切的圈子中，“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开始成熟，凯鲁亚克既受到二人的带动，又反过来施以自己的影响，耽于同居及同性之爱、吸毒、偷窃、爵士乐，凯鲁亚克在大学时期逐渐走上了“逃离”传统的反叛之路。
在此后的十数年间，凯鲁亚克始终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世俗社会，家人的接济能够保证他在外四处游历，圈子的不断解散和重组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垮掉派”的面目，他开始以持续的创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于是我们看到此后一系列自传体/半自传体著作的出版，且风格越来越脱离经典作品的影响，内核越来越倾向于他所定义的“Beat”，最终，这种反叛的思想酝酿出了《在路上》。
威廉·巴勒斯、卢西安·卡尔和艾伦·金斯堡
但这似乎还不够。单单背离传统消极避世，无法找到出口，“垮掉的一代”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致使他们一直在焦虑地找寻作为替代、作为解脱的信仰。1957年，《在路上》出版之后不久，凯鲁亚克开始深入研究东方佛禅。
早在凯鲁亚克之前，禅宗就已经成为一股风潮，在文学界、学术界为众多作家和学者所研究（其传播过程的具体分析参见《“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上）），典型如“垮掉派”（此处指宽泛意义上讲）作家亨利·米勒，这位美国文学“怪才”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佛家经典和禅宗哲学，其作品常常蕴含佛家哲学的意味。
而同时代的加里·斯奈德在1956年至1968年见游历日本，出家为僧三年专门进行禅修学习，并且长年研究、引介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作品，其翻译将寒山诗中的简洁白话和禅宗思想与美国现代诗歌的特点相结合，代表作《龟岛》曾荣获普利兹奖，备受文学界备受赞誉；艾伦·金斯堡是有名的“狂禅”，多次到日本和印度进行禅修，后皈依密宗，喜爱穿着僧人式的长袍、佩戴佛珠，行事作风狂放无遮，俨然由内而外贯彻佛禅思想；威廉·巴勒斯学习佛禅以期获得灵感，禅宗所讲究的“顿悟”尤其启发他了那著名的“剪切法”写作；菲利普·惠伦皈依佛门之后，更直接在旧金山开设“禅学中心”弘扬佛法......
凯鲁亚克对待佛禅思想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实际上，上述“垮掉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禅宗进行了曲解，金斯堡将禅宗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又与格雷戈里·柯索等诗人将“不立文字”的思想转变为“不离文字”，将之转变为创作方法；巴勒斯将禅宗内化成了一种益于思考和写作的智识；斯奈德主要汲取了禅宗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进而发展出自己的“生态禅学”；惠伦的做法则更像是将禅宗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行为准则进行宣扬......
实际上，无论是“顿悟”思想，还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至人心，见性成佛”的要旨，都被“垮掉派”所改造、曲解，进而成为独特的“垮掉禅”（这一主题将在《“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下）中详述）。而凯鲁亚克，既将禅宗思想纳入了其“自发写作”的创作手法，也视其为摆脱压抑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他对待作为信仰与精神归属的禅宗，却是矛盾的。
在《达摩流浪者》一书中，凯鲁亚克将加里·斯奈德作为主人公贾菲，而把自己视作禅宗信仰的追寻者，在经历了数次“流浪”之旅之后，最终以成为山林瞭望员作结，以获得全新的领悟而“看似”解脱。《达摩流浪者》出版于1958年，此后十年间，凯鲁亚克又写作了近十本自传体/半自传体小说和作品集，探讨的话题依然是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的孤独与迷茫。有趣的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凯鲁亚克其人，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凯鲁亚克家中卧室的墙上，悬挂的不是佛像佛经是十字架，而在去世前，凯鲁亚克曾吐露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名天主教徒。”
所以事实上，一向厌恶被贴上“垮掉派”标签的凯鲁亚克，常常独来独往的凯鲁亚克，并不完全符合一般人的想象。他深入研究禅宗，是为了摆脱精神困境，但他摆脱了吗？我认为没有，实际上，禅宗思想直至他死去也未能弥平他心中的沟壑。他的确将创作生涯大部分时间耗在了佛禅思想上，这从他几乎每部一部作品中表现出的“垮掉禅”即可看出，凯鲁亚克打坐冥想、四处游历、研习典籍的经历幻化成为了作品主人公的人生，佛禅指明的道路进阶成为他笔下人物的精神归途。
不过在现实生活在中，凯鲁亚克始终受到天主教信仰的影响（在《新教伦理演化史》一文中，我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新教伦理下的传统价值观如何在新时代被改变，宗教意义上价值体系在进入20世纪之后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而不管新教还是天主教，宗教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及其衍生的传统观念，在战后被削弱、被部分消解了，这让他在大学时期便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此后被赋予“垮掉之王”的称号而成为50年代反传统反世俗的引路人。
然而谁又能说得清，凯鲁亚克之所以如此，其实是想找到传统在新时代变迁下的归途，并视禅宗为一条解决之道呢？“垮掉禅”并非铃木大拙在美国弘佛传法时所提倡的“禅”，一种外来思想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注定没有僭越主流的可能，禅宗的“顿悟”和“空”的理念、通达的生死观、对于自然融容唯一的主张、自在自性成佛的诸观点，为“垮掉的一代”所用、所信，这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但对于凯鲁亚克来说，这条解决之道却无法走到终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频繁酗酒、支持越战、批判嬉皮士，在家乡洛威尔避世，最终认清了东方佛禅的局限，而重回了天主教信仰。
5.
从产生信仰危机到走上反叛之路，再到成为领袖，最终又重新找到归宿，是一个不断追寻的历程。此间的爵士乐与旅行、文学与写作、吸毒与纵欲、自我放逐与东方佛禅，在杰克·凯鲁亚克身上烙印出了两个时代，这烙印如此深刻，此后几十年影响了无数青年，60年代的嬉皮士，70年代的朋克，80年代之后的“后垮掉派”，到如今被提取成一种自由的符号洗礼无数人。
我也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深陷其中不能也不想自拔的那种。
依然要回到《在路上》，依然是“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我想既然是漫谈，也就不必条分缕析，既然是谈“垮掉之王”，也就不必严肃刻板，既然是杰克·凯鲁亚克，恐怕他也希望我抛开无聊的规矩。不过开篇既然是《在路上》，结束我也想回到《在路上》。
就以《在路上》中的一句话——也是我的所希冀实现的一句话——作结：
“我一辈子都喜欢跟着让我有感觉有兴趣的人，因为在我心目中，真正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他们热爱生活，爱聊天，不露锋芒，希望拥有一切，他们不知疲倦，从不讲些平凡的东西，而是像奇妙的黄色罗马烟花那样能够不停地喷发火球、火花。”
我想念杰克·凯鲁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