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出生于*疆新**乌鲁木齐的*远新毛**，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民泽**和*共中***党**员朱旦华之子。毛主席曾对他寄予深切的期望。
晚年毛主席曾和*远新毛**有过一次关于读书学习的谈话。
当*远新毛**谈到已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正在看李斯的《论统一书》和《韩非子》时毛主席说：
“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你说的《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这个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法大**家。后来，李斯作了秦始皇的宰相，怕韩非夺权，就在公元前233年把他杀了。所以韩非感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讲的这个‘气力’，其实就是‘权力’。韩非为什么被李斯杀了，就是因为李斯的权力比他大。‘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高明的皇帝一定要控制权力，秦始皇听了韩非的劝告，搞了个中央集权制。”
毛主席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批注道：
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治术统**，对后世影响很大。
《韩非子》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吸引着年轻时的毛主席就看过几遍？
正如毛主席所说，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春秋末期到战国，思想界百家蜂起，韩非子之前如管仲、商鞅、申不害、吴起、慎到等人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方针最接近法家，但他们都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以法立国治国的系统理论，因此只能算是法理学者。
韩非子从荀子霸道思想以及礼治理论出发，吸收前代法理学者的思想与实践的精华而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韩非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进步的历史观。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大禹时期取火已比较容易，如果谁钻木取火，一定会被人耻笑；在商汤时代已经建筑一定规模的城市，如果谁再用挖沟来守卫自己的家园，则一定被人耻笑。“是以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当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对于“取法先王”的理论进行坚决的驳斥。
其二，提出明确的法治主张。
韩非认为以法治国是最可靠的。儒家的人治思想太脆弱，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制度保障。韩非认为人治远不如法治，他在《用人》篇中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道理说得简明透彻。
其三，君主要执掌大权，要有绝对权威并严格赏罚制度。
《韩非子•二柄》中说：
“明主之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利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这样，根据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政治制度，不必尊法先王，建立完整的法治制度，君主紧紧掌握权势，掌握“二柄”，即赏罚大权，那么天下就可以稳稳掌握在手中了。
因此，韩非的法家思想被概括为“法”、“术”、“势”的有机结合，是完整系统的治国理论。
《韩非子》中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典故，一个是“自相矛盾”，一个是“讳疾忌医”，毛主席在谈话和文章中都引用过。
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毛主席说：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
“自相矛盾”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难势篇》。毛主席使用这个典故，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动反**派发言人愚蠢叫嚣的混乱逻辑戳穿了，从而，把他们*国卖**求荣、“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民族败类的丑恶面貌，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主席写道：
“任何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讳疾忌医”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喻老篇》。毛主席在文章中引用“讳疾忌医”这个为中国人民所习用的典故，对它赋予了新的意义，用以一方面告诫犯错误的同志，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求大家采取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对待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