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部思想性、艺术性都非常好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讲述的是以《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建*党**的伟大历程。那是中国各种思潮最繁杂，而整个国家又最混沌迷茫的时期。

一批站在时代潮头的先进知识分子们，要在荆棘丛生的脚下生生开辟出一条路来，还要保证看不见的前方不会是悬崖绝壁，而是走向通天大途。

所以，近代中国，要论思想变化之剧，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为最；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又以“五四运动”前后的1919年为最。

它是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政治等一系列深刻问题的分水岭。今年，是建*党**百年的伟大节点，当我们回顾建*党**，就不能不提新文化运动；提到新文化，就绝绕不开“五四”。

就让我们了解下“五四”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巨变吧。

一、“五四”简要

“五四运动”的爆发其实有内、外两种因素，而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只熟知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我们都清楚，一战后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帝国主义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却完全无视山东是中国的领土，而直接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派遣了10万华工进入欧洲战场，帮助协约国*队军**运输*药弹**给养，以及修筑工事等，死伤惨重。所以当协约国胜利后，作为战胜国的我们非常高兴，北京各高校还放假三天表示庆祝，以为可以就此享受战胜国待遇，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以为奉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西方国家，会践行他们宣扬的公理，公平对待中国。所以当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条和平意见时，国内上下翘首以盼，对其抱有绝大的期望。

然而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事实证明，西方嘴上宣传的永远只停留在嘴上，而手里做的才是真实。公理永远战胜不了强权，至少在西方的框架之内。

所以，当巴黎和会变成帝国主义的分赃大会，英法强行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威尔逊的提案变成废纸空文，国内对西方所有的美好想象瞬间幻灭了，一同破灭的还有国内知识界一直坚信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

民主制没有民主，一个只讲强权而不讲公理的制度，绝不适用于中国。

于是，当“五四”爆发后，这批为中国寻找药方的知识分子便果断抛弃了西方的道路，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北方，那处爆发十月革命的国家。

巴黎和会

内部因素：几乎在巴黎和会的同一时期，我们国内的军阀在上海也召开了一个南北和平会议。

作为南方代表的唐绍仪，提出要北方段祺瑞政府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

这明显不切实际，军阀怎么可能会自愿放弃手中的*器武**？这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唐绍仪又岂会不知，他这样提的本意其实就是想既割据一方，又能站在道德的高点不被指责。

而段祺瑞政府也果然不负所望，他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接受日本兵器兵费的接济，甘愿成为日本掌控中国的一枚棋子。

段祺瑞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一是没人能把他怎样，二是想趁机扩张势力，成为国内霸主。

军阀都在割据，没人在乎四万万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直接指出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铲除南北军阀。

并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号召：

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每周评论》）

当巴黎和会的结果传到国内，接着国内的南北和平会议也告破裂。这一下子严重刺激了觉醒的中国青年。

1919年5月2日，北大就有2000多人举行*会集**抗议。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有3000多名学生举行*威示**。他们高举大旗，上书“外抗强权，内除*贼国**”、“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一路朝*安门天**广场汇聚。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很快就朝全国各地蔓延开去，全国众多的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运动迅速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只山东一省，就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到这场伟大斗争中。

而北洋政府的反扑也很凶猛。

6月3日，在北京抓捕学生170人；

4日，又逮捕了700多学生，全部关在北大。

然而，当时代的浪潮席卷而来，任你*动反**势力多么凶狠也阻挡不了浩浩大势。

6月5日，上海实现了“三罢”*工罢**、*市罢**、*课罢**，其中参加*工罢**的工人就多达六七万人。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属于自己的政治舞台，这也标志着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当局见其势汹汹，最终在6月10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许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三人“辞职”。然后28日，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也拒绝签字。

自此，五四运动最直接的政治斗争告一段落，然而“五四”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陈独秀

二、陈独秀被捕

五四运动中，最重磅的事件莫过于6月11日的陈独秀被捕事件。

其实陈独秀本可以避开的。就在“五四”爆发之初，他在上海的朋友料到其在北京有危险，就拍电报敦促其南下。因为从巴黎和会与国内南北会议之初，陈独秀就不断发表一系列观点看法，攻击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丑恶用心，还号召青年们组织起来，其危险自不待言。

然而他却并不在意，在接到朋友的电函时，素来刚强的陈独秀反倒愤恨地说：

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这是一个爱国到悲愤，却绝不惧死的人！

“五四”期间，他在与李大钊一起创刊的《每周评论》上，用全部版面报道这场运动的发展情况。5月11日、18日、26日，连续三期出版“山东问题”特号，尤其是全文刊登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6月，他又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有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他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人民的直接行动，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

他说：

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绝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这场运动，无论是从进展报道，还是组织青年、思想认识，到最后自己亲自上场，陈独秀无愧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然而，危险也在悄然临近。

陈独秀被青年们的热情所鼓舞，于是他不再只写文章，而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实际行动起来。

6月9日，他迅速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让胡适把它译成英文，然后跟高一涵连夜到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

6月11日，他们便亲自去一些人流密集的场所散发，但人多的地方又有电灯照着，明目张胆的散发传单很容易被密探发现。而当他们来到新世界屋顶花园时，发现下边正放着露天电影，人多还不容易被注意，于是陈独秀就将传单一股脑的从上撒下。

也是他倒霉，当时他们主要在新世界散发，陈独秀上下楼自然频繁了些，加之他衣服兜里鼓囊囊的，其实早就引起了藏身人群的密探的注意。

当晚10点，陈独秀就被拘捕了。

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要知道陈独秀在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巨，可谓是全方位的。

11日晚被捕，12日提审，13日李大钊就将消息透露出去。先是北京《晨报》在13日首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霎时间全国各地方的报纸纷纷转载报道。

好嘛，北洋政府这下子才知道捅了马蜂窝了。

陈独秀的被捕使全国上下都为之震惊，影响范围之广之深，远远超出了北洋政府的预料，各省各界都要求当局立刻放人。

综合当时全国的报道，主要营救的有这几个方面：

1、 是学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校友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他们的致函中不乏鼓动性和威胁性，说“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

2、 教育界。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个单位40人，民国大学等七个学校29人。这其中不乏著名的教授，如马寅初等；也有曾跟陈独秀发生论战的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他们要给陈独秀保释。

3、 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在京的安徽人都出来奔走。此外就连当时的安徽省长吕调元都出来给陈独秀担保，给他说情。

4、 上海各界。中华工业协会、江苏教育会等发表电函，要求放人。

5、 社会名流。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章士钊等，即便是反对“五四”的田桐都要求放人。

以上可以看出，陈独秀被捕影响之大，参与营救的人涉及到各个阶层，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政治主张、学术观点，但都在此时各方合力，共同反对对陈独秀的逮捕。

别急，这还没完，还有重量级人物出场。

7月14日，已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员，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还说政府绝没有单子处死陈君。文章之深刻，深得新文化精髓。

此外，还有孙中山先生。尽管当时他与陈独秀还未曾谋面，但他还是亲自声援。他在上海会见了北京的代表许世英，说杀了陈独秀一个，立马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给北洋政府施压。

终于，北洋政府不堪压力，于9月16日将陈独秀释放。自他被捕到释放，共历时98天。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青年和工人真正觉醒，直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并且甘愿为国家为理想而牺牲。

那么陈独秀被捕事件，则是给新文化新思想添了一把大火。通过全国上下的营救报道，新文化得到了一次广泛的传播，深入人心。

三、马列主义的传播

马列主义并非一入中国就风行天下的，再好的东西，若不遇一个恰当的时机也不可能被人接受。

而在中国，这个时机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之前，社会主义已进入中国一年多，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五四”后，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所有思想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其不可阻挡之势让它两年后就完成了建*党**。

速度之快，简直奇迹。

那么，为何“五四”前后差异这么大？

原因有二。

一是俄国从来就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洋务运动时，我们学英法；甲午之战后，我们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我们学美国。自始至终，俄国都不在我们学习的对象之列。故而虽然社会主义已进入中国，但却从未传播开来。

直到“五四”后，国内知识精英对西方制度的信仰破产，亟需新的思想，于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才进入视野。

二是“五四”后，国内思潮的核心焦点被推向了下一个阶段。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其矛盾的焦点是：新与旧的矛盾。即维护传统儒家三纲的旧派知识分子，与高举科学民主的新派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而“五四”的爆发，已经表明新派思想浩浩汤汤，已不可阻挡，旧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于是矛盾的焦点便转为：新与新的矛盾。

在面对中国该往哪里走的问题上，原本统一在新派大旗下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的爆发开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各种思潮的论战中，逐渐脱颖而出。它不仅证明了现实的可行性，同时它所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也恰好符合中国的现实。

所以，中国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不是少数人的偶然选择，而是历史客观的选择，是中国四万万同胞共同的选择。

李大钊

“五四”后新派之间最早的矛盾爆发，是胡适与李大钊。

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人。1918年的下半年，他就充满激情的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

其中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发出了那句著名的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就在陈独秀被捕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矛盾便爆发开来。

首先就是他所主持的《每周评论》由谁来办。当时李大钊也避难河北昌黎，于是胡适便接过手去。

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他推崇他的老师杜威。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每周评论》就成了实验主义的专刊，连续数期全部是实验主义的介绍。特别是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很明显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而等8月李大钊回来接手后，立刻发起了对胡适的论战。他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胡适正面对线。李大钊明确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此外，两人的对线还扩散到《新青年》。胡适主持编的第四号上就以《实验主义》作为头版文章，而李大钊主持的第五号上则大部分都介绍马克思主义。

新派内部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直到陈独秀回归，决定将《新青年》由同人编辑，改回到由他一人编辑。当此后陈独秀彻底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后，因为他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显赫声望，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全国，而《新青年》也由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文化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

于是，新文化阵营逐渐瓦解，各奔东西。

四、白话文一跃成主流

“五四”运动是对白话文的一次检验和推广，它因其易于传播性，在这场运动中大放光彩，各种白话小报、白话传单等风行全国，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时间回到几年前，绝没有人料到白话文的推广会如此迅速。

要知道，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先生发表《文学革命论》，这时才正式提出要推广白话文。而又过去一年多，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还在化名模拟白话文与古文的论战。

可其后竟如风卷残云，在“五四”时，古文已不堪一击。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直接规定，从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

短短3年，白话文竟如大河奔涌，长河倒灌，一跃成为时代主流。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为“五四”打下了基础；而“五四”又为此后的建*党**准备了人才。

“五四”前的中国，是一个启蒙 中 的中国；而“五四”后的中国，是一个开始主动有意识寻找主义的中国。

“五四”运动无愧为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