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不是矛盾，
而是有矛盾不解决
●本刊记者 薛田/文
主角：林洋夫妇
今年春节，林洋陪着妻子回四川老家过年，先是从北京飞成都，再转火车，然后是汽车，路上几乎花费一整天，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村口，已是半夜。最后躺倒在床上时，他连脱外套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并不是在城市长大的他第一次回到妻子的老家——四川农村。
林洋现年32岁，来自内蒙古。2008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位于北京西二旗的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从一个普通“码农”爬到了技术总监（CTO）的位子。
4年前，林洋把后辈同事变成了女朋友，并把女朋友变成了现在的妻子。结婚时两人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城乡差异，“她家对我的要求是有房，有稳定的工作，我家对她的要求是有稳定工作，能挣钱就行。”两家人对彼此都很满意，遂决定在正式领证前，让小两口双双回一趟对方老家。
两人先去的是四川。
“当时赶上筹备她爷爷的80大寿，我直接就被派上场干活儿。”到家第一天，林洋刚放下行李，就被催促着跟操持席面的大厨去县城买菜。大包小包扛着菜回来，一个亲戚招呼他开始摆桌子，然后是端菜、撤盘子，洗碗，洗筷子……
“他们（村）的规矩是上门女婿干活儿。”林洋称，自己对这个习俗着实适应了一阵子——在林洋老家，“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
这个摆流水席的传统令林洋适应了很长时间，但至今仍无法理解。他曾询问妻子，遇到红白喜事，甚至于过年的家族聚餐，为什么不在离家20分钟车程的县城找馆子，轻松又省事。而妻子告诉他，那是“传统”。“比如流水席一摆摆几十桌，也比较有排场……他们还是挺讲究面子的。”
另一个给林洋制造了很大心理阴影面积的是厕所——建在以前的猪圈位置，是个逼仄的小黑屋，屋顶挂着蜘蛛网，虽然是陶瓷的蹲便，但因冲洗不干净，看上去黑漆漆的。风大的时候，从缝隙里刮进来的风将蜘蛛网吹得一晃一晃的。洗澡也是在这个小黑屋。因为阴冷潮湿，林洋此前每次跟着妻子回老家，总共就只洗一两次澡，“冻屁股”。
除此之外，由于妻子家房子周围全是泥地，因而家里就围绕着房子一周挖了一条深沟，连通着厕所，所有排泄物就从这条沟排走。今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晚上，林洋走着走着就掉了下去，鞋里面分不出是泥还是粪便。
林洋语气中略带佩服地说起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大爷，也是妻子家的亲戚，按辈分应该叫他爷爷。林洋称，爷爷约有70岁，上过大学，在工程师职称上退下来，回老家养老。爷爷家的房子，在村子里算是最干净的，他和爷爷曾交流过几次，很喜欢其生活态度。“对自己生活质量有要求，热爱生活。”
“其实我抱怨是因为觉得她家可以过得更好一些，但她家里就有亲戚说我嫌弃农村。”林洋直言，“我没说得更尖锐。我嫌弃的，其实是他们的懒。”
尽管抱怨颇多，但林洋很少当着妻子的面谈论城乡差距。
刚结婚搬进新家时，林洋看到妻子直接在厕所的洗脸盆里刷球鞋，他只好等妻子刷完鞋拿去阳台晾的工夫，默默把洗脸盆洗了三四遍才作罢。过了几天，他趁着妻子在洗漱时，略带心疼地对妻子开玩笑道，“你看这洗脸盆太小了，你刷鞋都刷不开，不舒服……”妻子当时好像听懂了林洋的话，此后再也没有用洗脸盆刷过鞋。
今年春节跟妻子回家，林洋依旧被指使着干活，从早忙到晚，周围的亲友邻居也依然不见外地议论他的体重，“你怎么变得那么胖？”在村里的任何地方，恨不得都有认识的人上来搭讪，一开口，还是讨论他的体形。但是，妻子家也给了他一个惊喜——小黑屋厕所拆了，用三合板建了个小房子，屋顶安了浴霸，墙角上挂着摆放洗漱用品的架子，里面装上了冲水坐便器，还通了热水。
在林洋看来，这是里子和面子的问题，“她还是能理解我的，在中间调和矛盾。不然早过不下去了。”在林洋的观念里，婚姻生活中致命的不是矛盾，而是放着矛盾不去解决。只要不回妻子老家，无论是他和妻子，还是他们背后的两个家族，相处得都挺愉快的。
“每年回去，就是为了看她爷爷。也就几天，忍忍就过去了。”林洋说，等哪一天爷爷不在了，他就把妻子的爸妈接到北京过年，“我再也不想去那儿了。”（林洋为化名）
如果你们在一起的
理由是“合适”，
结果也许会“很不合适”
●本刊记者 张跃/文
主角：老吴&前妻
老吴离婚了。
据说，这在他的同学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小两口不是挺合适的吗？”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反应。
所谓合适，正是通常人们印象中的门当户对。
老吴并不老，今年三十出头，毕业于全国数一数二的财经大学。那所学校素来以“*官高**子女多”闻名，老吴也是其中之一。他父亲是副省级，母亲是当地一家年营业额过千万的公司财务总监。他的前妻是北京姑娘，姑娘的父亲是某大型央企的高层，母亲是某知名高校的老师。两人的结合是父辈们的撮合，因为他们年轻时是战友。
“两家条件差不多，能省好多事。”这是当时老吴母亲的态度。
“他们都觉得特合适，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这是当时老吴的态度。
和门当户对的前妻在一起之前，老吴只带过一个姑娘回家见过父母，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姑娘是老吴的大学同班同学，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姑娘长得漂亮，性格开朗，既是学院的女篮队长也是文艺骨干。在那个偶尔还会多愁善感的年纪，老吴觉得姑娘像一缕阳光照进了他的生活，他请她吃饭，陪她上英语辅导班，当她的篮球陪练，但却始终没有表白，因为“父母一定不会同意”。
大三那年的五一假期，老吴邀请姑娘去他家玩，姑娘同意了，但最终的结果是，姑娘也许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局促和难熬的五一假期。第一顿饭，老吴的母亲就将姑娘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整顿饭都没有笑脸，一句欢迎的话都没有说。随后，母亲继续以这样那样的原因让老吴跟着她去办各种事，姑娘只得由老吴的妹妹陪着四处逛逛。假期结束回到北京的那一刻，姑娘说：“哎呀，终于放松了，在你家没给我憋死。”
于是，直到今天，老吴仍然是这个姑娘的男闺蜜，而姑娘早已结婚生子。
2004年大学毕业后，老吴去了英国留学，回国后被安排进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工作，住着毗邻长安街的近300平米的高档公寓，开着和行长同级别的车。闲暇之余最大的爱好是和大学时的一班好友打牌吃饭，直到2013年和前妻结婚。
老吴的前妻在一家性质为央企的地产公司工作，人很漂亮，也会打扮，工作还算上进，“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部门主管”，但就是不会做任何家务，还有些任性，“因为从小在家里什么都是她说了算”。
老吴不太在意吃饭时餐厅的档次，但对方在意，去环境差一点的地方，“她能坐在那儿一口都不吃”，老吴也没过过太委曲求全的日子，所以，“她越不吃，我就越吃得津津有味”。
两人婚后闹得最大的一次矛盾是因为老吴的那帮“狐朋*友狗**”。
他们从大学一直玩到各自结婚生子，早已习惯了一种相处模式——无论去哪里、干什么，买单的都是老吴。前妻很不喜欢这帮人，认为他们是些天天蹭吃蹭喝占便宜的小市民，没有档次。“要结交和你层次相近的朋友，这样对你日后有帮助。”她经常对老吴这样说。“她倒不是觉得花钱多，而是觉得成天跟这样的朋友混在一起，不体面。”但老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评价而疏远朋友，直到有一天他带朋友来家里打牌时，前妻直接在人前对他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家，我不欢迎他们。”
两人大吵一架后的解决方案是，老吴再也没有带朋友回家过，而前妻也不会跟他出席任何有这些朋友在的聚会。
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老吴觉得乏味但也说不出到底没劲在哪儿。去年下半年，他们夫妻二人筹划着要个孩子，直到新年来临的前两天，前妻主动来接老吴下班，然后吃饭时对他说：“我们离婚吧。”
老吴问为什么，对方说这样的生活有点没劲。老吴说，好的，我同意。
那个曾经在他家差点儿被憋死的姑娘成了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去民政局办完手续的那天，两人一起吃了顿饭，老吴说：“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有一点难过，毕竟事情有点突然，但似乎也没那么难过。”
接下来，怎么办？这是老吴在这两个月中被问到次数最多的问题，他的回答从来都是：“不知道。”在这段门当户对的婚姻中，老吴说他尝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婚时不用为了钱操任何心，“我们各自有房、各自有车，而且都是婚前财产，离婚协议达成得前所未有地愉快。”
问他最大的感触，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当初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特合适，我也一度觉得，她不是我最爱的人，但或许是最合适我的人，但结果呢？特别不合适。”
可以门不当户不对，
但精神一定要同步
●本刊记者 翁佳妍/文
主角：韩梅&李峰
北京姑娘韩梅一直觉得她和丈夫李峰的故事，是可以被装瓶放到博物馆展柜里的，“姐弟恋、异地恋、凤凰男孔雀女、硕士生与高中生，但凡是个标签都能贴上”。
他们是大学同学，在社团相识，又因为同喜欢一本书、一部电影成了可以说笑打闹的朋友。2005年，李峰英语考级不过，没拿到大学学位；韩梅则留校做了教务处教学秘书，一年后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在武汉读研时，她接到了李峰朴实的表白：“想了一圈，觉得周围的朋友很难有一个人能一生爱你不变心、不让你受到伤害，我觉得只有我可以。”
两人在一起时，李峰“连凤凰男都算不上”，高中学历，来自福建农村，父母不怎么识字，还有两个姐妹，那时他辗转全国各地工作，一个月赚800块。
爱情虽然美好，麻烦也接踵而至。
去李峰家时，韩梅坐了人生第一次长途大巴。这种在乡间跑的客车不正规，座位售完后卖站票，韩梅没有位子，只能挤坐在两排座位中间的台阶上。没有扶稳的超载乘客荡来荡去，吃饱困足哇啦哇啦*反造**的婴儿，窗外飘进来柴油味混着乡间的味道，“当时眼泪止不住往外涌。”到了福建农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韩梅再次愣住了。一家一户没有卫生间，都用村里公用的旱厕，“就是一个坑”。饮用水从一口大缸里舀，缸底沉淀着黑的白的陈年渣滓，她都不敢细看。
更令韩梅没想到的是，李峰一家对于外来女孩的排斥。在交往期间，尽管李峰坚决拒绝，他母亲还是坚持不懈给儿子安排“更合适”的当地女孩相亲。在迫不得已接受北京准儿媳后，李峰母亲领着韩梅拜访乡里乡亲，她一边走，一边用不标准的普通话介绍：“这家穷得没办法，才从外地买了媳妇，其他有办法的都娶本地媳妇。”
此外，在哪里买房、在谁家过年，不能免俗地成为两家的矛盾焦?点。
2008年，两人筹划结婚，两家坐在一起商量事宜。韩梅母亲没有什么要求，按照孩子意思办就好；李峰母亲提出几点，反对两人在北京买房，每年必须回福建过年。她反复哭着说：“你们那么远，哪天我死在家里，都不能见最后一面。”
2009年五一，两人决定结婚。李峰家当地的婚礼程序传统繁琐，据说李峰姐姐结婚磕了两百个头，李峰跟父母提出要求自己结婚“不磕头，不然就不结”。韩梅本来畏惧，知道后挺感动，“最后磕了点头，不算多”。早上五六点在镇上匆忙化了妆，又顶着花红柳绿的脸去商场买结婚穿的鞋，又赶去镇上一个小饭店里参加自己的婚礼。像大多数城市女孩一样，韩梅想象过那种婚纱拖地、有音乐司仪的典礼，“你能想象那种心理落差”。不过这种落差只是在心里划了一下，想到李峰为自己来北京，“我非常感谢他，不觉得有什么不满意，我心态很好”。
“在尖锐的矛盾里，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的态度。”韩梅说。李峰从不“和稀泥”，也不会太偏袒原生家庭，“矛盾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两边和稀泥而改善。所以男方在妻子和家人的矛盾间，必须要有一个立潮。
韩梅聪明地从不与李峰母亲发生正面冲突，“当婆婆问我意见时，我都说家里李峰做主，我都听他的。我婆婆就特别开心，觉得她儿子是受尊重的一家之主。”意见不合时，韩梅只跟李峰沟通，再由他委婉地告诉母亲。
除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在韩梅与李峰的生活中，为了抹平彼此的差异，两人一直在让步，也一直在进步。刚来北京时，李峰的工作并不如意，但是，“他从来不说为了你来这个城市，还不如以前。”而在靠韩梅支撑家庭开销的时间里，李峰包下家务，学会开车，读书充电，韩梅说：“他非常努力，一直在读书，我们的思想完全同步，总有说不完的话。”
结婚7年多，韩梅不记得他们吵过架。如今，两人的女儿已经三岁，李峰的工作也有了很大起色，他们在北京城郊买了第二套房子，预备给李峰父母养老用。最近，李峰打算辞职创业。当他告诉韩梅“我又不能赚钱了”，韩梅只是“哦”了一声。
“没钱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李峰问。
“我有一份工作可以养家。我只要爱情就够了，面包我OK的，所以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韩梅回答。（韩梅、李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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