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体我难做主：健康实践中青年女性的身体观
摘 要：拒绝宫颈筛查威胁着适龄青年女性的健康，增加了罹患宫颈癌的概率。本文基于20位排斥宫颈筛查女性的访谈资料、对武汉三家医院妇产科的田野观察以及网络民族志，以医学社会学视角，围绕身体从四个维度展现了女性回避筛查的本质原因，再现了青年女性的身体观。本文认为女性面对兼备生物与文化社会属性的身体筛查，不仅考虑医学技术本身，同时受到文化社会的制约，在生物性与社会文化交融中，女性主体性被限制：女性对身体健康认知是模糊的，屈从于关于身体的经验知识；将身体作为医学凝视的客体而非享有健康权的主体；无法冲破生殖检查标签化的藩篱，害怕风险性筛查结果导致身体无法履行妻职和母职。重构女性主体性是提高青年女性健康行为的关键。
关键词：身体观；女性主体性；健康筛查；半结构访谈；田野观察
一、问题提出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宫颈癌每年新增病例约14万例，死亡约3.7万人，35岁以下的青年女性宫颈癌患者的构成比由20世纪80年代的9%上升到24%，是威胁女性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公共问题。随着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及宫颈细胞学筛查的普及，宫颈癌成为目前唯一可通过三级预防措施予以消除的恶性肿瘤。因宫颈癌具有长达十年且可逆转的渐进性癌前病变期，因此早期筛查对宫颈癌的防治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筛查覆盖率超过80%，我国却低于30%，青年女性是未覆盖筛查的主要群体。一方面因我国人口分散，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与医疗技术存在差异，部分地区筛查点还未完成建设。另一方面，青年女性存在排斥“两癌筛查”现象，防止或延迟获取自己是否感染HPV病毒或乳腺癌的信息，阻碍了高危人群的发现与干预。
近年来对健康体检或疾病筛查的回避行为是公共卫生、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研究热点，其关注高危群体对潜在遗传性疾病基因检测或疾病筛查回避等现象。对此种“回避型”健康行为的解释存在多种视角。一是结果论，强调筛查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个体回避的关键。比如当人们意识到获得的健康信息可能会威胁到信念，迫使自己采取不想开展的行为，或产生无法控制的恐惧，或需面对无法解决的威胁时，可能会有意回避筛查，维持常态和保持希望。二是资源论，强调个人是否回避筛查在于是否拥有应对风险的资源，包括公共卫生管理医保制度等结构性资源以及个人资源。三是过程论，因恐惧筛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疼痛或者隐私被侵犯的可能导致回避筛查。四是知识论，认为女性缺乏健康素养是回避行为的前置原因。
上述研究解释了回避筛查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是非系统性且浮于表象的。首先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凝视，她们仅仅充当了考察健康行为的“载体”或“容器”；其次起源于西方的筛查技术往往被认为具有普适性及非文化性，忽视了文化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宫颈筛查给她们带来了什么？如果无视中国青年女性对身体与子宫的理解，省略个体性和社会文化性因素在宫颈筛查中的作用，仅仅改善筛查的外部措施（如提供更多的健康知识或医疗援助）难以解决筛查回避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回归“身体”，在医学社会学的视角下审视社会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身体筛查表面上是西方医学的生物学检验，本质上是身体与文化及社会的互动。身体研究范式是揭示女性拒绝身体筛查的起点。本文首先梳理有关身体的认识论基础，构建健康筛查的社会学研究基本框架。随后，基于半结构性访谈获得了23位有意回避宫颈筛查女性的经验资料、网络民族志和三家田野资料，使用编码从女性身体实践经验出发，尝试揭示在健康话语主导和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语境下，女性的身体观如何影响着她们的健康实践，试图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女性、身体与社会在现代医学语境中的内在关联。
二、从身体机械观到整体观：有关身体的哲学基础
身体认知的哲学基础源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与身体机械观。笛卡尔在盖伦和柏拉图古代目的论身体观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并提出了机械论身体观，将人体视为机器。他指出，“人的肉体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机器，里面虽然没有精神，但不妨碍它采取和现在一样的方式进行动作”。将身体描述为机械，为探索身体科学提供了最高层次的抽象解释，基于此种身体论，身体摆脱了精神、灵魂以及宗教，西方医学可以将身体作为纯粹的物质进行解剖或者治疗，脱离约束的西方医学，特别是外科医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身体筛查或者体检基于此种医学理念或者身体观，医疗设备关注个体的身体，身体犹如一台可以拆分的机器，通过对身体零件的检查或者扫描，即可以判断身体健康与否。虽然笛卡尔的机械论身体观是探索关于身体医学知识的必要底层哲学观，但被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诟病，指出精神属性是人所具备的本质之一，去人格化的医疗实践观分裂了医学、社会、人和人的身体。健康筛查不仅仅是筛查技术本身，还需要考虑到女性心理、文化与社会的因素。对笛卡尔机械论身体观的批判推动了身体整体论的发展。整体论下身体研究认为身体是具备自然属性的整体，更是个人与社会产生联系的中介。有关身体的一切行为，无论是吃、喝、睡，还是健康检查、医学治疗都被束缚在文化和社会的规范性下。正如Singer指出如果忽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对身体的作用，那么就是承认了社会不平等，使之合理化。Scheper-Hughers等认为身体是物质性和象征性的人造产物，兼备自然和文化属性。至此，整体性的身体图式取代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分法身体观，成为身体研究的主要范式。
学者基于整体身体观从不同维度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补充。莫斯将身体看作人类第一个最自然的技术物品和技术手段，人会通过训练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福柯基于临床医学知识体系揭示权力、话语与身体操控、管理的复杂关系，认为能操控身体的知识形成了一种话语权力。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融合了认知科学和哲学，发展了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所有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基于相对简单的隐喻系统，而该隐喻系统从根本上建立在我们的身体之上，依赖身体的经验和感受而存在。希林主张身体兼备生物性与社会性，身体的自然特征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回到健康与身体的关系，医学社会学研究者在整体观范式下开始重新审视疾病、躯体与社会的关系，将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健康、疾病和医学的实践中，指出许多现代意义上的身体疾病本身就是由社会问题引起的。如研究者认为男性神经性痢疾发病与其社会角色期待有关，男性被赋予坚强社会形象的期待导致脆弱表达被压抑，进而转变为神经性痢疾；“成瘾症”在医学话语下被视作中枢神经系统紊乱，但背后依旧是与家庭等级结构密不可分；回族妇女对疾病的延迟治疗源于其顶梁柱身份，往往发病初期对疾病隐瞒，女性在医疗资源的使用上处于劣势。
本文在医学社会学视角下考察了青年女性回避身体筛查的原因，将身体的健康问题置于社会环境中剖析。这里的身体整体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器官的宫颈与身体其他器官互相关联，组成身体的整体，器官与身体的关系即部分与整体的系统关系；二是身体兼备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对身体的医学行为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相互勾连整体影响着青年女性的健康行为；三是身体与青年女*生活性**交织，个体的身体状况是维持女*生活性**平衡的重要部分；四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体身体认知与社会中他者身体认知互相关联，共同形成了社会中关于身体的知识。
本研究使用的文字材料源于两部分，一是作者于2021年9月至10月先后与20位访谈对象分别进行的30～45分钟的一对一式深度访谈，建立了访谈档案。访谈对象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25～40岁的青年女性，对宫颈癌以及宫颈筛查有一定了解；（2）年龄均匀分布；（3）学业、职业、地域分布具有一定差异性。总体原则是保证调查样本具有研究的典型性和多样性，保证获取丰富多样与翔实的访谈数据，达到信息饱和。为保证访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经受访者同意对访谈进行录音。所有访谈结束后将原始资料做匿名处理，并将录音材料转换为文本资料，最终得到约6.7万字的访谈记录。二是作者在2021年5月至8月在网络上收集的文字资料及医院里的田野观察，文字资料包括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上女性对宫颈筛查行为的文字记录，田野观察包括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中南路街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所医院内进行田野观察。其中妇幼与中南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社区医院为武汉市女性提供免费两癌筛查。
三、拒绝健康筛查青年女性的身体观
青年女性在体检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与社会互动的特征。她们首先依据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况”决定是否就医，随后根据医生建议进行“科学检验”，获得“检验结果”，这一过程尤其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上述四个基本要素，即“身体状况”“就医过程”“检验结果”以及“社会观念”构成了青年女性回避健康筛查的四个分析维度。
1. 模糊化的身体：基于身体倾听与他者经验
宫颈疾病发病初期并无明显不适症状，当出现明显症状时再就诊可能为时已晚，定期筛查对适龄女性是必要的。访谈中多数女性表现出了传统的健康观，即将“健康行为”等同于对“疾病”的控制，健康就是不生病，陷入了以治病为主，忽视预防的消极健康观，导致基于主观感受的身体判断成为青年女性进行宫颈筛查的起点。如果在经验范围内感受到身体是受控的，则会回避宫颈筛查，若感到不受控，相比立即就医，更多选择“观察几天”或在社交媒体上搜寻资料和他者的经验故事，这些经验故事可以帮助她们快速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安感。
（1）“我更相信我的感受”：依赖身体倾听
身体倾听（Body listening）被定义为个体将感知到的身体作为信息，用于解释身体状况的过程，是一种重要的自我健康管理技术。女性能够随时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并迅速感知身体发出的信号。同时，身体倾听因高效和“感知准确”，使个体在做出健康决定时更为依赖自己的身体感觉。访谈中发现，如果症状看似不是特别严重，或者风险感知处于中低水平的情况下，女性非常依赖身体感受和经验，身体感受包括分泌物状态、经期感受、*生活性**感受等；经验包括*生活性**的频率和保护措施、清洁卫生情况等等。
（2）“有问题上网查”：信任民间知识
除了主观的身体倾听，女性也会使用工具或他人经验判断身体健康状况。比如很多被访者提到使用了“柚子”“大姨妈”等经期记录工具等，这类App同时化身为女性间交流、“寻医问诊”的主阵地。如成立于2008年的“拒绝妇科病”豆瓣小组的成员超过20万人，青年女性通过网络上的“观察性学习”与“协助性学习”快速判断身体状况，个人身体在这里成了女性群体关注的对象。
小时候害怕不敢去医院查，拖了好多年。最近去医院做了常规检查，没查出致病菌，但是白细胞+++，有炎症。医生要我做筛查，做不做？（主帖）我也有一样症状，但只是白细胞 +++，我觉得没必要筛查，楼主可以查一查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回复帖）女性基于身体监控和经验，对身体状况做出主观评估，看似从被动健康行为依从者转为了具有主体化意识的主动行为者。但是，这种主观评估和身体判断基于变动的、短暂的、孤立事件的“熟识知识”，而不是系统性的科学知识。知识社会学家帕克构建了人类知识的“连续图谱”，发展了“熟识性知识”和“理解性知识”的概念。如HPV病毒、宫颈筛查与成因、宫颈癌早期症状等知识更靠近“理解性知识”一端，而碎片化、叙事化的民间知识，比如他人经验、自我体验、家族历史、自媒体只言片语式信息或者道听途说的民间知识更靠近“熟识性知识”一端。民间知识侵蚀着科学知识，导致女性处理身体发出的信号的方式是经验性、非理性的。她们不理解病因、混淆宫颈疾病发病的因果关系，常常通过个人经验和身边案例反驳科学话语，易采取民间经验解释疾病或化解疾病。
身边也没听有人说过会得这病，很少见。癌症这种东西怎么说，它来了你也挡不住呀，这是天注定的。（15 号）在这些回避筛查的女性身上，身体状况成了经验知识与科学技术的竞争场域。社会性经验知识使得青年女性落入了“以治病为中心”的传统健康观，未积极主动进行疾病筛查与诊治的健康管理，暗示她们未真正思考定期筛查的目的为何，健康价值于己的问题。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在于思考健康于自己的价值，工具理性在于选择何种工具来保持健康。身体倾听和他者经验是高效但非准确工具，定期宫颈筛查是高成本但准确的工具，青年女性在“快速却主观模糊”和“麻烦却客观准确”的工具中选择了前者，在这个工具选择过程中忘记了使用工具的目的—保持健康高质的生命，换句话说，她们未感知到定期获取准确身体信息的重要性，对健康价值缺乏审视和思考。
2. 规训化的身体：身体顺从且隐私暴露
宫颈筛查有着一系列标准的规范程序。女性到达医院后首先挂妇科号，等待叫号。医生会咨询末次月经的时间等相关信息并开好检查单据，领取检查单据并缴费，随即到妇科诊室旁拿取检查工具后进行取样。筛查结束后，听从就诊医院通知领取筛查结果。女性将这一过程视作身体被医学驯服的过程，受到了福柯所描述的全景监狱的监视。具有合理性和秩序性的过程让她们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以及对隐私的保护，接受筛查意味着操控和控制身体的权力被转移到医院和医生的一侧。
（1）“我失去了反抗能力”：医生是掌权者
中国悬殊的医患比例导致医生主导整个就医过程。从分诊和挂号，到问诊和检查，再到领取结果和复诊，患者必须按照医院的要求和程序，不太可能因不满或者不安改变医院固定程序。医生、医院工作人员以及医院空间布局在整个筛查过程中使女性自觉成为了服从者。
挂号的医生问挂什么科，我说“妇科”，其实我已经说的很小声了，结果那个人还大声确认了一下，是妇科吗？都通过麦克风传出来了，我拿了号就跑了。（19 号）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侵入性内诊挑战着女性的身体观。医生按照医学程序，用扩张器打开女性阴道，将检查工具深入宫颈，采取黏液和分泌物，密切注视着女性宫颈状况，通过“扩张”“深入”“采样”和“观察”让女性感觉身体被监视及规训。受访者认为一旦躺在妇科检查台上，“主体化的身体”瞬间转换为被他人操控的“客体化的身体”，自己变为被动接受者，那几分钟内，就算疼痛也无法动弹，不知何时结束和不确定的疼痛感加剧了恐惧情绪。当时就很紧张，钳子看起来又大又冷，就是毫无交流的直接弄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不耐烦地跟我说放松放松，我都不知道怎么放松，再就怕去做了。（6 号）
（2）“藏都藏不住我的秘密”：医院是透明的
国内医院诊室的非私密性也给女性带来了不小的负担。三甲医院诊室中一般会配有一名护士帮助录入或检查。在笔者观察中，医院妇科诊室的门要求关闭，可不断有病人进房间请医生解读结果，其他人也未听从护士的要求在门外等候，只是稍微退后一些。内诊时，虽然医生会拉上帘子，但包括了女性宫颈情况等的对话会传到帘子外，这些“秘密”都有被旁人听到的风险。
社区医院主要以保健、预防、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指导为主，没有专业妇科诊室，看诊的女性基本是进行免费“两癌筛查”的。预约宫颈筛查的诊室门一直没有关闭，里面有两位女医生，一位负责登记发表，一位负责筛查。筛查的时候，帘子会拉上，但诊室的门仍然不会关闭。等待筛查的女性比三甲医院少了很多，只有数位，会有一两位携带男性陪伴，他们一般坐在诊室外的凳子上等待，也能观察或者听到诊室内的情况。筛查前，女性需要填写宫颈筛查登记表，其中包括月经情况、孕产史、*行为性**、既往感染史、避孕方法、家族肿瘤史等，女性有着*生活性**或者生育隐私可能被旁人监控的不安，特别是年轻女性。
这位女性把登记表拿起来，朝两边张望了一下，俯下身子去填表。身边有另一位女性在填表，她扭过了身子，挡住了桌上的表单，接着她把口罩往上拉了一下，低下头开始填表。（ZN医院）虽然女性认为医生获得了福柯所言的微观权力，但实际上医生和患者是助者与受助者的关系，医生角色如考克汉姆所言的健康管理献计献策者。当女性清楚地将医院看作是助者而非规训者时，她才成为自己身体权力的掌控者，身体筛查不是身体被“规训”，而是获得身体信息以维持高的健康水平的过程；女性在此过程中不是遵守“纪律”，被“训练”和“监视”，而是遵守“合作”规则，被“帮助”和“检查”，身体权力不是转移给医生，而是恰好把握在自己手中。
3. 承担职责的身体：担心改变生活与威胁“母（妻）职”
宫颈筛查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以TCT和HPV筛查为例，筛查结果分为正常、细菌感染、低危病毒感染、高危病毒感染、低级别病变、癌前病变几种。其中只有高危病毒感染和癌前病变的结果较为消极，需进一步诊断确定。奥斯丁·巴布罗指出不确定性是个体的疾病经历中的核心特征，是一种能引起情感上焦虑或缺少信心的认知状态。获得个人身体健康信息意味着有将个人置于不确定性情境的可能，而回避健康结果则能维持目前稳定的情境。
（1）“害怕结果不好”：对稳定日常生活的冲击
非正常的筛查结果意味着信念或者习惯改变，比如服药或者进一步侵入性筛查等，甚至给家庭带来负面情绪及压力。人们会回避检查来避免负面情绪以维持积极情绪。如病史较长的2型糖尿病患者通常会由于心理压力，避免获取治疗信息影响他们的健康决策。有癌症家族史的女性也会采用回避和控制信息的策略减少压力。去年 11 月份宫颈筛查检查出一个高危，本来应该 3 月份去复查，硬是让我拖了好几个月才来复查，复查了又不敢看检查结果，害怕还是高危。
（2）“孩子还要靠我”：对母亲（妻子）角色的威胁
访谈中发现我国已婚（已育）女性回避筛查的深层原因在于担心阳性结果影响孩子成长和家庭稳定。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被定义为可以为家庭和婚姻牺牲，被“母职”和“妻职”束缚，“善良”“牺牲”是她们的本性特征。就如波伏娃所说，母亲和妻子的角色阻碍了女性的自我发展，她们失去了获得独立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外部世界。婚后自我异化为“妻职”或“母职”的女性将照顾家庭、孩子和丈夫作为本职，若检查出难以治愈或者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疾病，她们不仅无法承担“母（妻）职”，还让整个家庭为自己牺牲。从以家庭或者孩子为中心的观点出发，女性会把家庭和孩子的完整和平稳作为首要任务，女性主体性的异化在家庭健康和自我健康的选择中得以体现。与其说害怕自己病倒，更怕两个孩子没人照顾。不检查就没事儿，一检查出了事儿就立马要开始治疗……男人能管好自己就好，指望不了。孩子的学习、生活都靠我。（21 号）
中国青年女性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要兼顾工作，因为她的经济收入也是维持家庭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松散型母亲”，她们将日常照顾孩子的工作委托给长辈，但她们仍然是照顾孩子的最终责任者，是孩子最大的依靠。面对疾病，她们常常用的句式是“如果我病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如何”，而不是“我”将如何，她们将自己置于金字塔的底端，顶起整个家庭，害怕获取可能改变常态的身体检查结果。
4. 标签化的身体：生殖健康筛查的污名化
宫颈癌是乘着医学的西风被国人逐渐认识，虽然西方医学话语中认为中国女性子宫癌多发源于中国的生育文化，特别是粗暴简单的接生方式及多次妊娠的传统。但中国的民间传统观念中，宫颈癌和女性不贞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将宫颈疾病污名化为一种“不名誉的病症”，女性不仅要承受病痛，更被打上“不贞洁”的标签，传统性别观根深蒂固。就是检查一些妇科，很多女生都没有去过，身边很多人就可能一说妇科检查，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类似于谈“性”色变那种感觉吧。（3 号）
传统性别观贯穿着青年女性从有少许症状到犹豫检查的整个过程，她们常常羞于启齿，犹豫检查，畏惧告诉父母，妇科检查成了未婚青年女性的忌讳。特别在非隐私诊室，或父母在场，女性会回避医生关于“性方面”的医学询问，甚至隐瞒事实。婚前*行为性**被认为是可耻不洁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医生提到“我国妇女有病亟好隐藏，因羞耻观念，避免检查，以为此乃属于暗疾，尤多见于寡妇及忧郁者，及至流血不止，或至不可收拾之时，始来就医”［34］，论证了女性生殖疾病的疾病观。但青年女性间显现出了性观念的区隔和更新。布尔迪厄提出“惯习”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对于个人而言，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和事件中积累了一系列关于身体观念的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与父母、朋友或者媒体信息的互动中，自然获得的信念或者规则。一直在大城市和小城镇生活的年轻女性对于生殖筛查有着不同的观念和惯习，这种差异源于她们所处的位置和拥有的资本不同。应该是有家庭的因素，然后我觉得就是教育吧，我上大学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家人会一起去做一些体检，现在在国外也会做妇科体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早发现早治疗。（9 号）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拒绝宫颈筛查的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她们的身体观，以回应作为西方医学技术下身体健康筛查的基础—身体机械观。青年女性拒绝癌症筛查的过程让我们在医学社会学视角下重新思考了女性身体观与主体性问题。对她们而言，身体不仅仅是健康的载体或者“容器”，筛查也并非单纯通过医疗技术检查身体的过程，而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的医学行为。健康筛查虽然源于西方医学，但中国女性回避筛查的原因是混合的，是带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与此同时，本研究从质化材料中浮现出“主体性”这一概念，女性身体物质性与社会文化的双重属性制约了女性的主体性。
首先，青年女性对身体健康情况的认知是模糊的，缺乏对健康价值的理性思考。康德的批判哲学强调个人理性，认为主体性的核心特征和体现是运用自身理性做出明智的决定。但现实中女性对身体健康状况的确定倾向选择更方便和主观的“工具”。比如从日常生活和媒体实践中获得的关于身体的民科知识，通过自我经验、身体体验确定身体状况。“非系统的”“碎片的”“他人建构”的民科知识和经验成为“工具”，帮助她们做出是否筛查的决定。自身理性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凸显。
其次，青年女性将医院检查看成身体被规训，而非保持健康的过程。她们认为筛查意味着身体操控权的转移。这一规训过程体现了福柯的观点，身体是权力的焦点，因为“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通过知识，这种细致入微的微观权力对身体的控制便是规训，比如医学知识和现代技术让女性身体被规范和制约。医院也犹如圆形“全景敞式的”监狱，每位在场的女性都在中心瞭望塔的“凝视”下，实行对身体的自我监禁，她们不会反抗“隐私暴露”，顺从秩序和规范。但是，女性如果能意识到接受筛查是自主选择，是把握身体健康的起点，是对各种医疗资源的策略性利用，是低风险的、保持健康的医疗技术，她们对待筛查的态度会更加理性，并对身体健康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控制能力。
再次，对比其他类型的身体检查，传统社会观念让女性对“生殖器官”的检查更加迟疑。中国社会划出了“性的年龄线”，有婚前*行为性**的女性会被认为“可耻不洁”，有性需求的年长女性会被打上“不正经”的标签。无形中所形成的*行为性**观念导致女性接受妇科检查的羞耻感，耻于在“凝视”中接受身体信息。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所谓的“荡妇羞辱”并不新鲜，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女性*行为性**的文化压制，直至现在患宫颈癌等妇科疾病的女性仍会被指责是“不检点”“道德不端”“缺乏自制力”的。无论其文化程度如何，女性都可能将这种污名化带来的羞耻感内化到自我评价中。
最后，传统父权思想下赋予青年女性“妻职”和“母职”的想象使女性难以承担检查带来的不确定结果。进行筛查意味着有获取阳性身体信息的概率，女性有被迫改变信念或行为的可能，影响家庭中的“妻职”或“母职”的履行，比如无法很好地陪伴抚育孩子、支持服务丈夫、维持家庭的稳定，这种不确定的后果阻碍着女性进行筛查。
尽管重构女性的主体性并非易事，但在现代媒体、国家政策和女性自身的共同努力中，仍然可以让中国女性越来越理性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反思自我价值，拥有更大的自主性。
首先，推进女性健康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单纯医疗技术的进步，不足以改变中国现阶段妇女癌症筛查覆盖率不高的状况，需要建立并依据专门的方*论法**，让女性真正认识生命的价值和自我健康的重要性。
其次，女性利用医院保持身体健康，通过对“医院空间”的改变降低女性就诊空间上带来的不适感。研究中医院作为“媒介”具有空间物质性这一特点得以突出，医院不仅是西方现代技术实践的空间，更是医生、女性、患者以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关系显现的中介。无论是分诊员或挂号员通过麦克风将科室名称公开念出，或医患对话的泄露性，都会让女性失去安全感。检查室的装饰、布局甚至灯光的颜色都能增加或减轻女性的紧张感，塑造医生和病患的权力关系。所以，“医院”不仅仅是一个医患共处的诊治空间，也是被空间标识出来看待患者的方式，是关系显现的媒介。因此，重新定义和塑造医院空间，将重塑女性被围观的眼神、暴露的隐私、冰冷的工具摧毁的安全感以及自信。
最后，通过公共卫生管理政策保障女性的主体性，缩小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健康观念鸿沟。比如针对不同人口特征的女性指定不同的健康知识教育方案，或者在风险制度的政策上尽可能向弱势群体倾斜。女性癌症筛查作为基础的医疗保障必须保证其可及性及公平性发展，实现政策制度上的价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