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职北大国发院的陈春花教授，是一个网红教授。后来因为陷入华为和任正非的流量漩涡，被舆论反噬，在学历问题上被舆论追打，最终以提交辞呈的方式结束了体制内任职并同时放弃了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等光鲜的社会职务。
今天谈起陈春花，在流量上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在日新月异的网络热潮中她早已经是人走茶凉秋风萧瑟的人物。 我看陈春花近期仍然在不停的发表各种评论和随笔文章，她的生活可能也逐渐在新的轨道上恢复了正常（尽管我还不确定她最近发表文章用的都是什么身份）。 我在此时此刻想起这个人，也完全没有意图想再踩上一脚，踩取剩余价值，相反，对陈春花我是始终保有几分敬意的。 有真正的敬意，也有严肃的批评，这是我对陈春花的完整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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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陈春花的尊敬是来自哪一方面呢？ 首先，我对她在巅峰时刻身上那一堆头衔和光环丝毫不感兴趣，什么商学院院长、讲座教授、客座教授、商界领袖等，于我如浮云，彻底无感。
我敬佩的其实是她作为学者的勤奋。 这种勤奋，在成果的层面上反映在她出版的专著数量竟然近30本，我从前专门去cnki检索过她发表的论文和各类文章，单纯那一年度就超过了100篇（平均每周就要发表接近两篇），而且她每年的情况都差不多，都是持续高产的状态。 更关键的，也是最让我敬佩的是，她建立了稳固的个人生产系统，以每日生产的习惯来不断实现了惊人的积累。 她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自己每天写作的习惯，比如她说自己“每天晚上都要看2小时书，写3000-5000字。没有感觉有多困难。”我印象很深刻，她还作过一大段有关写作的陈情： 成功跟失败没有什么差别。成功与失败之间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成功比失败多那么一点东西。我只是知道我每一天，一定要写3000字，然后每天坚持着写。中国三大主流的财经报纸，一个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一个叫《经济观察报》，一个叫《中国经营报》。我在上面陆续地开专栏，然后还有两本杂志开专栏，然后我还要去管理企业，还要去管理我们的教学……有人说你怎么可以应对这么多？我说没有，我并没有觉得累，关键是你确实要比别人多做一点点。成功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比其他人都付出多一点，然后你就能成功。我每天晚上，常常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时候。当我写累了，往窗外一望，竟然发现其他所有的灯都关了，我就知道我已经成功了。 当陈春花说“我只是知道我每一天,一定要写3000字,然后每天坚持着写。”的时候，体现的是一个学者、一个文字工作者，或者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级的心智韧性和克己的功夫。 我远远不如她。在建立一个稳固的生产系统，并落实在每日的生产习惯这件重要的事上，陈春花是我的榜样；从她在经历漩涡后，又在持续生产和发表文章这件事情上又可以说始终是我的榜样。 她在经济观察网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重视时间的价值》，她确实有资格写这种经验文章。从她“1986年获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工学学士学位”的学术出身看，她的初始资源很可能并不优渥，但能够最终跻身经济管理学界高级专家的行列，拥有各种顶级的光环，这种勤奋生产、每日积累的习惯很可能是获取个人成功的关键。
在勤奋生产，每日生产这个方面，在我看来，陈春花或许是和童话大王郑渊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同一个级别的存在（只不过她是晚上读书写作，另外两个都是早起写作）。 这是我敬佩陈春花教授的地方，也是我坦然承认，始终要向陈春花学习的地方。 当然以上所有文字都不能断章取义，我对她也有严肃的批评，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于学人的批评。接下来就会谈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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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了陈春花的勤奋和每日笔耕、每日积累，认为这是她身上一个极其闪光的优点，值得每一个人学习，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通人成长为精英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就是要勤奋和积累，对于文字工作者，就是要勤于写作，甚至每日写作）。 那我对陈春花的批评主要是哪一方面呢？ 是她在通过积累成为第1个层次的精英（也是在当今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层面上那些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名人、头面人物、成功者）之后，完全没有向第2个层次的精英（具有公共性精神的精英，为人民和民族而努力的精英）提升。 也就是说，她的所有的工作和实践，始终陷在个人名利的圈子里不能自拔。 华为和任正非成为他职业生涯里遭遇的滑铁卢，从技术层面上可以说是她在风险管理上的不慎（没有把华为的反应管理起来），但本质层面仍然在于名利驱动是她所有作为的出发点，也只有从名和利两个方面，可以全部解释前面讲的她的勤奋和笔耕不辍，当她说“我只是知道我每一天,一定要写3000字,然后每天坚持着写。”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韧性来自于名利追求；当她说“我每天晚上，常常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时候。当我写累了，往窗外一望，竟然发现其他所有的灯都关了，我就知道我已经成功了。”表现的是名利竞争上的自我满足和陶醉。
尽管通过自己的公众号发表文章在先，陈春花当然不承认借华为任正非给自己当司机来自我炒作、自我褒奖。 但我们先话分两头，学术界、文化圈这种借机借人自我褒奖的名利手段，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比如我们都知道“范曾悼妻”的当代典故—— 范曾妻子楠莉去世后，“大师”范曾给妻子写了一篇讣告。 不过，这篇讣告却怪怪的。 一开始还在赞美妻子：四十年来支持自己的事业，不求名利，克己奉公，热心慈善事业等等，都挺正常。 接着“大师”笔锋一转，写道： “我所奉献的书画作品，她皆欣然取出，其中有她陪同我画了200张画捐献给某大楼……据荣宝斋价达六十亿。” “因为我是全国纳税模范，所以她所有捐款皆是税后收入。” 翻译一下就是：“大师”我的画虽然价值连城，可是我却大公无私地捐了那么多，你看我多高尚多伟大！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学术公众号发表悼念李泽厚先生的文章，文字里却充满各种自我褒奖，还借李泽厚的口给自己授予“中国哲学第一人”的冠冕。
不同的是，去世的李泽厚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但任正非的华为是可以毫不留情地怼回来的——“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 陈春花当然可以为自己的这次滑铁卢做各种辩解，在个人发表的声明里，她坚持称自己也是各种不实衍生报道——什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不顾一众高管反对，强行给陈教授当司机”，什么“陈教授一番话说得任正非冷汗直冒”，甚至有传闻说陈教授是“华为军师”——的受害者。 如果真存在造谣方的话，从陈春花在个人公众号发文之后事情都发酵5年多了，衍生文章更是多达上万篇，陈教授但凡搜索一下自己的名字，都能看到相关报道。 还是学者那颗炽烈的追逐名利的心在做鬼。 这样的学者不是大丈夫。 他们在通过自身的才华或者努力成为第1级的精英之后，就完全躺在名利的蜜浆里不能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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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批评陈春花的时候，我的矛盾之处在于，首先她身上确实有卓然不凡的地方，是值得我向之学习甚至膜拜的；其次，当我批评她的学术不具有公共性和超越性的时候，我自己也完全没办法免俗。 我也是一个俗人，也要从学术工作里养家糊口。我不能标榜自己在公共性上有多么炽烈的追求，我只能说如果不能做一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学术，那压根就不要干这一行。 在今天陈春花事件本来已经应该偃旗息鼓的时候，重提陈春花，也是要表明我的两层精英的划分和自我警醒。因为我们看到有老一辈的学者，中青年的学者（我这辈的学者）和晚辈的年轻老师以及年轻博硕士生们有多少人是在名利的蛊惑下忘乎所以，急于求成的。 根本的原因在于，最近40多年来，当知识的阶级性被取消之后，知识的公共性实际上也越来越成疑。作为私有化的知识资产的所有者，学者自身一头钻进个人名利的海洋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这种现象既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也在事实上成为泛滥。
陈春花本来可以凭借她的超人的勤奋做更多有超越性和有公共性的学术，而不是大量撰写同水平重复的评论和随笔文章（或许是为了保持曝光度），庸俗到每一个细胞都投入到名利的感受、获取和享受当中，最终在任正非那里遭遇到翻车事件。 我期待经历这场人生滑铁卢之后的陈春花，能够重新通过勤奋的写作和深入的研究开始新的人生周期的积累，毕竟人生未来还很长，希望她的学术能有新的境界和新的气象。 我自己在此只能做一个很保守的自我砥砺：我不能保证自己在名利面前不动心，但我努力不去做一个名利之徒。努力去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认清知识的私有化的害处，放弃或者牺牲一点精英主义的名利追求，回到为民族为人民做学术的大仁大义大是大非的立场上来。 金庸都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本身有一种精英史观色彩，就彷佛“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本来就是对知识分子实践的过高的追捧，但在此可以先放下） 那些在第1个层级上成为武林精英，技艺加身、武功超群的侠客，只能称为小侠。 大侠的定义只能在第1个层级之上，再加一个公共性的维度——为国为民。 那么，学之大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