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在明清时代成书的四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
现在，她们都已经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了，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个“宋明理学”吗？
我们知道，这“宋明理学”和四大名著之间的关系吗？
相信很多人，对此是不甚了解的，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宋明理学”，是宋朝和明朝时期，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们，对世界、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认知，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种主流哲学与道德规范。
为什么不是“宋朝理学”或者“明朝理学”，而是“宋明理学”呢？
这是因为，宋朝和明朝，其实是不能分开的，她们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同一个片段中的上、下两个半场，宋朝是上半场，明朝是下半场。
虽然是有上半场和下半场之分，她们却又是同一个整场，她们的统一性，还是主要的。
那么，她们的统一性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她们这一段历史，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工商业生产规模逆转农牧业生产规模，从而导致这两种生产形式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相互矛盾的一段历史。
正是由于工商业生产，与农牧业生产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相互矛盾，所以，就导致了由两种生产而产生的两种思想意识、两种价值观念的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相互矛盾。
而两种思想意识，两种价值观念的相互矛盾，就导致了中国社会面对外来侵略，所产生的应对措施上的矛盾。
其中有一派，是要坚决反击外来侵略，确保本王朝的社会秩序不受外来侵略的影响；另外一派，就要正好借助外来侵略，*倒打**内部的敌人，而与外来侵略者共享*倒打**他们的敌人的快感。
这就是宋朝和明朝，两次都被落后而又疲弱的北方少数民族所打败的原因。
事实上，那些北方少数民族，又穷、人又少、文化又落后，他们怎么能够打败当时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文化也最先进的大汉民族呢？
其实，这么大一个大汉民族，她绝不是被外来的少数民族所打败的，她是被她自己内部的一部分势力，帮助外来的势力所打败的。
而大汉民族自己打败自己的根本原因，就是工商业生产、与农牧业生产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其内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念的不协调，从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所以，因为宋朝和明朝，都是面临的同一个问题，都是被同一个历史症结所困扰，她们就是属于同一场历史片段。
而“宋明理学”，当然就是这场历史片段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做的思考。
当然，生产矛盾、社会矛盾，是“宋明理学”所产生的客观基础，另外，还有主观上的，就是在承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的“儒、释、道”合流之后，“宋明理学”，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长期争论、相互融合的结果。
而在这个“儒、释、道”三教的合流之中，孔子的儒家学说，又肯定是占主导地位的。
另外，这个“宋明理学”，也只是一个统称，她里面还是分为许多学派的。
比如，王安石的荆公学派、司马光的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派、周濂lián溪的濂学派、张载的关学派、程颢hào与程颐两兄弟的洛学派，等等。
后来，程颢hào与程颐两兄弟的洛学派，由南宋的朱熹xī 发扬光大，就成为在“宋明理学”中，居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
这个朱熹，主张“即物而穷理”。
如果我们仅从他的这个“即物而穷理”的主张来看，他也是很有点那种“格物致知”的味道的。
也就是说，他似乎是很尊重客观世界的。
但是，在主张“即物而穷理”的同时，他又认为，“理”是先于天地而存在，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性的东西。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他真的是“即物而穷理”的吗？
他真的是很尊重客观世界的吗？
他的这个想法，不是他自己哄着自己玩的吗？
我们就按他的“理是先于天地而存在，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性的东西”这个说法，来推演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是吧？
那么，我们的精神，是先天就存在的吗？
我喜欢爬山，不喜欢玩水。
我的这种精神，是先天就存在的吗？
一个小孩，喜欢他的爸爸，害怕他的妈妈。
这个小孩的这种精神，也是先天就存在的吗？
一辆汽车，停在那里，我们推不动它。
它的这种不动的性质，应该算是它的“理”，算是它的“精神”吧？
那么，它的这种“理”，这种“精神”，是先天就存在的吗？
如果我们多用几个人去推这辆汽车，把它推动了，那它是不是就表现出了另外一种“理”，另外一种“精神”。
那么，它的这另外一种“理”，另外一种“精神”，也是先天就存在的吗？
所以，这种“理是先于天地而存在，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性的东西”的说法，能够禁得起推敲吗？
客观事物的“理”，客观事物的“精神”，是和客观事物的本体物象密不可分的；是和造成客观事物的即时状态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
所以，客观事物的“理”，客观事物的“精神”，不可能先天性地就存在，它只能与客观事物同时产生，它只能和环境条件对客观事物发生的作用，同时产生。
所以，朱熹的“即物而穷理”，具有尊重客观世界的观点。
但是，在尊重客观世界的同时，他并没有真正地去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他只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去主观地对于客观对象的精神进行想象，从而形成了他的所谓“理”。
他在认识事物之前，注意到了客观世界，但是，他并不是以唯物论的方式，去分析和认识客观，而是以唯心论的方式，去分析和认识客观。
所以，他的思想，就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相对立，陆九渊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陆九渊提出了一个“宇宙便是吾心”的学说，就是“宇宙就是我的心”。
他的这个学说，被明代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进一步地发展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就是：“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
这就与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现实观感，相差太大了。
“宇宙就是我的心”，那么，我的心，就是宇宙吗？
那么，我的身体，是比宇宙还要大吗？至少，我的身体，是等于宇宙的吗？
“心外无物”，就是说，至少在我的身体之外，就没有物，没有任何东西吗？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太阳、月亮，都是假的吗？
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年四季的冷暖凉热，也都是假的吗？
或者，由太阳、月亮所组成的整个宇宙，就是我的心，就是我的身体吗？
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不符合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直观感受嘛。
所以，不论是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都是属于唯心主义的。
他们的这种观念与认识的形成，除了他们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亲身经历过每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没有认真地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之外，还是与他们本身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学识基础，就是“儒、释、道”三教。
所以，整个“宋明理学”，其实就是这三教的融合，就是“内佛外儒”、“阳儒阴释”的这样一种组合。
而不论是儒教，还是佛教，还是道教，她们都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宋明理学”，也就必然是唯心主义的。
当然，所不同的是，“宋明理学”，比“儒、释、道”三教的原始思想，还要极端，还要走得更远。
比如，孔子的儒家讲究“克己复礼”，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宋明理学”，就讲究“三纲五常”，讲究“存天理，灭*欲人**”。
这么比起来，孔子的儒学，是不是相对还要显得人性化一些呢？
而这个朱熹的理学，就完全是没有人性嘛，他就是要人们像囚徒一样生活呀。
那么，为什么“宋明理学”，相对显得那么地极端呢？
因为，宋明时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时代呀。
从有史记载的西周开始，我们中国的哪个朝代，有宋朝和明朝的经济富裕呢？有哪个朝代，又有宋朝和明朝的人口众多呢？
但是，我们中国的哪个朝代，又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样，被经济比她们差，人口也比她们少的北方少数民族，给完全地打败了呢？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是三个典型的战乱时期，可是，那也没有汉族政权，被少数民族的政权给完全地打败呀。
宋朝和明朝，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她朝代，是不是反差太大、非常地极端呢？
所以，宋明时代，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时代，她当然就会产生一些非常极端的思想呀。
只可惜，极端的思想中，有可能蕴含着伟大的思想；而“宋明理学”，却没有呀。
宋朝和明朝的知识分子们，真的是辜负了她们那个可以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呀。
好吧，关于“宋明理学”，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与“宋明理学”同时代的另一种文化，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明清小说文学中的“四大名著”。
为什么“四大名著”成书于明清时代，我们却要说她们是和“宋明理学”同时代的文化呢？
因为，这“四大名著”，虽然是成书于明清时代；但是，她们的真正的创作过程，其实，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是发生在宋明时代的，她们所承载和反映的，其实，也是宋明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文化。
大家知道，这“四大名著”的创作者都是谁吗？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们肯定要说，是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高鄂呀。
恭喜你们！
你们都，答错了！
“四大名著”的创作者，其实不是这几个人。
除了曹雪芹、高鹗，有可能是《红楼梦》的原创作者之外，你们所知道的其她三部小说的署名作者，也就是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其实，都不是这三部小说的原创作者，他们都只是这三部小说的记录者和整理者而已。
大家都知道，“四大名著”，都是属于章回小说吧。
那么，这种章回小说的文学样式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
这种章回小说的文学样式，是来源于宋明时代的“打鼓说书”。
这个“打鼓说书”，就是起源于宋明时代的一种说唱艺术。
因为，宋明时代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量的失地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
当然，其中的很多人，都会流浪到城市里面。
那么，他们在城市里面，怎么生活呢？
你讨饭也得要点本事，是吧？
你直接去求爷爷、告奶奶，人家不一定会理你。
但是，你如果敲敲打打、说说唱唱的，让人家没事就乐呵乐呵，人家没准，就会赏赐一点给你。
是吧。
这么一来，这个说唱艺术就产生了。
然后，在不同的说唱艺术中，就有一种特别的形式，就是“打鼓说书”。
这个“打鼓说书”，他不是一家一户地沿门说唱，而是在街上，画一个场子，自己只管唱，人家过路的人被吸引过来，观赏了，觉得你唱得好，就丢钱，打赏。
这样一来，他们的这种说唱，就不是一句两句的讨口彩，而是用一定的时间，来讲好一个故事。
他们是通过讲好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让大家得到被故事所吸引的享受。
那么，他们天天在这里讲故事，如果仅仅是只有几个短篇故事来来回回地讲的话，那是不是很快就会让人觉得乏味呢？
所以，为了吸引回头客，为了自己的这一碗饭，能够长久地吃下去，这些艺人，就会想方设法，编造一些连续性的长篇故事，来一天接着一天地说唱下去。
这就是章回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来源。
所以，除了《红楼梦》之外，大部分的章回小说，都是由那些街头的，“打鼓说书”的艺人口头所创作的。
具体是哪一位艺人呢？
不知道。
因为，那是从宋朝到明朝，不知道由多少代艺人，一代一代反复地锤炼、打磨出来的，你能够具体地归结到哪一位艺人的身上呢？
那么，进一步地，从这些章回小说的产生过程，我们就知道，这些章回小说的受众，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章回小说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意识，又是哪些人的思想意识呢？
这些章回小说的受众，就是城市里的那些普通的底层市民，和偶尔上街的农民们，甚至是一些无业的流浪乞讨者。
总而言之，他们不会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而都是当时社会的下层人物。
那么，这些章回小说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意识，又会是哪些人的思想意识呢？
也许，你们会认为，是那些打鼓说书的艺人的思想意识吧。
错了！
那些打鼓说书的艺人，他们能有什么思想意识呀？
他们敢有什么思想意识呀？
他们，只是为了讨口饭吃而已。
他们，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迎合他们的顾客，迎合他们的受众。
他们只能是千方百计地，揣摩他们的衣食父母们的心思。
他们的衣食父母，喜欢听什么样的内容，他们就编造什么样的内容。
如果他们所编的内容，他们的衣食父母不喜欢、不爱听，那么，他们的生意就要垮台，他们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呀。
所以，这些章回小说的思想意识，不是那些打鼓说书的艺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是那些听众们的思想意识，就是当时那些社会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
那么，宋朝和明朝的社会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四大名著”。
首先看《三国演义》。
这个《三国演义》的故事，是基本取材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其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但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她又是有很多的不真实的。
比如，在真实的历史中，本来是刘备鞭打督邮的一次事件，在小说中，就换成了张飞鞭打督邮了。
这就是为了塑造刘备和张飞两个文艺人物的不同性格。
当然，这些其实还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通过对真实历史人物的文学化塑造，把本来是这种思想性格的人，塑造成那种思想性格的人，小说就严重地歪曲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历史真相，而把三国鼎立描写成了奸雄对立，把刘备描绘成了一个仁义、机智的大英雄，把曹操却描绘成了一个乱世之奸雄。
那么，这部小说这么地歪曲历史真相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宣扬她的 “尊刘贬曹”的主题思想。
那么，为什么小说要宣扬“尊刘贬曹”的主题思想呢？
这里面，其实就暗含着小说的价值观，也就是暗含着宋明时代的那些城市里下层民众的价值观。
那么，这样的“尊刘贬曹”，暗含的是宋明时代城市里下层民众的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暗含的就是宋明时代城市里的下层民众，渴望秩序、拒绝*乱动**的价值观。
因为，东汉皇帝就姓刘，如果一定要改朝换代，那么，仍然由刘姓的人来当皇帝，这个社会，就没有太大的变化；社会秩序，就还是安稳的。
而如果皇帝改姓了，改成了另外一个势力强大的外姓人当皇帝了，那就是天翻地覆了，那就是整个社会都乱成一锅粥了。
所以，这个“尊刘贬曹”的主题思想，其实，就是反映了宋明时代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社会秩序非常地脆弱，人们都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社会恐慌之中，他们非常地希望皇权安稳、天下安定，从而使得他们城市市民的小日子，能够得过且过。
我们再看《水浒传》。
《水浒传》里的宋江起义、方腊起义的故事原型，在现实中是有的，但是，里面的一些文学人物，却大多是凭空塑造的。
当然，小说凭空塑造这些文艺人物的目的，也是为了表达和反映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
以李逵为代表的原本就处在社会底层的那些*反造**者们，他们的思想意识，就是要贪官皇帝一起反，就是要“杀去东京，夺掉鸟位”。
而以宋江为首的原本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后来却一步步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的起义者们，他们的思想意识，就是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那么，他们这样的不同的思想意识，也是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当时社会的不同认知。
李逵们认为，现在的皇帝已经没有用了，他已经掌握不了这个社会的秩序了，所以，就只能是*倒打**他，重新选出一个皇帝、重建秩序。
而宋江们则认为，推倒重来、重建秩序的代价太大，如果能够铲除贪官，确保皇权继续有效，那么，社会秩序还可以恢复，就可以避免战火纷飞导致的生灵涂炭。
这实际上就是表明，《水浒传》描写的是一个皇权已经没落、社会已经崩溃、天下已经大乱的时代。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民众，他们虽然同情和理解李逵们的立志*反造**，他们却更加欣赏和希望宋江们的“招安”成功。
因为，得过且过，总是好过打烂一切呀。
我们再看《西游记》，她是一部纯粹的神话故事。
但是，这部神话故事所揭露的社会现实，却又是十分残酷、令人窒息的。
孙悟空是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毛猴子，身份地位是十分地下贱，但是，他又有一身的好本事，也有一腔天不怕地不怕的干云豪气，他敢大闹天宫，号称“齐天大圣”。
对于这样的一个神话人物的塑造，反映了当时的城市下层民众的什么心态呢？
那就是绝望，就是*反造**，就是所有的城市下层民众，都有一股*反造**的情绪。
但是，孙悟空虽然本事很大，也喜欢*反造**，连玉皇大帝都不放在眼里，他却很喜欢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也愿意服从这两位神仙。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因为，这两位神仙很体贴、很谅解他，对他还不错。
这就说明，这个孙悟空也不是一个不讲是非、不讲规矩的人，只要有人对他好，他还是愿意遵守规矩，服从安排的。
这也是反映了当时的城市下层民众的另一种心态，就是，只要有一条活路，我就好好地活下去；万一没有活路，我就反了他妈妈的屁！
然后，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他一路降妖除魔，却总是遭到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唐僧的阻拦。
唐僧分不清好人坏人，却总是无端地惩罚忠心耿耿地对他的孙悟空。
那么，这个唐僧代表的是谁呢？
唐僧就是代表当时的皇帝。
这就是暗示当时的皇帝是昏君，不能听取下层民众的声音，却总是把良民当刁民，总是袒护坏人，惩罚良民。
当然，最让人气恼，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孙悟空每打败一个妖魔鬼怪，马上就有一位天上的神仙下来，说那是他的什么坐骑、宠物，总而言之，是他的宝贝，他要带走他的宝贝。
所以，孙悟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跟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斗来斗去，最终，又打死了几个妖魔鬼怪呢？
真的没打死几个，几乎都被天上的那些神仙给带走了。
那么，这又是在暗示什么呢？
这就是在暗示，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地坏，都是因为他们上面有人。
所以，天下大乱的根源在哪里呢？
不是在下面，而是在上面。
那么，我们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做一个对比，她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三国演义》，是表现了社会还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的城市下层民众的情绪。
她们就是忠君保皇、痛恨奸贼。
《水浒传》，是表现了社会已经走向崩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时候，城市下层民众的情绪。
他们还对皇帝和秩序抱着希望，还在指望那些起义的队伍，能够帮着皇帝铲除奸臣，从而恢复已经崩溃的社会秩序。
《西游记》，就是表现天已经塌了、朝代已经灭亡了之后的城市下层民众的情绪。
面对天已经塌了，朝代已经灭亡了的这个现实，城市下层民众要梳理其中的缘由，同时，发泄自己的失望、不满、与愤慨。
相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小说，《红楼梦》又与这三部小说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她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红楼梦》和《西游记》一样，也是在天已经塌了，朝代已经灭亡了之后，面对现实，在梳理其中的缘由，同时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她们的区别就是，《西游记》的创作者是那些城市下层民众；《红楼梦》的创作者却不是那些城市下层民众，他和“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一样，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红楼梦》的创作者具体是谁，我们不必要太过关心。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红楼梦》里面的内容知道，这个作者的身世与人生经历，一定是与皇室生活有关，即使他不是皇家子弟，那也一定是经常地出入皇家大院的人。
因为，他如果没有经历过皇家大院的生活，他是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
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与皇家大院有关的人，他所创作的《红楼梦》，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
《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个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进而描写了这三个人所生活的那个大观园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
那么，这三个人的爱情发展，是怎样的呢？
就是贾宝玉本来爱着林黛玉，却被迫娶了薛宝钗，然后，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去做了和尚。
那么，这样的故事描写，是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情绪呢？
就是表达了一种个性反抗秩序之压迫的思想情绪。
这就和《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和《水浒传》里面的李逵要“杀去东京，夺掉鸟位”一样，是一种个性反抗秩序之压迫的情绪。
那么，是什么样的秩序，在压迫人物的个性呢？
就是旧的社会秩序。
所以，《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就是反抗旧的社会秩序。
那么，反抗旧的社会秩序，又怎么样呢？
要不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呢？
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的社会秩序呢？
对这些问题，《红楼梦》没有答案，她表达的，就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就是说，她不知道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秩序。
所以 ，《红楼梦》跟《水浒传》的不同就是，《水浒传》具有朴素的、对于未来的期待：一个是追求“诏安”，一个是“杀去东京，夺掉鸟位”；但是，《红楼梦》对于未来，没有期待，她不满于现实，却又不知道脱离了现实，自己的路，又在哪里。
包括《西游记》也是，只想“大闹天宫”，然而，“大闹天宫”之后，又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要是能做奴隶，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个奴隶。
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红楼梦》具有强烈的个性反抗压迫的情绪，但是，最后的大观园的衰败，并不是由贾宝玉、林黛玉他们的反抗所导致的，而是被抄家所导致的。
那么，大观园为什么会被抄家呢？
那个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一句话给说明白了。
贾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也就是说，《红楼梦》的作者知道，明朝乃至宋朝的灭亡，都不是因为外面的敌人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自己的内部过于腐朽，是自己内部的自相残杀、引狼入室，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那么，我们再把“四大名著”和“宋明理学”进行一番比较，看看“四大名著”和“宋明理学”之间，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
“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是知识分子；“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的创作者是知识分子，其她三部小说的创作者，都是宋明时代的城市下层民众。
那么，我们首先看，同样是知识分子，“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和《红楼梦》的创作者在思想观念上，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
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情，都是深爱着他们的这个大家的。
不同的是，“宋明理学”强调的是秩序，遵守秩序；而《红楼梦》强调的是反对秩序，反叛秩序。
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对立。
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对立，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没有经历天塌地陷的惨痛，而《红楼梦》的作者，经历了天塌地陷的惨痛。
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世界观上，《宋明理学》的作者们，是坐而论道，唯心主义。
而《红楼梦》的作者，经历过惨痛的国恨家仇，他没有办法坐而论道，他没有办法搞唯心主义，他必须面对现实，唯客观而论。
所以，《红楼梦》的作者虽然并不高明，虽然还是没有找到出路，但是，他至少比那些坐而论道的“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要清醒，他是在深刻地认识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
我们再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和作为城市下层民众的其她三部小说的创作者们，在思想观念上，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
相同的是，他们都有维护皇权秩序的观念。
《三国演义》就不必说了。
《水浒传》和《西游记》，虽然也有破坏皇权秩序的冲动，但是，她们破坏皇权秩序的目的，并不是不要皇权秩序，而是要打破一个旧的皇权秩序，建立一个新的皇权秩序。
所以说，在价值观念上，宋明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城市下层民众，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他们都有一个维护皇权秩序的价值观念。
但是，在世界观方面呢？
这个区别就大了。
三部小说，都是可以接受秩序的破坏与重建的；那么，“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可以接受秩序的破坏与重建吗？
就比如“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秩序，“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可以接受她的破坏与重建吗？
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
这就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世界观的问题。
“宋明理学”的创作者们的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
而那些城市下层民众，他们能够接受你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观点吗？
这显然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与现实要求，格格不入嘛。
你知识分子们不愁吃，不愁喝，当然就喜欢“天不变 ，道亦不变”嘛。
可他们下层民众，就是盼着“开了城门迎闯王”，因为，“闯王来了不纳粮”嘛。
闯王来了，变了天了，他们不纳粮了，他们就活得下去呀。
闯王不来，这个天不变，他们就要纳粮，他们就活不下去呀。
所以，他们下层民众，会相信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鬼话吗？
这是从客观上分析，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不同。
而从主观上分析的话，我们就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商鞅。
知识分子们都是儒生，孔子就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吧。
这个孔子和商鞅，一个讲“礼”，一个讲“法”，两人的思想观点是恰恰相反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礼”和“法”的本质是什么？
她们都是秩序。
“礼”的本质是秩序，“法”的本质也是秩序。
只不过，她们的来源不同。
“礼”这种秩序，来源于利益共同体中的共情。
奴隶主贵族跟奴隶主贵族讲“礼”，奴隶们跟奴隶们讲“礼”。
奴隶主贵族不会和奴隶们讲“礼”，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没有共情。
“法”这种秩序，来源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实力支配。
同一个利益集团内部，不讲“法”，只讲“礼”；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就要讲“法”，就要用实力说话。
所以，商鞅为什么讲“法”？孔子为什么讲“礼”？
因为，商鞅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他知道，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阶级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新兴的地主阶级只有用实力和奴隶主贵族阶级说话。
所以，他要讲“法”；准确地说，是“变法”。
因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他认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阶级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相对于奴隶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应该具有共情。
所以，新兴的地主阶级应该和奴隶主贵族阶级讲“礼”，准确地说，是“克己复礼”。
那么，虽然各自具有各自的立场和主张，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诸子百家各有主张，而他们的理论依据，却都是来源于同一个东西，那就是《易经》。
但是，《易经》是一个庞大的哲学系统，她具有很多个方面。
而诸子百家，却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来选取《易经》中的一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
比如说，孔子鼓吹“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他这个“天尊地卑”，确实是《易经》里面的内容。
像《八卦》的每个单卦里面，都是上爻为天，下爻为地，中爻为人，这确实是表现了“天尊地卑”的这种现象。
但是，他后面的“乾坤定矣”，就不是《易经》本身的内容，而是他强奸《易经》，给自己加戏了。
《易经》之所以有《八卦》，甚至是《六十四卦》，就是因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哪两“仪”呢？
一个是存在，一个是变化。
有存在，就有对存在的模拟和类比，就有“象”；有变化，才有《八卦》和《六十四卦》。
没有变化，那就只有一个模拟，只有一个类比，只有一个“象”，就只有一种“卦”，哪里会有《八卦》和《六十四卦》。
所以，乾坤有“象”，但是，乾坤的“象”是一定的吗？它们不会变化吗？
这不符合《易经》的原理。
那么，为什么孔子要强奸《易经》的原意，鼓吹什么“乾坤定矣”呢？
因为，他从他的立场出发，不想承认从西周初期以来，到春秋时代这段历史中，周朝社会的变化，他还是想维护西周初期的那种法制和礼制，所以，他要鼓吹“乾坤定矣”。
而宋明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们就要继承孔子的衣钵，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地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
但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孔子阻挡不住世道的变化，宋明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们，也阻挡不住世道的变化。
这倒是成全了另外一句格言，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因为，卑贱者，总是奉行客观唯物主义；而高贵者，总是奉行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