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赘婚在当今社会以变通的方式悄然兴起。赘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入赘”，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古老的婚姻形式，也是传统婚姻中的变异形态。宋朝以前，赘婿饱受歧视，但并不普遍。随着两宋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婚嫁论财颇为盛行，导致贫民无法承担婚姻费用，招赘婚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普遍。
宋代男子入赘多因贫困，也有窥觊女方家庭财产而成为赘婿的。宋代赘婿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地位不高，但作为家庭经济生活的支柱，对于家庭财产具有一定的管理使用权。女性在招赘婚姻中掌握了比传统婚姻中更为主动的权利，例如对于家庭财产的管理权、离婚等权利。与传统婚姻相反，招赘婚姻中的离婚主动权掌握在女方手上。
宋以前赘婿盛行，入赘的女婿地位却低至地心
提到赘婚，人们很容易想到“倒插门”，这在男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被视为是非常耻辱的事情，但事实上，赘婿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赘”是赘婚制度里最常用的言语。招赘、入赘、出赘、赘婿、赘婚等等词语莫不与“赘”字息息相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敖”是“抬高”、“抬升”的意思，“贝 ”是指“价值”，而“赘”就是指“价值提升”，说明男子入赘到女方家中，能因此获得身份地位或是财富上的提升。
早在商周时期，便有因家里穷出不起聘礼而无法娶妻的男子入赘妇家的例子，据说著名的历史人物姜太公，就是入赘的上门女婿。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百姓家里的长女被称为“巫儿”，负责家中的祠堂宗庙，一般不会出嫁。但说是不嫁，其实是不外嫁，通常都会招了女婿在家，赘婿制度也就在齐国盛行起来。
但赘婿盛行，并不意味赘婿社会地位的提高。正相反，一般赘婿的家庭地位都低于家庭成员，通常被视为“多余之物”。古代社会历来是歧视赘婿的，秦汉时这种歧视尤为明显。在这两个朝代，赘婿不分田地，不立户籍，禁止出仕，后代出仕也有所限制，还要与罪犯一起承担服役、戍边等义务。在统治者眼里，赘婿都是游手好闲的投机取巧之辈，与可能动摇统治基础、罪大恶极的贾人属于同类。因此，男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做赘婿。
到了唐代，虽然经济繁荣、政治开明，但唐朝对赘婿的歧视也没有减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赘婿身份地位低下，但在唐朝的社会上层时有赘婚现象发生。权贵之家乐于招赘，不少尚未发达的士人也乐于入赘，以此攀援富贵、寻求晋升。
初唐时期，门当户对依然是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士族大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通过统治者推行的科举考试的有意削弱，士族大姓在唐朝的地位下降许多。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士族大姓不得不放下架子，选择寒门士子结为婚姻。
寒门士人与士族权贵之间的联姻也是科举取士的当然结果。隋炀帝开创了科举选士，通过科举而入仕者也随即成为体制内的新贵。进士放榜之日，车马充满了大街小巷，长安城万人空巷，争先看进士放榜的盛况，不少公卿贵族也呼令家仆哄抢才貌双全的金榜题名者做为东床快婿，这也宋代“榜下捉婿”的起源。
宋朝婚姻论财，付不起聘礼的男性多选择入赘
两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就其社会的繁荣和活跃程度看，不但不逊色于唐朝，且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可以从宋代赘婚的普遍性得到证明。宋代的赘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普遍，已经出现了关于赘婿的多种不同称呼，其中入舍婿、舍居婿和布袋是最为常见的称呼。
大宋江山的开创者赵匡胤，其父亲就是赘婿。范镇《东斋记事》记载了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入赘：赵父到杜家庄院的时候天正在下大雪，无法继续前行，于是就到杜家求得暂避之所。看庄院的人私下给他送饭时发现赵父状貌奇伟，又十分勤谨，于是告诉了主人。主人出来一看，立马挽留赵父并让他成为女儿的舍居婿。这女儿就是后来的昭宪太后，生下了宋太祖和宋太宗。这位身为赘婿的父亲，居然有两个儿子分别做了大宋王朝第一、第二代皇帝。这虽然是偶然，但也与赘婿习俗的普遍性有必然的关系。
宋代赘婚为什么能够普遍性地出现？唐代社会发展到了宋代，没有因为大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文化出现断层，也没有因为战火遭到严重破坏，即使曾经有过一些破坏，也已经大致恢复。宋代的统治者，不仅继承了唐代的传统，且比唐代的管理更加宽松开放，社会经济比唐代更为繁荣。
正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时期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 “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简言之，男方娶媳妇首先要看娘家给的嫁妆薄厚，而女方出嫁首先要看男方给的聘财有多少，婚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变相的金钱关系。这样一来，有的男方因为聘财太多，还不如选择出赘，而女方则考虑嫁妆太厚，还不如选择招婚。因而，赘婚之风便盛行起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并对婚姻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景定年间，一个郑姓九品官将仕郎的女儿庆一娘，许嫁给万知县之子，嫁妆高达十万五千贯，还不包括随嫁的五百亩田。如此的嫁妆，使大多数人家养不起女儿，更嫁不起女儿。既然女方嫁妆如此之厚，男方的聘财也往往是对等的，没有殷实的家境很难娶到妻子。由于嫁妆厚、聘财多，往往闹得几近倾家荡产，乃至嫁娶失时、不能成礼的大有人在。然而，宋代婚姻论财，与以前注重门第等级的婚姻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身份门第定婚姻或门当户对的婚姻模式，大有金钱面前平等的趋向。
虽然宋代赘婿的地位不再如同前朝一样低下，但大部分男子还是希望能够作为一家之主，因此不愿入赘。宋代男性入赘，主要有因贫寒而入赘、贪图女方财产而入赘两个原因。前者是不得不为，后者更多的是自愿、主动的选择。
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繁荣，世人嫁娶越来越看重钱财，论财婚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使得很多家庭无法支付婚姻所需的嫁资。贫穷男性的入赘可以延续血脉，也有因妻家的富有，而成为赘婿飞黄腾达的基础，实现他们由贫贱向富贵的变迁。
有的男性则是单纯觊觎女方钱财而选择入赘，因为入赘是女方出聘礼，对于男方来说，就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如果女方家产足够丰厚，甚至还有官员心甘情愿入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记载，官吏王蘧便因为常州江阴县有个寡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而“屈身为赘婿”。但这种行为显然不被人接受，王蘧因此遭到了御史的弹劾。但能让王蘧宁愿冒着风险也要入赘，可见宋代为了女方钱财而入赘的大有人在。
律法严明，招赘婚姻中女性掌握家中大权
宋代法律规定，在招赘婚姻中，赘婿对于家中财产具有一定的管理使用权。但是在传统婚姻家庭中，男子对家庭财产具有独占性的处分权，大多数事务都是由丈夫独立处理的。在招赘婚姻中则不然，赘婿对家产的管理权是不完整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妻子的制约。此外，赘婚因为就婚女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因而在法律上被视为妻家男丁，要承担起家庭主要的体力劳动。
赘婚中的女性因为血缘而取得比赘婿更高的法律地位，就如同传统婚姻中丈夫地位更高一样。在传统婚姻家庭中，男子是拥有支配权的主导者，“七出三不去”说明婚姻的离婚权利基本掌握在男方手里。而这一切在招赘婚姻中恰恰相反，离婚权掌握在女方手中，男子反而成了被“出”的对象。
“饶州市民隗十三名伯山者，淳熙初年作入舍女婿。为人无智虑，痴守坐食，王家不能容，常逼逐出外，不使与妻相见。卑词沥恳于其父母，不肯听，竟成休离。隗计穷无以自处，十二年冬月，自刃于妇氏门。”
当女子在婚姻中占据主导权时，赞婿的被出也就不足为奇。传统婚姻中女子不堪忍受夫权的压迫，离婚自由也不在自己手中，不少妇女选择逃离丈夫。赘婿也是这样。因此，有的地方官员针对这一情况，作出特别规定以适应变化。宋代官员李若谷为舍弃妻子逃亡的赘婿设立了一个期限，超过时限没有归来，女子便可自行结束这段招赘婚姻，改嫁他人。地方官员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出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子的利益，也反映出当时赘婿逃亡的普遍。
结语
翻阅记载了古代招赘婚姻的书籍，可以看出女方在婚姻中的强势迥异于传统婚姻。但和传统婚姻一样，招赘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传宗接代，宗祧的继承才是最重要的。
赘婿在招赘婚姻中的地位低下，在社会的主流意识里受人歧视，这样的歧视在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中一直延续至今。现代社会，我国现有的关于婚姻家庭的法律也没有对于赘婚的规定。
参考文献：
《东京梦华录》
《夷坚志》
《梦梁录》
《中国婚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