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 摸索中前行----以色列装甲兵的作战理念
原作者 子迟
自1948年以来的建国史，就是一部以色国防军的浴血征战史。不过以色列地少人稀，国土面积仅1.49万平方公里，且多为沙漠荒滩，人口勉强超过700万，又身处四战之地，三面为深怀敌意的强邻环绕，一面临海，地缘形势糟糕的简直令人绝望-----事实上是要以一已之力抗击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美援决定不了一切，也不是所有拿着美援的国家都能作到这一点）。为了让自己这个渺小而坚强的祖国存在下去，在历次以弱胜强的命运之战中，以色列国防军反倒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作战理念。
“凭借本能去战斗！”
正如以色列装甲力量的组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以色列装甲兵的作战理念也是从一片空白中开始酝酿的。对此，如果我们了解到以色列装甲兵组建之初的窘迫，便会有所感触。早在1945年夏天，当欧洲主要国家的*队军**渐渐解盔卸甲的时候，本·古里安便留心注意获得*器武**的机会。他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机构，秘密搜罗大炮、坦克和飞机。困难主要不是来自经济拮据，而是来自英国在欧洲及在进入巴勒斯坦渠道方面的警觉。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主要的*器武**来源。在英国撤出巴勒斯坦之前，大部分装备都被秘密储藏于欧洲。但总得来说，以色列人的重*器武**来源非常有限，真正到手的坦克、飞机、大炮也很难运到巴勒斯坦。
由于*器武**禁运条例，真正的制式战车无法得到，经过自行改进的装甲卡车在犹太人部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利用1945年后从捷克获得的大众卡车（焊接有锅炉钢板）+MG34机枪的简易装甲车成为了哈加纳机动部队的主要装备（但既便是这种寒酸的简易装甲车，以色列人手中也极为稀少）。此时，唯一能够被以色列国防军依重的机械化部队只有一个战前匆匆组建的第7机械化旅（后来被改编为装甲旅）。该旅由“哈加纳”创始人什洛莫·沙米和海姆·拉斯克夫奉命组建，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编成了3个作战营：1个为装甲步兵营；2个是普通步兵营。不过，这个旅名为机械化部队，实际上仅有10余辆刚刚从欧洲买进的美军在二战期间使用的M3半履带装甲车，步兵甚至连沙漠地区作战必备的水壶也配不齐。官兵几乎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大多数人都是在开战前两三天才领到*器武**。可想而知，这样一支仓促拼凑而成的装甲力量谈不上什么系统的作战理念，仅仅是凭借本能在战斗！
摸索中前行
为生存而战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建立仍然受到阿拉伯人的坚决反对，这使得以色列往往从生存本身去看待安全问题。欧洲犹太人几近灭绝的创痛，给安全问题的前景增加了恐怖的成分。大批犹太人移民和经济发展，不仅被视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且被视为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这样，对外政策必须服从增强军事实力、增加人力的需要，这些需要增加了阿拉伯人的敌意，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黩武政策。于是，经过初次战火洗礼以色列国防军开始整编。然而，总参谋长达扬对坦克部队的作用认识不深，不愿意大规模组建装甲部队，并把装甲部队的规模限制在7个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进步。
当然，以色列陆军的中高级军官中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懂得装甲战术的，当时也没有教官和顾问，更别谈什么作战条令。但正因为这样，以色列人在装甲部队训练时，凡事均要亲身体验且花费更多的精力与体力来练习操作、试验各种战术。如果在演习中战车抛锚，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堂*战野**修理保养课程，所有成员必须学会各种故障的排除和修理。同样，在各种战术演习中以色列人亦是不断地讨论、修正和演练；若发现新的方法，经过讨论、修正后就成为以后的执行准则。因此，以色列的装甲兵可以就其本国的特殊环境发展出独立的准则，而不必生硬地套用其他国家的先例。这个时期的艰苦发展成为以色列装甲部认的宝贵财产，并指引其找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虚假的“进攻性”
1956年以色列伙同英法对埃及进行的军事冒险，虽然在政治上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但在战场上却获益非浅-----装甲部队的“支柱性角色”被肯定了，其职能也由防御向进攻的角色转变。在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装甲兵已经发展到9个装甲旅和2个机械化旅的规模。而在战争中，尽管依靠突袭并且取得了绝对制空权，是以色列*队军**能够仅用6天就打得阿拉伯*队军**节节败退的关键因素，但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表现却似乎更加令人瞩目。要知道，6天的战斗中，以军装甲部队共击毁了阿拉伯*队军**1700辆坦克中的965辆，而自身的损失仅为394辆，如此眩目的战绩最终奠定了以色列装甲部队在整个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核心地位-----这就像提升了阿喀琉斯脚踝的防御一样，不仅仅是坦克部队，几乎以色列陆军的全部步兵和炮兵部队也都开始向装甲机械化方向发展。
不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结束后，他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使得原本善于快速机动作战的以色列陆军必须据守在固定的防线上。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的政治才能和它的军事力量很不相称。尽管在1967年6月的战争一经实现停火，很多同情以色列的有识之士便指出，只有从被占领土全面撤出，并且马上实现全面停火，才能使以色列获得其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果实。然而，以色列领导人在消化战争果实的方式上，却鲁莽得近乎于稚童。甚至在刚一开始，以色列都没有针对被征服领土的任何政策，后来那种灾难性的占领政策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才逐渐“自行”发展起来的。以色列政府不能在处置被占领土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而民间则从防守和安全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论证，使这政策变得似乎不可逆转了，为它自己的合理性制造了各种理由，他们允许对领土的要求发展到无法压制的强度，最后左右了国家政策，然后，他们又按照一种误入歧途的安全方针，将这种政策合理化。
结果，虽然到了1970年，以色列装甲兵首次从美国接收了全新的M60A1“巴顿”坦克，并将一部分之前获得的二手M48“巴顿”着手换装L7105mm炮并加装附加装甲，制成第一代“马加奇”坦克，到这一年年底以色列装甲兵已经发展到7个装甲师，坦克约2000辆的规模。然而，由于需要保卫的“国境线”也随之扩大了，这使纸面上膨胀起来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实际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精锐的第7和第188装甲旅在战争结束后被迫一直驻守在戈兰高地，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事实上，以色列陷入了一种马奇诺心理，丧失了其军事力量所赋予它的主动性，而且事实上把决定其命运的责任交给了阿拉伯人。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中将交给阿弗拉罕·阿丹(布伦)(阿丹少将的绰号)一项任务，率领一个三军联合小组，向总参谋部提出在西奈建立一个防御体系的建议。阿丹根据他曾在加沙地带附近的尼里姆集体农庄生活的经验，着手设计沿苏伊士运河建立的防御体系。他草拟的最初方案是沿运河构筑碉堡，并使其具有最好的观察视界——白天可进行良好的日视观察，夜间可进行电子观察——同时，又使己方部队尽量不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他设计了许多独立的支撑点，每个可配置15名士兵，支撑点之间相隔7英里，有流动坦克排进行巡逻，其浅近后方部署有炮兵和装甲部队，随时准备向前开进，以粉碎任何渡河的企图。然而，阿丹少将的苏伊士运河防御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南部军区司令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以及总参谋部成员阿里尔·沙隆少将、以色列·塔尔少将等装甲兵军官的强烈反对。这些装甲兵军官凭着军人警惕的直觉，从1967年6月的战争一“结束”，就已经考虑到埃及人在可能的进攻中采用的作战原则了。
在1968年初，加维什指挥的一次军事演习中，赎罪日战争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莫德凯(莫他)·古尔少将扮演埃及的司令官。在这次演习中，古尔在运河前线全线渡河，沿所有主要进攻轴线前进，并在以色列前线后方纵深展开直升机降部队（这些行动完全同五年后萨达特总统的*队军**所做的一样）。据此，这些前线装甲兵军官认为，阿丹少将那种仅沿运河一线配置兵力，并将宝贵的装甲部队分割成“碎块”部署于各支撑点的作法，虽然有利于以色列人的观察，并能对埃及人的任何渡河企图应付自如，但同样也能使埃及人经常对观察到的一系列固定目标实施周密突袭，从而使本应用于机动作战的坦克白白损失于固定碉堡的角色中，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无法聚集起足够份量的装甲力量对敌实施反冲击。对此，他们提出，虽然运河是一道天然屏障，除了在那里建立一道防线外，别无选择，这道防线在战时是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上的一系列观察哨和支撑点，但要在离运河的一定纵深距离上集中部署主力装甲部队，并通过机动装甲部队与火力支撑点的配合来控制运河（在敌人沿山隘一线(从南部的米特拉山隘到北部的巴卢扎)集中装甲部队向一系列担负防守任务的步兵旅驻地实施进攻前，这道防线将起迟滞敌人的作用）。
此后，越来越多的装甲兵军官阐明了自己类似的观点，建立一种由有炮火和防空支援的机动装甲部队负责各地段的防御的体系，只在运河一线观察所内配置老式坦克，而将战斗力强大的新式坦克留在主力装甲部队的手中。以色列装甲军官们想法的本质在于，他们非常害怕阿拉伯人利用双方*队军**都配置在苏伊士运河一线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胶着状态。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将无法利用其在装甲作战方面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机动性强、运动速度快的优势，因为苏伊士运河将阻碍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以色列无法对埃及*队军**实施机动。由于沙隆将军赞同装甲兵军官们的想法，所以支持沿运河建立一种机动防御体系，因此最终的运河防御变成了如下一种形式。它不再是一条简单的固定边沿防线：每个碉堡控制两侧各0.5-1英里的地区，各支撑点之间约5-6英里的地域内设置有观察哨和巡逻队。在所有坚守困难和关系重大的支撑点内——如防线两端的阵地和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内——都配置有坦克。营级坦克部队集中在支撑点后方，此外还有坦克排配置在支撑点内的坦克掩体内，从那里可以向运河进行纵向射击。
整个防线构筑有大批这样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坦克发射阵地的补充，坦克发射阵地修筑在支撑点后方0.5-1英里处，为碉堡提供火力掩护，并控制运河的接近路。此外，还修建了庞大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包括道路网、地下指挥部、水道系统、通信系统、修理所和仓库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些后来被统称为巴列夫防线的防御阵地中，坦克扮演了重要的机动火炮角色，但真正部署于其中的坦克却都是些陈旧过时的型号，而且数量远没有想像中的多---------只有大约50辆M50“超谢尔曼”被作为机动装甲碉堡，用于直接加强巴列夫防线的各火力支撑点（这些老式坦克通常由装甲部队中的预备役人员操作）。而在这条防线的后方，巴列夫则始终保持有两个装甲旅的兵力，并用第三个装甲旅当预备队，而且如果情况紧急，这支可观的装甲力量还能随时得到一个预备役装甲旅的支援(通常是在该地区进行训练的后备队)。不过，尽管以色列职业军人们竭尽所能，但他们所能改善的却只是战术方面的作为，而对于以色列军事态势的本质却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从东线到西线，以色列有限的机动力量都被绑架到了这些新的边境地带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这使以色列装甲部队在1973年的战争中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缴获的埃及FL10炮塔谢尔曼
1973 年战争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没有哪场战争，像1973年10月发生的这场战争那样，深刻的改变了全世界职业军人们对于现代军事技术乃至现代战争的看法，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时间跨度漫长的大争论-----“坦克无用论”。不过，这种看法之所以会如此深刻的被改变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遭受了足够多的教训-----而这些教训，没有一个不是血淋淋的。
事实上，这场战争之所以打得如此残酷，以至于使人们又一次怀疑起坦克的价值来，是因为从一开始，很多古老的军事原则就被忽略了。以色列人从未充分认识到，以色列国防军在6日战争中进攻的对象是一支仓促展开的埃及*队军**，因此，经历过六天战争的以色列指挥官们都认为，他们可以用坦克加飞机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就是按照这种观点不顾比例失调地建设*队军**。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思想是，最好的进攻*器武**是坦克，而最好的反坦克*器武**也是坦克，这使IDF在6日战争后将坦克放到了近乎于“神”的位置。同时，由于在六天战争中发现所用的半履带车辆的沙漠作战能力和越野能力都不强，跟不上坦克，于是装甲部队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打算不要步兵，而许多以军装甲部队指挥官确信，装甲部队无需步兵的近距离支援便可随意作战。事实证明这是自六天战争以来渗入以色列军事思想的一个危险观点。结果，IDF把大量资金用于建设空军和装甲兵时，其机械化步兵部队却不但数量稀少，而且火力不足，缺乏迫击炮、喷火器、夜战装备器材和并且机动能力也差。这样一来，当埃及把步兵作为其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以色列装甲部队却在没有步兵和迫击炮的情况下冲击敌军阵地，有些战斗在效果上可以说是徒劳的，但浪费的却是以色列士兵的生命。
而在矛与盾的另一方面，恰恰是埃及*队军**超密度的大量的使用了各种现代化反坦克*器武**，在令以色列坦克兵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战后直接引起了对坦克存在价值的另一次质疑热潮。战后全世界的装甲兵军官都意识到，具有骑兵冲锋精神的装甲部队的进攻，在没有步兵支援和少量的炮兵支援下，去攻击大量集中的反坦克*器武**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如果事先不摧毁或不压制反坦克导弹，就无法确保任何进攻(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步兵的进攻)的成功。然而，如果就此就悲观的得出坦克在现代便携式反坦克*器武**，特别是反坦克导弹这种新型*器武**面前，已经失去战场生存力乃至存在价值的结论也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在这些规模有限，但激烈程度十分惊人的坦克战中，叙军一开始曾经靠大量使用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成功的使许多以色列坦克失去战斗力（大部分是守备旅装甲营的M50超谢尔曼），但以军很快吸取了这次教训，给装甲部队配属了迫击炮，以对付操纵这些导弹的叙军步兵。这一措施及另外一些措施都已证明是成功的。实际上，在冬季的第三次和最后一次交战中，尽管叙军发射了大量导弹(在以军阵地周围可以看到一扎一扎的导弹导线)，却很少发生坦克被导弹击中的情况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戈兰高地初期的战斗中，虽然第7和第188装甲旅打了一场近乎于悲壮的坦克*刃白**战，但实际上被反坦克导弹毁伤的比例却远远低于西奈半岛的袍泽，两个装甲旅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实际上还是毁于与叙利亚坦克的对射中。而在战争中后期，南部军区的装甲部队也在吸取了足够多的教训后，同样掌握了一些措施和战术，来降低埃及反坦克导弹的命中效率。结果，“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取得的战果根本没有宣传报道的那么大。事实上，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整场战争中被这种导弹摧毁的以军坦克还不到25%。
此外，以色列*队军**过于强调飞机而忽视了炮兵的作用。一旦得不到空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就不言而喻地要更多地依赖炮兵。可是，据认为空军能够应付近距离空中支援中的大部分问题，因此，以色列*队军**缺乏足够的火炮，尤其是缺乏必需的牵引车辆，以致现有的火炮在仗打了三、四天之后才抵达南部战场。另一点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饱尝以色列夜战苦头的阿拉伯部队，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先进夜视技术器材来装备自己。而以色列的军事思想却放在坦克和飞机这两种不适合夜战的*器武**上，因此忽视了先前以色列所擅长的夜战这个课题，这也造成了为什么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损失，超过了前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总和。所以，同全世界在赎罪日战争后发表的种种草率结论相反，坦克仍不失为在战场上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前提是把它作为计划周密的、能够应付现代化战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合成战斗队的组成部分之一。总之，与以往的中东战争不同，1973年的战争并不是以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而告终的。埃及部队在苏伊士运河区的战略行动取得了成功，并最终终结了西奈半岛的僵局。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重振了埃及武装部队的形象，抹掉了1956年和1967年惨败的污点，特别是埃及步兵在这场战争过后获得了大量的声誉-----他们凭借手中的轻型反坦克*器武**，就成功的击退了以往凶狠万分的以色列坦克的攻击。最终，1973年的战争结局尽管对埃及而言并不完美，但仍然极大地提升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声誉。而以色列*队军**在这场战斗中所付的代价，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视现实，仍然坚持依据他们那一套以上次战争经验为基础的僵死原则行事。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战争中的基本错误，竟然来源于他们在六天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点看来似乎是够荒谬的，然而这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