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对穿衣戴帽这样的生活日常不太着意。不是因为我不食人间烟火，一门心思追求精神享受，最主要的原因是，打小我就是个从泥土里长起来的乡下孩子，衣裳除了满足遮住皮肉、抵住风寒这些简单的要求之外，美观、舒适、档次、时尚这些与实用无关的价值，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一个天生带泥性的乡下娃娃，整天与土地打交道。住得是砖砌的瓦房，睡得土坯的火坑，吃饭的灶台、玩乐的院落，都是泥土夯实的底子。漂亮的衣服与这处乡土气息四处漫溢的空间显得格格不入,再说我是一个男娃,穿上好看的衣服反招四邻的笑话,她们会张着满嘴的黄牙,用被太阳晒得粗黑、关节粗大、指间满是灰垢的手，拍打我的脑壳：“怎么？三娃，这点年纪就想找媳妇了？”
在孩童的世界里，找媳妇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只有行为不端正、心底不健康的人，才在女孩子面前讨巧献殷勤。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多说了一句话，放学路上走在一起，在男生世界里是一个大事件，必然会引来一场轩然大波，遭到大家一致的批评和指责。我尽管年龄小，但是个好面子的人，绝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让小伙伴们说三道四。
儿时，上学的都是一个村子的同龄人。大家彼此知根知底，住得也都是墙东邻西，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便是这样，男娃和女娃也不能公然搭讪。在那个统共只有五间砖房的村办小学里，我己习惯了男女生不同桌。即便是同桌，那也不能说话。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我和其他男生一样，会在课桌上划上一条分界线，楚河汉界，各自为政，不能越雷池一步。为了惩治不守规则的一方，我也会把削尖了的铅笔、橡皮放在分界线的边沿，如若女生同桌不小心碰了，就会怒目而视，但绝不说话。
这种朴素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多年以后我经过反思，觉得这是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道德信条的滥觞，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深化与潜意识的表达。在这个信息闭塞的乡村，民风依然淳朴，传统文化的浸润就象是硬朗的壳子，套住了乡村孩子天真烂漫、追逐美好的触角。
不需要女娃的欣赏，更不能招来四邻的讥笑，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乡间孩子，衣裳只要结实，耐脏就足够了。在我的印象里，我好像自小就没单独做过新衣裳，所以成年以后买衣服要量胸围、肩宽、裤长，我都觉得很新鲜，原来穿衣戴帽还有这么复杂的学问。我只穿大哥、二哥，包括姐姐穿剩下的衣服。一般来讲，都是十分肥大，加上小时候人长得精怪，我常常是宽衣大袍，拖着不合脚的黄胶鞋，背着泛黄地印着红五星的粗布书包，一摇一摆，衣冠不整，竟然颇有古风。在我小时候难得的几张黑白相片上，有一张戴着很大的帽子，遮住了小半张脸，样子像特工一样神秘。母亲告诉我，那是哥哥们戴着小了的帽子，放在我的头上又明显的偏大，仍了不舍得，只好将就着。
我这样一幅奇形怪状的样子，放在今天的校园，那绝对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时尚少年。在当时，我们却是物以类聚、习焉不察。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年底要考试，乡里教学点的老师们交叉着去不同的学校监考。乡中心学校来的老师骑着当时少见的大飞鸽自行车，衣着光鲜地来到我所在的班上。校长是和我同村的民办老师，他有些难为情地伸手指了指我们，咧嘴向监考老师笑了笑：“看看我们这些孩子，象群嘲巴似的。”那样子就象是技术拙劣的工人，生产了拿不出手的产品，对着车间主任满着歉疚的自责。嘲巴是家乡方言，和傻子语义相同，监考老师超然地笑了笑，不以为意，大马金刀地分发试题，仿佛挥镰收割庄稼的村长，让我肃然起敬。
乡中心学校那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对于一个没走出过家门的乡村娃来说，那就是一个时尚之都，人文荟萃、高手云集，这也是我敬畏监考老师的地方。当然，他的衣着亮丽也是重要原因。
当我以语文、数学两科均一百的成绩，在四年级毕业后，从村办小学来到乡中心学校读五年级，就象是从原始的部落一下子闯进了现代社会，满眼尽是光怪陆离。
这里开设音乐课，漂亮的音乐老师讲一口很悦耳的普通话，纤细的手指可以在脚踏风琴上奏出一连串活蹦乱跳的旋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里的男女同学可以在一起搞合唱，我觉得不大适应。更不适应的是，合唱要统一着白衬衫、青裤子，整齐划一、气势浩大。
我从小就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不耐脏，不结实，农村孩子穿成这样会被四邻笑掉大牙的。父母忙着地里的活，也不给我借，我就老着脸，继续穿着灰不溜秋的宽衣大袍去上课，参加班里的合唱，夹在队伍里一枝独秀，分外显眼。加上我个子小，一般排在合唱队伍的前头，乍一看就象是一个领唱的指挥。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班里会说因为人数的限制，让我从事更有意义的后勤服务任务，我乐见其成，不以为忤。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乡驻地的东北角，临近一片群山，上学要穿过青沙公路。在乡驻地附近村庄的同学，一般都是走读，而我离村有八九里，经常地穿越公路也不太安全，我就选择了住校。住得是大通铺，两间逼仄的小房，铁架子床上下两层，十几张铺盖卷挨挨挤挤，晚上睡觉各种磨牙、呼噜和蚊蝇的哼唱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吃得是从家里捎来的干粮，夏天天气热，馒头放在皮兜里不透气,会长出一层毛茸茸的嫩白色的毛，象是今天的棉花糖；冬天天气冷，干粮又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都是甘之如饴，不以为苦。如果在冬天，能在学生食堂里分一碗热乎乎的玉米面稀饭，那就象过节一样快乐。至于那些用饭票买卖的肉菜，那是连想也不必去想的奢望。
对于一个从泥土中成长的卑微的生命而言，肠胃不需要酒肉的慰劳，也依然将根深扎在大地上，拔节，生长，怒放的生命也无需衣裳的张扬，粗茶淡饭、粗布芒鞋就是我学习生活的日常。住校的一个星期里，我不洗澡，客观上是学校里缺水。一个在山地上构筑起来的乡村中学，当时还没有自来水，整个学校只有一眼深井，需要电泵将水打上来供千人日用。印象中那段岁月经常断电，水打不上来，一两天喝不上水，嘴唇经常干裂地象树皮一样纵横交错。至于洗衣裳，完全没必要，一两个周回家一次，象金蝉脱壳般褪下来，从内到外再换上另一套。
换洗更换的衣服，对我来说也不是很从容，往往是洗了这身，再换另一身就得费点思量，好好打点一番才不至于捉襟见肘。有一次，实在没有合适的裤子穿，洗过的衣服又没干，就把姐姐新做的裤子马马虎虎地穿了去上学。那时，我又长了些见识，就是男式裤是前开门，而女式裤是侧开门，我纳闷这男女有别还真是无处不在。比我更纳闷的是我的一位好奇的舍友，他象看外星人一般，一脸狐疑地问我怎么穿着女式的裤子。这位平常对数理化象木头一样迟钝的同窗，居然有这么丰富的生活常识，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想，如果他的文史和戏曲知识再丰富一点，大概要吟出“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诗文来。
穿衣上的窘迫没有削弱我求学上进的饥渴，在学习上我绝不含糊。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也象中学的老师一样，吃饭的时候可以拿着饭盒，到食堂里去领一份可口的饭菜。也可以象乡中心校的监考老师一样，穿着体面的衣裳，轻松自如地挥镰收割粮食。一个乡下孩子的努力，感动了上苍，初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县城的师范学校。
在学习上一直压我一头、从高年级下来复读的同班女同学，对我的选择十分不屑。她是住在乡政府大院里的干部子女，父母一个是乡政府的镇长，一个是乡中心幼儿园的园长，用现在的话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她的那个世界我不懂，我的世界她也不懂。在她认为，我的目光短浅、小得即满是典型的小农意识。
说实话，我就是从农家小院里长出来的草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深知，比我的粗服乱衫的外表更为坚固的，是深入到骨髓里的乡土气息。我满口方言，行为举止和自己的父辈兄弟们一样，尽是乡下把式的做派。当父亲和堂叔用自行车把我连同简单的行囊，风尘仆仆地从村子驮到县城，我以一个中专生的身份，一下子闯进县城师范的时候，我惊叹学校林立的高楼、平整的水泥道、高低有致的绿化树，这是一个与低矮的农舍、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满眼不见边际的原野完全不同的所在，这是生产知识、传播思想、养成文明的殿堂，是供我三年吃住、容我学习立身安命本领的场所，我对此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学校给我配发了统一的被褥和饭盒，一身干净合体的校服，从此可以和自己的宽衣大袍告别，我找到了监考老师的那种体面的感觉。我可以每周洗澡，每月理发，天天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用乡邻们临行前的话说，我享受的是干部待遇。我早起跑操健身，晚睡洗脚洗袜，饭后漱口刷牙，说话也学着城里人一样讲普通话，身上的那层已经结痂成壳的乡土气，在文明的滋养下慢慢软化消褪，书卷气开始主导我的行为举止。
学校的清爽感觉，让我的幸福感觉四处游走。我写诗，我参加学校的社团，我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自信与日俱增。骚动的青春让我更加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幻想着用自己的儒雅和博学去吸引女生的青睐。校服满是昂扬的青春气息，我周周必洗，晚间则叠放得整整齐齐，对它呵护有加。难受的是白色运动鞋，整天跑来跑去，脚上活力四射，鞋帮不出一天就会围上醒目的黑色汗渍，看上去如同京剧脸谱的花脸，黑一圈，白一圈，纵横交错，杂乱无章，成为外在形象的硬伤。那段岁月，我渴望有一所皮鞋，锃亮乌黑的外壳，弹力十足的牛筋底,走起路来蹬地有力，袖间带风，应该是很有个人魅力。
实现这个愿望，是在县城上学的第二年。因为考虑到再过一年，我就要毕业踏上社会，成为一名可以每月领工资的人民教师，这在一个乡村家庭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更何况我这种代代务农、祖上就没有显贵过的小门小户。父母对这个事实的接纳，费了较长时间的心理转变，他们觉得我这个从小就低眉顺眼，不挑衣服不挑食的幺儿子,怎么就不声不响地成了吃国家粮、端铁饭碗的正式干部。穿衣不能再将就凑和了，家里也应该置办件象样的电器，为这个乡土气息十足的家庭撑起一点门面。于是，母亲用她一个冬天的绣花钱，咬咬牙买了两个大件，一件是一台十七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一件是我的第一双皮鞋。
说皮鞋是大件，实在是精神上的误会。但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一则它是我的第一双皮鞋，是从布鞋而起的一种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从农民跨入干部的一种标志，其深刻的人生意义直至今天我依旧难以忘怀。所以，我家乡的一所中学沿续了一种传统，在毕业班的门前要摆两双鞋：一双是布鞋，另一双是皮鞋，我怀疑其创意是否抄袭了我当年的这种感觉。对一个乡下孩子而言，走出乡村、摆脱土地，那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最原始的冲动与渴望。另一方面，这双皮鞋是伴随着电视而来，可以说天生就有高贵感，它用完了母亲一冬天没日没夜绣花的辛苦钱，又自然地带有一种温度，让我平添许多感念。
我对衣裳、鞋帽的这些朴素的感情，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成了家，有了女儿，生活条件也慢慢改善，但对穿着从来都是不忘初心,保持着农家子弟的寻常与自然。妻子花几千元为我买一件名牌西装，我内心都有一种负疚感,觉得对不住自己的乡土气息,对过去的生活是一种背叛。妻子笑我固执，我依然旧习不改、我行我素。
穿过的旧衣服舍不得扔，总觉得上面附着了生命的征尘，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满满地都是时光的味道。实在不合身才捎回老家去，让四邻右舍、亲戚朋友在家里劳作时穿。怕人家碍于脸面不愿接受，嘴里就宽慰人家说，这些衣服环保可靠、穿着舒服。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些旧时衣服人家从内心里是拒绝的，只有新的衣服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最接近乡土的农村，再也不是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光景了，沿续多年的生活习惯一下子失掉了本色的支撑，我心里慌乱得难以名状。
居住小区、工作单位的周围，这些年设立了一些旧衣回收站，让我对旧时衣裳的这份执着终于有了立足点。我和妻子不定期地把家里的旧衣物放置到这里，至少让它们有个着落，也不枉它们为我服务的岁月。或者，我把它们寄送到遥远的灾区，祖国边疆的某个小村镇，我真心的希望这些不起眼的衣裳，在不知名的他乡，会继续温暖另一个平常的人生。普通如尘壳一样的生命，更需要温暖的力量，而我的衣裳，也在尽心履职的岁月里，重续另一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