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其论著中会出现很荒唐的错误。
说荒唐，是这类错误很难用粗心或者水平问题、见识有限等原因来解释。说的直白点，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意思。如果是自然科学领域，类似地位的学者出现这种性质的错误，那学术声誉应该会受严重影响。
何炳棣，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名头够大。是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教授。历史学术界对黄仁宇未必太待见（我就见过王春瑜等对黄的批评，觉得其有些太空疏），对何炳棣大概是尊崇居多的。
我没读过何炳棣的书的时候，听他名字真有如雷贯耳，还觉得美籍华裔学者，总比国内学者更权威客观。然而很久以前看了他那本明初以降的人口书，其颂清真是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清廷臣仆穿越过来，也就不过如此。
举一个最荒唐的例子。
何炳棣引用了蒲松龄写的《醒世姻缘》24回里的一段话，说这话是蒲松龄用来歌颂自己生活的满清时代的富足安宁的生活。
然后我找了一下醒世姻缘第24回，看了内容，无力吐槽。
这段内容明明是在歌颂明朝时期官府宽仁，百姓生活富足景象，控诉蒲松龄自己生活的满清时代的惨苦情形。这个都是白话文，意思浅显，非常容易理解。何炳棣楞是能把歌颂明代，鞭挞满清时代的内容，说成歌颂清朝的。这真不是能用粗心，或者水平问题能解释的了。
而蒲松龄记载清初横征暴敛，包括征收练饷的记载，也可和其他历史学者的考证论述，以及相关史料对照
“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郭成康 郑宝凤 《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078页 ）
“顺治二年兵科给事中，李运长奏疏‘省直易剿、练等税为草、豆等名色，加征如故，问诸外来士民，大抵皆然，非止一处’”。（赵毅《明清史抉微》中的《清初摄政时期的社会经济》一文，吉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
再有如清初山东巡抚的题本：“既征其熟，复迫其荒，户绝者，难之鬼输，幸存者窃悲其邻壑……。微臣巡历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等县，极目荒芜，此固昔日户部履亩躬查之区，臣不敢渎陈。”“全征之檄日迫，追呼且日甚一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七五八页）
满清是以远少于万历时期的耕地、人口，征收到了相当于万历时期的赋税收入，其加之于百姓的负担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更不必说清军在各地的*杀屠**抢掠所得了。
按叶梦珠的阅世编记载，也说清初几十年的时间里，横征暴敛的程度远超明崇祯时期的。
再举个李伯重的例子，李伯重也是大名鼎鼎，有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之类头衔。
李伯重在《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8月第3期）中有一段话
“到了清代,城墙外的居住区进一步扩大。康熙时,据孙嘉淦所见,‘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注释62）。不仅如此,阊门外的商业区已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延绵20里之长（注释63）。当地的虹桥毁坏后,‘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注释64）。”
孙嘉淦这段话的出处注释62是孙嘉淦著的《南游记》，关于阊门和枫桥连成一片的出处，文中对应的引文注释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遗事:‘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虹桥这段的引文注释64是：《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桥梁（实为津梁）。
我去查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再一次佩服历史学家张冠李戴，乾坤大挪移的功夫。
“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的原文是记载明代苏州时期的情形，和清朝半点关系都扯不上。
原文出自卷五四《遗事下》“崇祯乙亥（也即1635年，崇祯八年），好事者倡议扩城（指扩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岳贡，锐于有为，欣然从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为不便，……钱机山龙锡贻书止之”。
康熙《松江府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崇祯八年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扩建松江府城，当时的知府方岳贡，也欣然采纳这个建议。结果触犯了当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钱龙锡就成为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给方岳贡写了一封书信要求终止修城计划。
“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就出自钱龙锡给方岳贡这封书信里的内容，其上下原文是这样的：
“且市井商贾托业不同，水次贸迁，城外为便，使西城果筑，又当移居以就之。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何独敝郡偏于民穷财尽之时，倡此劳人动众之说？如民居必在城内，则自东关至华阳桥，阛阓亦四五里，南北两关，亦复栉比，又何独惜于此，而忍于彼乎？”（清康熙2年《松江府志,圖經》，線普463237-55(19冊,缺圖經)，第十八页）
所谓苏州“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指的是明朝时期的苏州，和清朝时期的苏州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
那么《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津梁一》里确实有关于虹桥的记述又怎么样呢？
《同治苏州府志》中同样清清楚楚记载着这段话是明朝的牛若麟写的！
在卷三十三的第十页到第十一页上，虹桥条目下清清楚楚，前面是记叙虹桥历次修造记录，然后是附有前人写的关于虹桥的文字，在第十一页上，明明白白写着【明 牛若麟纪略】。下面牛若麟写的内容当中就有“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8.同治苏州府志（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只不过上引论文还抄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负贩篓夫”，而非“窦夫”。
而牛若麟其实就是崇祯时期苏州吴县的县令，《崇祯吴县志》就是牛若麟修纂的，《同治苏州府志》不过是把崇祯牛若麟的记载抄录了一下。
以上两则是史料描写内容属于哪个年代上张冠李戴。把描写明朝的繁荣景象说成是歌颂满清的。还有的例子是把李四说的话，按到张三头上，来证明张三的先见之明
比如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有这么一段话：
其说袁崇焕早有先见之明，提醒朝廷要注意后金绕道入关的可能性。然而去查史料完整原文出处，真相是阎断章取义，是皇帝和其他官员不断提醒袁崇焕要注意后金绕道入关的可能，而袁崇焕一直回复说用不着担心，后金不会冒险的，就算冒险，蒙古人也会帮忙阻止的。
最彰明昭著的是阎崇年列举出的第二条记录，“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
真相如何呢，找到熹宗实录这条记录的出处：
原文如下：
“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也就是袁崇焕在奏疏中说：有些人担心后金席卷西虏，绕过辽东而去进攻山海、喜峰诸处。别人考虑到这点，我一开始也担心。但后来一想，后金起兵到现在，都是稳妥无比，不会冒险。所以我料定后金绝对不会绕道进攻的（“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阎崇年引用的“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在什么地方？是在“说者俱虑”下面！
别人提醒袁崇焕有这种可能，而袁崇焕反驳这种提醒，认为不必担心，因为后金不会这么冒险！
面对史籍中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的记载，有些人硬可以来个乾坤大挪移，割裂文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本来是明朝的皇帝和官员在提醒袁崇焕，这种可能性你要提防，结果到了历史专家的乾坤大挪移之下，居然变成了袁崇焕去提醒皇帝了！
还有一个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的例子。
李光涛依据朝鲜人的记录声称皮岛上富足无比，米八石只有一两银。我没看朝鲜人原文前，还真以为朝鲜人是这么写的。只是觉得李光涛的头脑不太清楚，如此荒唐，且和朝鲜人其他史料里多处记载毛文龙东江军民饿死，皮岛僵尸如枕之类自相矛盾的记录，居然也能采信？
然后最近留意了下朝鲜人原文的记录，则这条朝鲜记录虽然依旧属于造谣*化丑**毛文龙性质，荒唐不经，但也不至于荒唐到说八石粮食才一两银子的地步。
这条记录是说皮岛上一石米，二两银子的价格。
以上不过是随意想到略举几条最触目突出最明显的。
所以对有些名气很大，似乎很学术的历史学家也不宜轻信，否则一不留神就被带到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