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暮秋。73岁的爷爷双脚丹毒、静脉曲张愈加严重了。为了方便爷爷坐卧起居，有邻居建议我父亲为爷爷买一只沙发。正好我家门前的街面上有一爿公私合营的店铺专卖家具。父亲便去和私方老板老魏谈起此事。老魏是个热心人，他让我父亲到300米外的南勋街旧货市场去买只旧沙发，说这样既省钱又实惠。我父亲一听有道理，赶紧到位于南勋菜市场边上的“南勋旧货店”去。
这家旧货店面积达400多平方米，货品丰富，分门别类，有桌椅橱柜、古玩玉器、鞋帽服装等，旧书、旧报纸更是堆积如山，不比“大罗新”逊色多少。父亲以前也曾在此淘过鼻烟壶、铜脚炉、老唱片等旧时用品，此刻他无心浏览其他，只看有没有合适的沙发。旧货店里有位与我父亲熟稔的店员，特意推荐了一只八成新的沙发，他对我父亲说：你真幸运啊！这是前两天有人害怕被抄家，匆匆忙忙从家中搬过来甩卖的。
父亲看那沙发款式悦目，布料厚实，上去坐了一坐，感觉挺满意，于是付了12块钱，搬回家来了。谁想这沙发爷爷仅坐了两个月，因嫌阿拉伯广场经常搞批斗大会，口号声太喧嚣，还常常有*行游**的队伍在门前经过，就让我堂哥雇了一辆三轮车返回东郊白家堡老家去了。
爷爷回乡后，有一天我在打扫房间时，拖把上有一根铜丝不小心勾到了沙发后面的边角，只听“嗤”的一声，我忙低头一看，沙发底部竟露出一片白色布条。我索性将沙发侧翻过来，从破口处把白色布条慢慢地拉出来。渐渐地，白布条上还显出了红、白两种色。最后全部拽出来，摊到地上一看，竟是一面日本国太阳旗，就是中国老百姓俗称的“膏药旗”。旗帜边上插旗杆用的布套内侧，还有尚可辨认的用油墨印制的一行小字：“傅家店基督教堂赠，1931年11月17日”。我看到这行工整的小楷时，大吃一惊，赶紧叠好收起来，不敢让外人看到。过了几天，我悄悄对父亲讲了这一发现。父亲听了也吓一跳。他当年是从东北民主联*转军**业的，当然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忙嘱咐我将“膏药旗”藏起来，不得让任何人知晓。
等到轰轰烈烈的红色风暴势头稍减后，我将此事悄悄告诉了家具店的老魏。因为他的父亲魏老栓早年曾兼任过基督教堂的“相公”一职，我估计他家里人多少知道一些内情。果然，老魏见周围没有人，便向我轻声讲述了那面“膏药旗”的由来。原来，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失败后，马占山率领残兵败将跑到了苏联边境线，黑龙江省府也搬迁到了哈尔滨的埠头区。但是，日本关东军的铁蹄很快踏过了松嫩平原，逼近了哈尔滨的第一道防线哈达屯。商铺林立的傅家店立刻乱成了一锅粥，市民也是人心惶惶。魏老栓与基督教堂的俄国神甫在商讨形势时，认为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极度膨胀，“哈尔滨保卫战”难免失败。虽然日本关东军暂时不会威胁苏联、波兰、犹太人的租借地，但也要防止日军飞机来袭时，因目标不明而乱扔*弹炸**，或者是进城以后烧杀抢掠。为了保障市区这些教堂安全和保护教民们的生命财产，傅家店基督教堂紧急制作了一些日本国“膏药旗”，分发到中国教民手中，一旦形势吃紧便在屋顶升起，或许可以躲过轰炸和烧杀抢掠。因为当时苏联管辖北满铁路，在哈尔滨设有中东铁路管理局，以及大片的铁路员工住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真有效。“哈尔滨保卫战”在激烈的鏖战中，日本飞机轰炸埠头区时，确实避开了那些悬挂“膏药旗”的楼房。更滑稽的是，桃花巷那些俄国人、朝鲜人开的窑子也挂起“膏药旗”，避免了后来的烧杀抢掠。
老魏的一席话，不但让我知道了这面日本“膏药旗”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用处，而且，也使我体会到老一辈哈尔滨人在国难当头时的艰难处境。
不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面日本国“膏药旗”藏在家里终究是不妥的。有一天早晨，趁着邻居们到居委会上交所谓“四旧”物品时，我把这面“膏药旗”夹在其他物品中间一起交出去了，好在当时上交的东西不用一一登记。至于那只旧沙发，在我家也就用了两三年。父亲因满洲国时期，*少奇刘**同志到“三十六棚”主持满洲省委工作会议（现地德里物业小区），他去取传单，偶然见到了胡服同志（*少奇刘**化名），而受到牵连，在“*革文**”中遭到严厉批判，还被抄了家。父亲在解放前收集的乌克兰缝纫机、俄式桌椅板凳都被抄走了。爷爷由此担惊受怕，那只旧沙发既已被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干脆搬出家门廉价卖掉了。就这样，那面日本“膏药旗”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也就永久封存在了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