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小的时候很讨厌杜甫，一是觉得他的名字很怪（这个想法有点怪），而且据课本上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而李白是“浪漫主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二人高下立判，因为“浪漫主义”显然比“现实主义”牛逼，艺术要高于生活嘛。选入语文课本的李白诗作，都是太白的巅峰之作，《蜀道难》，毫无疑问空前绝后的神作，为李白赢来了“谪仙人”的外号，让人一读就惊为天人，而且李白多潇洒啊，“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总之就是牛逼。反观课本里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你能再窝囊点吗？而且后面什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我觉得很虚伪，这种反感其实更多的是逆反心理，因为本朝强调政治正确甚于诗歌艺术水平，而杜甫一向号称“忧国忧民”、“人民的诗人”，这种对政治正确的强调反而让人反感。这种情形颇有些类似鲁迅。
杜甫是诗圣，李白是诗仙，杜甫是儒家，李白比较偏道家，虽然李白也写过表现儒家理想的诗。杜甫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想做什么人？“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和契是周和商的祖先，尧舜时的贤臣，都是儒家的圣人。这和杜甫的家世背景有关，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灭东吴的大将，人称“杜武库”，尤喜欢左传，自称有“左传癖”，曾经注过《左传》，收入十三经注疏，可见杜甫他们家有儒家传统，杜甫是很以自己这个远祖为骄傲的。
一个人要想在某个方面有大的成就，家学渊源很重要，比如三曹，三苏，这一点在杜甫身上也有体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非常重要的一个诗人，和李峤、崔融、苏味道三人合称“文章四友”，在五律诗体的成型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有一首五律《和晋陵路丞早春游望》被称为初唐五律之冠。
杜甫自己说“吾祖诗冠古”，他爷爷的诗冠不冠古还值得讨论，但杜甫对爷爷的推崇可见一斑。每个人对自己的先辈都有一种特殊的孺慕之情，何况人家的爷爷确实有实力。金庸先生的祖上査慎行是清朝的大诗人，所以《鹿鼎记》的回目全是査慎行的诗句，是金庸对先祖的致敬。
杜甫还写过一句诗“诗是吾家事”，这话是对自己儿子说的，叶嘉莹在讲这句诗的时候说“你看杜甫多大的口气！”这句诗确实有一种气势，似乎是说写诗还是得看我们家，你们其他人还是靠一边吧。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典故，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高八斗就是从这来的。所以说杜甫是很狂的，大家都知道李白狂，其实杜甫也很狂，而且狂得更有格调、更不动声色、更沉郁、更委婉，不像李白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狂得风生水起、鸡飞狗跳。杜诗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我哪有什么惊世文章，白白让您枉驾拜访，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两句“虽系谦辞，实以文章耆宿，隐然自负”，诚哉斯言。杜甫的狂有身段、无火气，不轻不躁，这固然是禀赋使然，也是因为心里有数，他知道自己的斤两，所以不叫嚣。
一般来说，比较李白和杜甫，通常强调李白的天赋，杜甫的学力。但我觉得杜甫的天赋绝不在李白之下，事实上没天赋是写不了诗的，正如一个网友说的“诗无所谓学不学，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只有学力，没有天赋，断不能成诗人，学力深而天赋低，也不能成大诗人。写诗需要感受力，就像画画需要辨别色彩的能力，色盲是成不了画家的。
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黄庭坚以读书多、学问深而著称，而且也提倡以学问为诗，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还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杜甫写诗固然是无一字无来历，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大多数诗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再厉害的诗人也不是武则天，不能自己造字，既然字是古人造的，那古人的诗文里面肯定用过，所以无一字无来历一点也不奇怪。黄庭坚又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就是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的来历，其实学习前人的诗意很正常，江西派的方法确实是学诗的一个门径。但我觉得即使学习模仿也是需要天赋的，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古人的诗好在哪里，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是也。
黄庭坚本人的诗歌未臻一流境界，他的诗过重技巧，缺少感发的力量，如描写下棋的“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用力很猛，但读来如隔靴搔痒，太客观，令人感到空洞，用顾随的话说就是“毫无心肝”，《登快阁》、《寄黄几复》这样的好诗则属于他诗中的异类。
宋以后写诗逐渐变成一种学问，诗话词话越来越多，但诗歌创作的水平却再难达到唐代的高度。学力很深、技巧很高而感发力不足是宋以后很多诗人的通病。
如果说晚年的诗是千锤百炼后的结果，那么早年的诗则更多反映诗人的天赋。杜甫写诗很早，“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这些诗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大概是杜甫二十几岁的作品，著名的《望岳》就不必说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没有底气恐怕很难写出这样的句子。
很能反映青年杜甫才气的另一首诗是《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杜甫对马情有独钟，写过无数关于马的佳作，无论是真马还是画上的马，也许是喜欢马的神骏吧，而这首诗的好处正在其精气神。“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大宛是汉代西域国名，出产良马、苜蓿、葡萄，郭靖的汗血宝马就是大宛良驹。“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这匹马是大宛名马，身份高贵，自不待言，锋棱瘦骨成，锋棱形容瘦，有棱角、骨感的样子。马应该不能太肥，胖了显得没精神，大概也跑不快，我们可以见到韩干画的马是比较肥的，所以杜甫说“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两只耳朵像削过得竹筒一样，峻字好。风入四蹄轻，古诗是不拘泥于语法的，有时仅仅是一些意象的罗列就达到了效果，这句形容马蹄轻快，脚下生风，应该脱胎于王维的名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对于这匹马来说，不存在空阔这个概念，可见它有多快，所以这匹马是可以托付生死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杜甫的诗里擅用“真”、“信”、“实”这种加重语气的词，这大概是汉魏六朝诗的传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句不需要解释，总之还是极言马的快、可堪大用。这种诗是正宗的盛唐气象，不需要多深的思想，多缠绵的感情，好就好在精气神。注意“锋棱”、“峻”、“轻”、“骁腾”这些词，都是轻劲有力的词，用的词可以决定诗的气象、精神。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超人天赋了，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还有一首《画鹰》的诗和这一首类似，但是没有这一首好。
诗是有门槛的，可与智者言，难为俗人道，但中国传统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而杜甫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大家应该对他有不仅仅限于语文课本的了解，相信“诗圣”绝不会让你失望。
时势造英雄，杜甫能成为“诗圣”和他的天赋，家庭，时代都是分不开的，但杜甫的诗在他生前并不被大家重视，他在《南征》里写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并不是偶然，因为杜甫和同时代的诗人在审美趣味上显著不同。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这是著名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开头，你很难想象王维或李白写出这样的句子。
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杜甫最大的缺点就是缺贵族气，也就是雍容闲雅的名士风度，他的诗有时太促迫，有时有点气急败坏、有时过于哀伤愁苦。
盛唐的其他诗人，如果不是李白的飘然出尘，王、孟的云淡风轻，就是高、岑的慷慨悲歌，大抵不脱六朝士族子弟贵族文学的传统，而杜甫独有一种写实的市井气，句句到肉、字字见血，沉郁顿挫，一往情深。
陈寅恪认为安史之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由士族门阀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诗人的感觉是最敏锐的，这个背景反映在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中，使杜甫的诗更加平民化、通俗化。
李白对杜甫的作风就有点不以为然，作诗揶揄他太严肃，不够潇洒。
旧唐书载“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说的是李白写了一首诗戏弄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里“龌龊”是拘束局促困顿的意思。
杜甫在他的时代是非主流，杜甫之后的唐代诗人大多也没有学习他的风格，除了孟郊、贾岛把他的险怪愁苦发展到了极致，宋以后杜诗成为了大多数诗人学习的对象，还出现了奉他为祖的“江西诗派”，影响极大。
钱钟书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种差别也许就是杜甫和唐代其他诗人的不同吧。
杜诗反映了大量社会现实和历史，这也许是他们家的传统（见前一篇杜预），他的诗是“诗史”，尤以“三吏三别”有名。我不喜欢用“忧国忧民”这个词，这个词太笨重，杜甫的诗是从肺肝中流出，虽然写的是别人，但都是切肤之痛。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如是而已。
不过凡事都有个度，上一篇里我说不喜欢《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觉得过于愁眉苦脸了。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是干谒，你看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不卑不亢，散发着自信的气息，让人一读精神顿爽。再看杜甫给天子献赋的表文，“唯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天子哀怜之。”愁苦之意溢于言表，反正看了不大舒服。而且本来就是献赋要官做，却偏偏说不想，这一点就远不如李白坦荡。
你说自己其实啥也不想要，那也就是说天子对你来说没用，那你还献赋？作为儒生的杜甫大概没认真研究过政治厚黑学宝典《商君书》、《韩非子》，不知道君主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认为君主对他没用且以品格高尚自许的人。杜甫情商真的不高，《旧唐书》里说他“性褊躁，无气度，恃恩放恣”，《新唐书》说杜甫“傲诞”过头弄得好朋友严武想杀他。
这种心态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死结，拙于谋生好像成了诗人的标志之一，仿佛必须要衣食不周才能称为诗人，否则不足以言诗之雅趣也。但我总觉得使自己的儿子饿死绝对就是失职、就是罪过，没有借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中国文人好像有一种心理，我就是君子，我就是“固穷”，这其实是一种偏执的受虐心理，明朝的文臣在朝堂上接受廷杖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心理。损失屁股，赢了风骨，这买卖值得做。当然有时候损失的不只是屁股，因为经常有大臣被当场打死。当然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杜甫其实还是很有怨气的，这怨气积郁日久，才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这源于他所热爱的事情不能带来尘世的成功，他不是王谢子弟，虽是名门之后，但家道毕竟中落，但是却有诗歌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诗歌从来都是奢侈品。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诗歌能当饭吃吗？大多数诗人要么本身是贵族，所以衣食无忧，要么被贵族*养包**，所以杜甫只能被*养包**。
其实，诗人即使真的被欣赏仍然是失败者。艺术创作冲动的来源就是受挫的力比多的升华，可见必须先受挫。
有没有人生来就根本不在乎世俗的成功？我个人认为没有，因为不符合进化论，即使有过现在也应该灭绝了。
其实你看古诗，很多写得很好的都是关于对世俗成功的愿望的，而且非常能感动人，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人性。
古诗十九首就很典型，“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包括盛唐的边塞诗，“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三国演义》里我非常喜欢的群英会上周瑜唱的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文艺并不能带来世俗的成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李商隐写给儿子的诗道“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
李商隐给儿子这么说，他自己不一定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对艺术实在爱得深沉。杜甫也一样，他心里清楚“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但没有办法，“为人性僻耽佳句”，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
很多曾经的文艺青年幡然悔悟，然后就“打拼事业“去了，但是有的就不行，不是固执，而是实在做不到，而且一想也觉得划不来。
真的文青，不是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而是被迫面对惨淡的人生，只是并没有别人强迫他。
所以说艺术家其实还是想要世俗的成功的，放弃某些事只不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过权衡做出的选择，并不是根本不想要。而且说实话，世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品的水平。
高手或是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高手的人一般不会张牙舞爪去引人注意，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高手不怕别的高手不知道自己是高手，只有不是高手的人才怕别人看出他原来不是高手。“德不孤，必有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些你想找的人也正在像你找他们一样在找你，所以张牙舞爪并不必要且显得有些傻。问世间情是何物？很多情况下就是惺惺相惜。
高手也不需要很多人认出他是高手，只要（也必然）被其他高手认出就已足够，至于那些群氓是不需要考虑的。因为群氓一定会人云亦云、锦上添花的，否则只会显得他们自己很愚蠢，好比一个文盲是不会（也不敢）质疑李白杜甫的诗歌水平的。所以尼采说，“We will never be understood,hence our authority.”
所以明智的人只是努力成为高手，不会做别的画蛇添足的事。跟提高自己相比，被别人知道并不是一件需要很着急的事，你有整个死后的时间来被别人知道，却只有数十年的时间把自己这块璞雕成玉。“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加上夭殇、疾病、贫穷的威胁和限制，时间真的很少。
但是，如果决定追求艺术，就得有这样的觉悟，那就是即使你真的成了一代宗师，高手中的高手，你仍然很可能在生前默默无闻。杜甫是如此，曹雪芹、梵高、卡夫卡都不能例外。
然而，一代又一代人类中的佼佼者仍然为此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火、膏火自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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