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到塔西佗的名字还是互联网段子横行的时代，会用搜索引擎的可以随便编两个段子安在王小波、妥夫妥耶斯基名下，加持到键盘上可以提升逼格，对面也不可能顺着网线过来砍人。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逐步从各方面信息的点滴拼凑出塔西佗的部分面貌。塔西佗是一个已经被严重标签化的哲学符号，任何一个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都难逃这个宿命。
如题目所言，很多箴言警句的引用都是断章取义，只要有助于自己的观点都可以拿来。我们看到的塔西佗和其他吃冷猪肉的大佬一样，需要的时候随时放入神龛里，不需要的时候，当夜壶踢到床底下，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作为罗马帝国时代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当代中国成为文化符号始于2014年。自从当高层将塔西佗陷阱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素材，这个名字开始高频次地出现在各类官方材料中。
无独有偶大统领在位期间不止一次强调美利坚与古罗马一脉相承的民主共和精神，塔西佗的很多思想观点在今天的美帝有着更深的文化土壤，某种意义上，研究塔西佗对已经拉开大幕的中美竞争意义重大。
历史学家是分层次的，所有历史的记录者都有基本的操守，他们笔下记录的起码是信史。塔西佗的文风继承自修昔底德传统，或者说古罗马的历史著作也继承了古希腊的戏剧化风格，这个传统有三个特点：突出战争主题、细节刻画意外事件影响以及大段的演说词，之所以说古罗马和古希腊存在传承，与那些硕果仅存的历史文献风格有直接关系。所有重大分歧谈不拢最后都是战争的撕逼，所有人力无法解决的事情必遭天谴，留下一地鸡毛让后人收拾烂摊子，这就是历史。
关于陷阱这件事，修昔底德、塔西佗自己都没有讲过，就像墨菲定律也不是他自己提出的。最早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个概念的是*京大南**学教授潘知常，他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这样写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 ”单纯从词的来源，塔西佗陷阱确实是中国学者所创造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有个埃及人创造了司马迁陷阱这个名词，她的表述也非常有意思，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敌人以促成内部团结，这个观点有些美帝思维，大面上还算中立。电信长城的缘故，没法直接看到原文，只能援引【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的评价：“司马迁陷阱”对照“修昔底德陷阱”，再辅以“塔西佗陷阱”补强其论述，这是很好的研究方法。英文原作者是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教授纳迪娅·希勒米，她经常在外媒发表一些给我兔点赞的文字，不过这篇的文字确实有些让人困惑。
做对比，需要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思想三个层面看待时政文字。先从形式到内容说起，看下面这两段文字，很有些太史公的风格。
他问科凯阿努斯，是不是认为维提里乌斯竟会残酷到不对他救了维提里乌斯全家的行动给他以相应的回报。他说：“由于我很快地就要死去，我是可以取得胜利者的宽大的。因为当我拯救国家免于这一最后不幸的时候，我并没有陷入完全绝望的状态，而我的*队军**还在要求作战。我已经为我自己赢得了足够的声誉，已经为我的后人赢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在优利乌斯家族，克劳狄乌斯家族和谢尔维乌斯家族之后，我是第一位把皇帝的地位授予一个新家族的人。因此拿出勇气来面向生活吧，永远不要忘记或每时每刻都记住奥托是你的叔父吧。”……他试了试两把*首匕**的刃，随后就把一把*首匕**放到他的头下面。他在知道友人都走开以后，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而且据说他的确总算还睡了一会儿。天亮时候他就自戕了。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修昔底德传统形式上是一种英雄史诗的叙事方式，塔西佗有继承也有发扬，在整个罗马时代到底他得何种评价无人知晓，但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阿拉伯人把欧洲人历史上曾经的文明重新展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眼前，苦苦探求光明的日耳曼尼亚人才知道，自己祖上原来在科技和人文方面曾经如此辉煌。从这一点来说，没有完全断代的中华文明实属幸运，或者说所有的不幸也都在里面。
修昔底德江湖地位源自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死亡数据看雅典和斯巴达的菜鸡互啄的体会完全比不上《史记》中记载的武安君暴戾，所有的史学家或直接或隐晦，都在强调“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天性一有机会就会一次次地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当然法律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没有的事情，正义这个东西只有传说，于是剩下的就是侠客的事了拂衣去和道德崩塌后的黯然神伤。
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各有立场，突然有个想法，人民创造历史代表政治正确，英雄顺应*意民**因势利导，这样的逻辑似乎更合理一些。人性这个东西不是万金油，到我的年龄越来越有体会，它的作用发挥与个体、群体、时代环境都有无法解释的互动联系。在近现代史中，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加直接和具体，我们要相信，是因为它们的发生并未被年代的久远扭曲。
很久以前看过吴伯凡的一篇文章，对赛缪尔森提出的合成谬误的概念做了非常清晰的解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把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组合在一起。所有的陷阱和谬误都是政治层面的，是组织性格造成的，基于政治经济利益、基于生存本能在竞争中天然的表现，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矛盾几乎都是价值观在关键时刻碰撞形成的重大抉择冲突导致的，因为利益不同。
每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和有效的，但加起来却导致严重的谬误。这个事情体会深刻，无论发生在个体还是组织，这种极其愚蠢的现象会导致各种严重的后果，而所有人都振振有词，这或许。这种合成谬误发生在个体身上危害有限，但发生在组织体系中则贻害无穷，往往与组织文化有关，无论个体还是组织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结果往往便不可收拾。
边际效益最大效能之前是这个样子。第三、能否从不断重复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才是关键。塔西佗和司马迁的相似之处都在于秉笔直书。极其快速地翻过《极简欧洲史》，欧洲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宗教影响，从15世纪到20世纪，近代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终于打开了现代文明的大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冲突有其必然，在一战时期达到巅峰，背后有欧洲大陆主导权的争夺，但大家都披上了遮羞布。德国人认为法国人鼓吹的理性太过抽象，“普遍的理性”并不存在；法国人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源于对性的神奇态度，根本在于法兰西民族的优雅，唯有活在传统中，才算是活得完整。
塔西佗传世两本重要的通史分别是《历史（罗马史）》和《编年史》，大体上对应着我们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分属纪传体和编年体，说实话，从故事性上后者确实不如前者，而塔西佗和司马光并没有把编年体写成流水账。我们要相信人这个东西是有情怀的，在《正气歌》中提到了这么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讲的是史家的操守，无疑塔西佗们身上确实存在着闪耀的东西。
苏轼一生的颠沛流离在于一肚子不合时宜，司马迁早就打出了样，原因我们都很清楚，作为官员不为一把手思想服务，被打入冷宫是必然，而太过强势的主君或者太过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会导致史家无法秉笔直书记录历史的真实。活到今天我也从愤青修炼成到了该闭嘴闭嘴，如果真的为了升迁而不得不拍马屁的时候还是要纯粹一些，只要不违心的底线能守住。这个道理塔西佗说得特别有意思：“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
标题说的是文艺复兴还是文化革命，原因在于历史总在不断轮回。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对外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与阿拉伯人之间。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地缘冲突前线一直存在着两个敏感区域，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君士坦丁堡，有些祖坟风水的意味。欧洲人真的要感谢阿拉伯人记录了他们祖先的所有荣光和科技。从故纸堆里挖出来的大师们包括很多人，最值得敬佩的是阿基米德，他的故事同样是一本厚厚的书，没有被湮没在历史中值得庆幸。最让人无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当科学家涉足政治、宗教后必然有自己的势力，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典型的媳妇熬成婆的例子，万物皆数便是这个学派的宗旨，似乎冥冥之中，数学和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在仰望天空的时候，不仅有目光的深邃，还充满了故弄玄虚的神秘。
塔西佗是历史学家，作为历史真实的记录者始终在表达自己鲜明的爱憎，让原本冰冷的历史多了温度，而同时强烈的个人情绪使得他文字的读者不得不从作者的视角去观察某一段并不完整的时间记录。
以个人价值观甚至好恶是否会导致历史文献失去客观，历史文献中的批判精神始终遭受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质疑。怀疑是正当的，后世解读塔西佗难免会被断章取义甚至曲解，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塔西佗陷阱也并非塔西佗的原意。
事实上，任何信息的不断传递中会发生变化和扭曲，出现错漏在所难免，文艺复兴时期所挖掘出来的历史材料同样难以避免，但历史学家对朝代更替的分析，类似于周期律的分析也不仅在中国才发生。古代中国的朝代周期与土地兼并有关，欧洲则有其不同特点。从政治格局到宗教影响、内政外交、经济条件、财政收支、科技水平，甚至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大一统和分封制之间始终存在本质的区别。所以，我说复兴还是革命，核心在于在治理层面能否出现质变。类似全民所有和私有化之间，对人性本身的尊重就派生出集体所有制；类似所有权和经营权两张皮分开，是确保政治正确和经济实操之间的必然选择。
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更迭都与经济破产有直接关系，只不过早期的历史研究中，经济影响分析并未上升到今天的系统性，早在西汉时期，围绕《盐铁论》所展开的国家宏观治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大汉朝廷就展开过系统性的官营专擅与民间自由经济的巨大争论，这恰恰是塔西佗所经历的八个罗马帝国皇帝更迭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率之高只有南北朝宋齐梁陈可以媲美。桑弘羊作为顾命大臣卷入政治之争身死灭族殊为可惜，作为人类文明历史早期的经济理论研究实践，为期一年的《盐铁论》辩论赛算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收支和民间经济活力、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这次辩论，很难讲王安石变法的发生是否有机会，任何变革都有代价。
四十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历史时期，能否穿越历史的迷雾，个人最对能提升对未来的应对能力、生存定位，历史学家真正的影响会发生在政治逻辑和社会治理中，成为那些间接直接地影响决策环节，个人情怀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一文不值。按照徐贲教授的观点，塔西佗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个人价值情怀：“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以及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他援引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学者圭恰尔迪尼的观点：“塔西佗善于开导臣民如何谨慎小心地生活和行事，就像他善于开导皇帝如何维持*政暴**一样”。
按某个看过的梗，美国国父可不是什么华盛顿，是伟大的路易十六。民众与国家意志是否一致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之前推荐过《XX者手册》（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里面讲的核心观点是治理最优模型，谈的是性价比，如果人文研究和AI革新之间有类比性的话，AI离威胁人类文明还早得很。大模型以chatGPT的爆火证实了我们在应用层面已经越发懒惰了，其实LLM也不是什么革命性的东西，典型的已知范围穷举法。不管是个人学习还是机器学习，完善模型、丰富数据，在革命性手段出现之前，这是最好的办法，虽然成本上不划算。
民主制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为了选票，在长期利益、根本利益、主体利益之间，消化转化、经历历史和时间的检验都是必须要考虑的，今天看到的个体选择仍然是以价值观为基本依据的，比如大家所熟知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和谈钱伤感情，都是很有意思的梗。
历史文献中记录的颠覆性事件几乎都是战争，而战争的目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任何制度都必须为提升执政的合法*服务性**，其中个体的幸福感、远期目标和现实的统一，一定要确保信息的对称性，如果不能充分认识沟通的必要性，建立经济上的支撑能力，一切都是扯淡，比如家庭、家族、法律契约、分布式和系统性之间的联系，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评价考核体系、核心竞争力塑造，历史和战争的研究都是表面形式。
塔西佗毕生都在研究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他的政治常识和个人智慧格言，所以很容易被拿来阉割。拿来有用，不是借助权威的力量，而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中，「德不孤，必有邻。」要明白这一点鸭脖事件中公共舆论被引爆的深层次原因，换个局长大概率也是这个样子。塔西佗陷阱被引申的真正目的并非是对某些阶层的抨击而是维护。当既得利益阶层滥用公权力而习以为常的时候，混淆实事求是和政治正确完全是个别人的脑子进水，还上升不到真正的社会公平层面。
社会是有自我纠偏能力的，一方面所有的新闻都是以追逐负面为天性的，如果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这件事情不会吸引这么多眼球；另一方面，也完全不必上纲上线，比这个严重的事件多得多，需要关注的是背后的价值导向，当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的时候，才是共同灾难的开始。
忘记了是去年还是前年看了类似题材文章的几个版本的演进，分享旨在让更多的小同学看到背后更深层次分析的原因。大体上三个版本：
第一版本，中美贸易冲突引发的文化价值差异，这背后是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美帝两*党**的共识，我兔采取的策略是争取更多的时间，香蕉人可以屁股坐在对面，我跑不了，所以坚决支持，至于能跑的情况下，还是会支持，因为除了利益还有起码的情感归属。
第二版本，在微信某个公众号上的American Bone Chinese写了个文章，讲中国放大了整个欧美世界对中国的负面报导不超过15%，大部分是中性，还有很多赞誉，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除贫困差距，当然也会指出存在的不足，以此证明没有新闻管制的民主世界是多么的客观公正。
第三版本，在知乎上看到的小粉红对大V的驳斥，所谓不负面的85%是真实的，因为全特么是广告，这就是工程师思维的价值。数据经常被拿来说明问题，也被拿来歪曲问题。
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视野，十年前我跟很多小朋友说过一句话：所有不合理都有合理的原因。今天要说的就是：要么改变、要么忍受，沉默的大多数不全是傻子，如果你进了某些没办法的体系，为了自身的生存，至少在不得不为恶的时候，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能否做到枪口抬高一寸，这便是生而为人。我没那么悲观，回京前和几个小朋友聆听了某位被我誉为同时守住良心底线和管理能力天花板的某位前辈一轮新的教诲，他讲了如何看待*规则潜**的逻辑、统筹提留的历史，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经历过某个变革时代历史的人现身说法，对大家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
有些东西，塔西佗生得太早，有些东西他总结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两面并不清晰，源于我们没有看到现实的镜子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着曾经的历史。最后仍然援引徐贲教授的观点：塔西佗对人性恶的基本认识同样也与我们今天的不道德现实相符，无论是制度、政府，还是奸佞、奴才之恶，都可追溯到人性的根源，20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