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子曰：“朝闻道①，夕死可矣。”
【注释】
①闻道：闻训闻达之“达”，而非听闻之“听”（此从廖名春先生训解）。闻道即得道或证道，也即到达圣贤的境界，其含义重在经由躬行（实践）而证悟，体认大道，而不仅是知识或理论的传授，理解。
【翻译】
孔老师说：“在早晨体悟大道，抵达圣境，即使当晚死去亦可无憾。”
【解说】
本章乃夫子自励之语，后学读此章可知孔子一生追求在于“闻道”，一生使命在于“行道”。
一，道是终极追求：
《里仁》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述而》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卫灵公》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闻道，得道，成贤成圣，是士或君子的最高目标或终极追求，“谋食”跟“谋道”比起来不值一提，“忧贫”或“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真正要“忧”或“耻”的是未能“闻道”。
二，道高于生命：
《卫灵公》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子的“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的“舍生而取义”表达了同一种人生价值观,即面临生死抉择时应当选择道德价值而舍弃自然生命。
三，难在于行道而不在于知道：
朱熹《集注》：“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
前人如上引程朱等解本章都是将“闻”训为“知”，“闻道”就是“知道”、“悟道”或“明道”，恐未达一间。
愚以为，在《论语》中，孔子一贯主张重德重行甚于求“知”。在孔子看来，“知”道并不难，难的是力行，故孔子一再感叹“未见一日用其力于仁”者，又自况道：“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见《述而》篇) “得”即得道，亦即“闻道”，“得”，“达”，“闻”均可互训。孔子坦白自承尽管躬行半生，但还没有“得”，离君子之道还有距离。
孔子非但不视“知道”为难事，恐怕也不以“知道”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尊德性”与“道问学”比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问学”是第二位的。相对于“知”，孔子更重视“行”。修已成仁，修身立德，不能只停留在“知”的层面，把外在之道理，转化为内在之德性，必须依赖于“行” ，古人“德行”连言，其故在此。道或仁为本体，而行乃工夫，力行不倦，修身不懈，方可臻于“闻道”之圣域。《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为“知”，而“至善”即是“道”，用“止于至善”诠释“闻道”的境界再妥贴不过，要想“止于至善”，非“力行”无以成就。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放翁此诗深得夫子“闻道”之旨，“纸上得来”意谓“知道”，而“躬行”“无遗力”的“工夫”，才能保证“老始成”，也即导向“闻道”的境界。
清人李恕谷曰：“闻非偶然顿悟，乃躬行心得之谓。颜子之叹，曾子之唯，庶克当之，方不徒生，亦不虚死，故曰可矣。”此诚为知言。
李老师《论语今读》：“‘真理’在此主要不作知晓解而作体验人生意义、宇宙价值解。《中庸》说‘恐惧其所不 闻’，即害怕浑浑噩噩过此一生而未能“闻道”，这就等于白活了一 辈子，岂不严重也哉。‘圣’（聖）字从耳，乃在于‘闻道’知天命，即 巫术‘沟通天人’之理性化。可见中国的‘闻道’与西方的‘认识真 理’，并不相同。后者发展为认识论，前者为纯‘本体论’：它强调 身体力行而归依，并不重对客体包括上帝作为认识对象的知晓。总 而言之，生烦死畏，真理岂在知识中！”
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见《雍也》篇）
又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见《述而》篇）
又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见《泰伯》篇）
以上数章均可视为夫子自画像，孔子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唯有“闻道”一端而已，老先生乐在其中，老而弥笃，所谓圣贤气象，不过乃尔，天下又有几人克臻此境？
四，道对个体和群体的意义：
道乃最高价值和终极意义。对个体而言，“闻道”属于宗教性的形而上追求，而对群体而言，“有道”乃社会共同体的基础。
从孔子行重于知的理念以及终生力行的修养实践来看，“闻道”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投入、自我开启、自我解放的实践过程，而一旦悟道，证道或得道，意味着与大道共在而栖身于道即绝对之中。人作为个体生命或有限性存在，借此获得了与绝对性与神圣性的同一，获得了自然生命之上的道德生命或精神生命，即道命在身或天人合一。这种绝对性与神圣性，超越了生与死，超越了生活世界里的其他任何事物，所以闻道则不惧死，不忧贫，乐得其所。
孔子所谓“朝闻夕死”之义，把此种形而上的意义以及宗教性终极关怀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儒教教义中最为华美壮丽的篇章之一。
从社会的维度看，道乃群体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当社会成员对道的价值形成共识之后，一种超越于自然共同体的文化共同体的建立才成为可能。民族或邦国得以形成，其纽带决不仅仅是共同血缘或共同利益，背后必然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价值归依做为更稳固的基础，华夏之所以为文化之邦，诸夏之所以自认为比夷狄优越，正是源自对作为政治社会最高原则的道的体认，理解和共识。孔子时时忧心的是道之将亡，即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孔子毕生为之努力的理想是“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继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革故鼎新，发扬踔厉，为新的完美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奠基。
今世我人所面对的境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新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为何？孔子又安在哉？
【参证】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于南安。是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来进学如何？’积以政对。遂问道体无恙。先生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积退而迎医诊药。廿八日晚泊，问：‘何地？’侍者曰：‘青龙铺。’明日，先生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时也。
——《阳明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