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坐在一间朝南房子的街沿上晒太阳。凛冽的寒风从西北吹来，软弱无力的阳光照在地面上，照在三四个老太婆身上，仍抵御不了冬天的寒冷。房子前的一棵老白杨，枝干上几片残存的枯叶在寒风中不停地颤抖着，发出细微的呜咽声。
“嗙……”从村临时殡仪厅里传出了第一声沉闷的大铜锣声，接着，慢慢地一声又一声。令人悲哀的送殡的大铜锣声在寒冷的空气中震荡着，瓮声瓮气的向周围传播开去。
坐着晒太阳的几个老太婆中，年级最大的一个，用手擦了擦眼角的泪珠，带着哭声地说：“唉，真可怜！这个寡妇婆终于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就这么走了。”
其实，她并不是同情寡妇婆流泪，她悲哀的是人生的短暂，自己比寡妇婆年纪还大，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自己。
送丧的队伍从殡仪厅出来了，慢慢地向前移动。送葬的人不多，队伍不长。没有吹吹打打热闹的乐队，只有慢慢的一声一声的有气无力的丧锣声和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与以往的送葬比起来，显得有些冷清与沉闷。好在那鞭炮声，似乎生怕人们太凄冷似的，显得特别的响亮震耳。
寡妇婆唯一的儿子，脸上挂着眼泪，两手抱着放大了的母亲遗照，拖着两只沉重的脚，在棺材前一步一步地向前挨着。照片中的寡妇婆，除了白发梳得比平时整齐一点以外，那脸那表情跟平时没有丝毫的差别。高高凸出的颧骨，像用刀一刀削出来似的干瘪没肉的扁平脸颊，掉了牙而干瘪的嘴，薄得几乎看不见的嘴唇，布满皱纹的眼眶，永远闪耀着怀疑与不满的眼光。年轻时如此，老了如此，死了还是如此。寡妇婆很少有笑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她笑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不只她的脸是干瘪的，她的胸脯也是干瘪的，她的臀部也是干瘪的，腿和胳膊也是干瘪的，就一副皮包骨头的身材。要是衣服穿得单薄一些，真怕她的肩胛骨会刺穿衣服呢！老了如此，年轻时也如此。
（一）
没有人能记起她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在人们的记忆里，她一直就是这副样子。她一生也就只照过一次照片，即出殡时儿子端着的那张照片。但年纪比她大或与她差不多的人，还记得，她是作为童养媳到本村来的，总共有过三个丈夫。但因为自己命薄，没有一个丈夫带给她好日子，哪怕就几个月甚至几天。
寡妇婆的娘家也很穷。她的父母有五个孩子，可是只有很少一点耕地，靠租钟别人的土地，实在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就打起把孩子送给人家的主意来。寡妇婆是老三，老大老二已能凑合着干点活，爸妈在她九岁那年，送她到邻村张家庄张阿禄家当童养媳。张阿禄也是穷得锅底朝天的人，他有个儿子叫张有为，已经十岁了，怕儿子长大娶不上媳妇，就领了这个童养媳。
领养童养媳的风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已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是十分盛行。不过，那时乡下不叫童养媳，而是叫养媳妇。养媳妇的娘家都是十分贫穷的，穷得无法养子女，才被迫把女儿给人家当养媳妇。娘家明知女儿给人家当养媳妇后受苦受难，也只有痛在心里，不敢为女儿说句话。凡领养养媳妇的也都是很穷的人家，因为怕儿子将来娶不上媳妇，才胡乱养一个来。所以婆家对养媳妇的态度往往是，因为自己穷，不得不要她，但她来了就得让她吃和穿，增加负担，所以又讨厌她，看不起她。没有人把养媳妇当自己孩子看待，可以说十个养媳妇十个都是挨打挨骂的，有时还要挨饿。可是一天到晚都得干活，凡力所能及的什么活都得干。所以当时把养媳妇作为受苦受难挨打挨骂的代名词。我们这里有句民谣：“养媳妇的身，黄檀树的根，三天不打要成精！”这个“精”指的是妖精，黄檀树的根是十分苦的树根。
寡妇婆到了张阿禄家后，邻居们也没人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就都叫她养媳妇。养媳妇刚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头几天老是哭，哭得眼皮都肿了。一见她哭，婆婆就骂她晦气运都是她哭出来的，火气大了就抓她的头发，拧手臂拧大腿。养媳妇想逃回家，但又不敢，她来时父母反复告诫加威胁，“不管怎样打你骂你，你都不能逃回家，一定要忍受，否则爸妈不但要打你，而且要打得比婆家还凶！”
她不懂什么是未来的丈夫，她对张有为，既不敢叫他名字，也不敢叫哥哥。她觉得他跟婆婆一样也对她不怀好意。她刚来时，在张有为看来，这个陌生人到他家来白吃饭，越看越不顺眼。在妈妈打她时，他在心里想：“活该，用力打！”看到她哭时，他会冲着她骂：“哭什么，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回你自己家去！”作为一家之主的张阿禄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他对于这个新来的家庭成员，既不关心她，也不虐待她。实际上是老婆当家，一切老婆说了算，有时看到老婆实在有些过分了，便说：“哎，算了，算了，她还是个孩子嘛。”也就不过这几句，再没有其他的了。
隔壁的张婆婆从自家的桃树上摘来了桃子，有四个分给了她婆婆，婆婆全部给了张有为。张有为就站在养媳妇前面啃着吃，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发出唧吱唧吱的声音，吃得津津有味。一连吃了三个，吃到第四个时，送到嘴边又不吃了，他舍不得吃了，将剩下的一个藏到抽斗里。养媳妇看着他吃，想吃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她便从抽斗里拿出剩下的那个桃子，她本想只看一看，过个眼福。可那桃子散发出来的清新香味，刺激得她实在忍不住，便想用舌头舔一下，不想这一舔忍不住变成了一咬，结果咬了一口又一口，把这个桃子全吃了。怎么吃了？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她害怕了，吓得当时就哭了。过一会，张有为回来了，兴冲冲去拿桃子，见桃子没了，凶狠狠瞪着养媳妇说：“桃子是不是给你吃了？”
养媳妇低下头吓得索索发抖。张有为两手抓住了养媳妇的头发往下按，大哭大喊：“还我桃子，还我桃子。”婆婆一听养媳妇吃了宝贝儿的桃子，二话没说，抓住养媳妇的头发就往墙上撞，一边撞一边喊：“谁叫你嘴馋，谁叫你嘴馋！”任凭养媳妇一边挣扎一边大哭，也毫不手软。
养媳妇的头皮肿了一个馒头，身上多处发紫。这次，养媳妇终于下定决心，与其在这里这样挨打，不如逃回家让自己的父母打。她趁婆家人没注意，逃回了娘家。妈妈一见了她，先是诧异地瞪大了眼睛，等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后，抓起来就打她的屁股，又打又拧，接着突然将女儿一把抱在怀里，大哭起来。母女俩大哭了一阵子后，妈妈用衣角擦了擦女儿的眼泪，又擦了擦自己的眼泪。边哭边说：“孩子，不是妈不疼你，你要知道，你回家来，我们就要饿死，你去那里，虽然挨打挨骂，至少能活下去，能活下去就好。”当天连吓带哄，妈妈又把她送回张家，还在张家夫妇前赔了许多好话。
张家婆婆从来也没给她好脸色，这倒不是因为张家婆婆为人歹毒，而是在她看来，对待养媳妇本该如此 ，否则就失了规矩，将来长大了不好办。她白天跟公公、有为一块在田间干活，累得挺不起腰。可是回家的时间更难熬，动不动就遭婆婆打骂。
（二）
到了养媳妇17岁那年，婆婆安排她跟张有为睡一张床。她心里不愿意，但也没反抗，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除了张有为对她态度好一些外，婆婆还是原来那副面孔，仍然是主人对奴仆的态度。在婆婆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要是对她客气点，以后自己年纪大了，她就会骑到自己头上来。公公除了过早衰老外，也没多大改变，埋头在田间干活，从来不过问家事。
养媳妇先后为张家生了五个孩子。她干瘪瘪的胸部，常挤不出奶水，这又成了挨婆婆骂的一大理由。婆婆不得不煮米汤喂孩子。孩子生病了，又没钱看病，所以五个孩子，只养活了一个。他就是张保大，取名保大，就是保证养大的意思。婆媳俩在张保大面前，难得有了共同语言，她们都对张保大叫“保保”或者“宝宝”。
解放后，先办起“互助组”，接着“高级社”，再接着“人民公社”。在集体生产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复杂起来了，矛盾也多起来。大家都靠挣工分过活，“底分”高的人挣的工分多，“底分”低的人挣的工分少，每年评一次底分，每到生产队评底分，大家就吵得很厉害,谁都想自己的底分高一点。集体干活，活儿有脏有累，有轻有重，谁去挑大粪，谁去栽玉米，全凭队长一句话，所以队长分工时，利害冲突也很大。分自留地了，自留地土质有好有差，离村庄有近有远，也要引出许多矛盾冲突。张阿禄是个打不出气的老实人，眼睁睁看着自家吃亏了，也不敢吭一声，有时想说不同意，嘴张到一半又合下了，低下头来，呆呆地看地面。生个儿子像个爸，张有为也背弃了他爷爷的取名期望，期望他长大有所作为，可偏木头木脑的，三拳也打不出气，眼见自家吃亏了，他再多嘀咕几句，见对方沉下脸来，或怒喝他一声，他马上缩回头，再不敢吭一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以前经常受骂挨打的养媳妇，居然成了“张门女将”，成了张阿禄家利益的捍卫者。只要她认为自家吃亏了，不管对方是谁，她都缠着你不放，争论也好，咒骂也好，都不让人，吵他一二个小时，她都不觉得累，直到对方觉得再这样吵下去没意思了，不得不走了。她才边骂边回家。
养媳妇三十二岁那年开始，家庭灾难不断降临。那年秋天，她公公去山上打柴，从岩石上摔下来，摔死了。第二年，她婆婆眼白变黄，后来脸也变黄，后来脸、脚都浮肿起来，肚子也鼓起来，不久也死了。过了两年，他丈夫患了跟婆婆同样的病，拖的时间比婆婆还短。不到几年功夫，家里死了三口人，人家在背地里说：“养媳妇不是个好命。”甚至说她是“克星”。后来，人们在背地里将养媳妇换了个新名字：“寡妇婆”。这名字人们把她叫到死为止。
养媳妇疑心病很重，从小就怀疑人都是不怀好意的，都要欺侮弱者。一家五口人，如今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人们都会欺侮她们俩，这是无疑的。所以他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并且吩咐孩子要待在家里，不要到外面去跟其他孩子玩，你是个没爸的孩子，要被人欺侮的。
三
第二年，在媒人的说合下，她招进了一个男人。她觉得这是生活所逼，一个女人要把孩子拉扯大不容易，再说，家里有个男人，人家就不敢欺侮一些。这个男人是下溪村人，父母早亡，兄弟三个他最小。四十多岁了，未娶过老婆，名叫李三宝。因为他从小就胆小怕事，村里人都叫他小乌龟。老大老二都成家了，他住在老大家。小乌龟从小身体不好，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力不如强壮的女人。小乌龟从来不敢跟人吵架，他一切都听哥哥的，哥哥是他唯一的保护人。他套了一件青色的肩上有补丁的衣服进了养媳妇的家门，随他一同来的就是小乌龟这个名字。
小乌龟进了家门后，人家在背地里仍称她养媳妇或寡妇婆，当着她的面，叫她有为嫂，没人称她三宝嫂。养媳妇不久便发现，他的二任丈夫，简直是真正的小乌龟，不仅当不了靠山，反而增添了一个保护对象。她觉得小乌龟没有她处处都要遭人欺侮，这使她十分恼火。小乌龟只要一点事情不合她的意，她就骂。到后来，她只要一点事情不顺心，就拿小乌龟当出气筒。在她看来，如果小乌龟像其他男人那样能干，这一切坏事情就都不会发生。小乌龟的脾气好得没话说，对于老婆的骂，最多解释几句，接着就缩起头来，再也不吭声，就像他根本听不见或是不在家里似的。
小乌龟到寡妇婆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队里给他定“底分”，队长说，先看看他的劳动情况再来评定。小乌龟在生产队劳动了十几天后，队长召开生产队会议，每家来了一个代表，四五十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围起一个圈子。队长发言后，问大家：“小乌龟——”队长咳了几声后又道：“李三宝的底分该定为多少？大家议一议？”会议室一片死寂，大家都知道寡妇婆的厉害，没人吭声。队长在静寂中等了片刻，又干咳几声，说：“大家不要怕为难，都说一说嘛，实事求是，公正就好。”还是没人吭声，不得已队长只好自己先说：“我看李三宝，这个人倒是挺诚实的，干活也不偷懒，也不拈轻怕重，这点是很好的。缺点就是力气薄弱了点，干起重活来就比不上其他男人。我提个数，大家来定，我想八分如何？”队长的语音未落地，养媳妇就站起来，大声说：“八分？这分明是欺侮外来人，欺侮老实人！八分是女人的底分，一个壮年男子只八分，你们自己都十分，亏你说得出口！他有什么比不上人，就是他太老实。”她听到队室里有好几处在窃窃议论，她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她觉得他们的话一定是对她不利的。她转了话头，厉声喊道：“有人不做，要做鬼！有话公开讲，干嘛偷着吠，都是不安好心的鬼，良心被狗吃了。如今老实人没本领的人，是不好做人啦！”大家一齐闭上了嘴，再不敢吭声。小乌龟也没吭声。只有她还在骂，一连串骂人的话就机枪一样从她的嘴里喷出来。队长说：“好了，你也该歇歇嘴了，不是人家怕你，实在是大家觉得跟你讲不清。就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难，我说，再加他半分，八分半吧，散会！”队长站起来就走。
养媳妇在回家的路上，还一路骂个不停，一下骂队长，一下骂小乌龟。队长的让步，养媳妇不认为是好意，反认为是欺侮她家的证据。要不是她抗争，至少每天劳动就要少半分工分，一年到头三百六十天，就得吃亏将近两百分，这争吵是值得的。
小乌龟是个没法形容的胆小鬼，在生产队里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个“不”字。人家讽刺挖苦他，他低下头或转过头不吭声。人家骂他，他就走开。时间久了，骂他讽刺他的人反倒少了。在家里他是被老婆骂惯了，唠叨惯了，挨骂不生气，绝对的驯服。他佩服老婆比他能干，是他眼中的绝对领导，绝对权威。
队里的许多人在背后说，小乌龟是个男的“养媳妇”。这话至少不全对，用现在的时尚语言“享受权”来说，即有什么可享受时，寡妇婆是这样排位的，排在第一的是儿子，因为他年幼，需照顾，又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排在第二位的是小乌龟，排在最后的才是自己。所以味道好一点的菜，让儿子与丈夫吃，自己不吃。碰到锅里吃的东西不够时，她就先让儿子丈夫吃饱，自己饿肚子。如这次清明节买了几量肉祭祖宗。吃晚饭了，儿子吃得快，先离开饭桌。菜碗上还剩有一块猪肉，她用筷子夹起猪肉往小乌龟碗里一按，用骂人一样的口气说：“啃掉，为什么还要我夹！”小乌龟吃着肉，觉得很有味道，但他不敢大口大口地嚼出声音来，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认真地完成老婆布置给他的任务。这一餐，养媳妇自己一粒肉也没有下肚。
那时候，粮食产量还很低，种田的收入实在少得可怜，每十分工分的分红，只有三四毛钱。尽管夫妻俩起早摸黑，生活还是很困难，还要供给儿子读书。到五九至六一年，碰上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连填饱肚子都很困难。小乌龟变得更瘦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皱纹却增加了许多。六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在烈日下的田里割稻子，突然昏了过去，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大树下，以为他是中暑了，剥了那件青色的肩上缝了补丁的衣服，两个妇女同时拧，一个拧他的后颈，一个拧他的背。这在当时的农村里，被认为是最佳的治疗中暑的土办法，一直拧得他的颈上及背上出现两行紫痕，还是不见好转。于是有几个男青年把他抬回家，往他嘴里灌盐水。有人跑去公社卫生所叫医生，医生赶到时，他已经没气了。人们都说他中了黑痧。养媳妇只是哭，哭自己命不好，哭小乌龟太狠心，丢下他们母子俩就走了，哭哭又停，停停又哭。因为没钱，丧事不办了，连棺材也没有买，托了两个人，用一个土被单子把尸体裹起来，用车子拉到一个小山坡上，就跟埋猪一样把他埋了。养媳妇又第二次成了真正的寡妇婆。
四
过了不到一年，寡妇婆招进了第三任丈夫。这次是娘家的一位亲戚做的媒，男人比她大一岁，叫蒋进喜。据说他年轻时娶过妻子，难产死了，后来没有续娶。这个男人是个外县人，样子难看一点，但人不像小乌龟那么窝囊，有自己的主张和脾气。又一任丈夫来了，可寡妇婆仍是过去的寡妇婆，一副独裁者的面孔，一张唠唠叨叨骂骂咧咧的嘴，使这位新来的丈夫很不满意。起初蒋进喜还忍着，后来就开始 顶嘴了。于是，这个自死了婆婆后就只听到寡妇婆唠叨骂人的家庭，开始了有一男一女争吵的声音。有时，蒋进喜觉得实在跟她纠缠不下去就干脆从家里跑了出去。蒋进喜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奇怪的是，妻子并没有因为他赌气跑出去而生气，也没有因为他跟她吵架而生气。照样跟平常一样，见他在饭桌旁坐下，为他在碗里装了饭送到他的手上。跟他一起坐下吃饭时，开始唠叨起其他的事情来。很快蒋进喜就知道了老婆的脾气，她骂人并没有记心，有许多时候她根本就不是生气才骂人，甚至她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骂人。
真正使寡妇婆生气的是一次队里分玉米。蒋进喜呼哧呼哧的将一担玉米挑回家，她歪着头一看，说：“怎么这些玉米棒看去比水泥地上晒着的小？”蒋进喜说：“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水泥地上畚的，不会我们的特别小。”她说：“这些人是不能相信的，专捡别人便宜，堆在一块的玉米棒有大有小，玉米粒有饱满不饱满，他们轮到称给自己的时候，专拣好的畚，轮到称给我们了，专拣小的差的畚。你闭着嘴不说，人家就把你当傻瓜。”说完，她就亲自去晒场上看，她绕着堆着的玉米棒转了一圈，就气呼呼地大声对队长说：“这些玉米棒大小很不均匀的，分给我家那些玉米棒特别小！”那两个负责畚玉米棒的社员齐声说：“哪会那样？我们都是按顺序畚的，哪有功夫拣小拣大。大家许多人围着，看着我们畚的，谁会故意挑小的给你，我们跟你也没仇。”站在周围的人都捂着嘴笑，有几个说：“不会的，不会的。”“这是疑心病。”但是她死咬住是她的小一些。队长发火了：“那你去挑来比，让大家评评看。”队长这么说本来是想捅她一下，压压她的气焰，没想到寡妇婆真的赶回家，叫丈夫把玉米棒挑到晒场去。丈夫说：“算了算了，即使我们的小一些也算了，挑回去多不好意思，岂不让人笑话。”寡妇婆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处处让人欺侮就是我们没用，一次又一次被欺惯了就会专找我们欺，就是由不得他们欺。”丈夫死不愿挑回。寡妇婆狠狠的骂个不停，没奈何，只有自己分两次挑。她把玉米从篾筺里全倒在生产队玉米堆旁的水泥地上。大家都说没差别，她硬说：“差多了，一看便清楚。”队长怒气冲冲地说：“算了，没功夫跟你多说，重新畚，重新称。”但没人肯畚，怕被埋怨。她就自己拿起畚斗，朝玉米棒看来看去，看哪里的大就往哪里畚。站在旁边的社员，鄙夷地冷笑着，她不觉得。她觉得的是：这次总算不吃亏了。一到家里，她就骂丈夫：“没用的东西，这次要不是我，我们不是明吃亏了！”她叫丈夫挑，丈夫不肯挑，这件事的确使她很生气，不是因为丈夫不挑就得自己挑，而是证明夫妻不同心！为了这件事，她骂了好几天。
夫妻间的吵架是越来越多了，丈夫说：“你少骂几句好不好？你不要一天到晚老骂人！妻子说：“又说我骂人，我哪里是骂人啊，我是跟你商量呀，跟你讲道理呀。”的确，在寡妇婆自己想来，她的确没有想骂人，她只是在表达她自己的意见。
政策似乎放松了一点，有的人开始出外做小工，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蒋进喜也决定跟一个同村人去江西做小工。寡妇婆觉得也好，总比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强。临走那天早上，他坐桌边看丈夫吃饭，不停唠叨：“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没有人来关心你，一切都要自己注意。遇着事要让着点，别跟人家去吵架，老古话没落地，让一让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现在的人坏的多，要多防着点，不能吃眼前亏。一定要保重身体，钱多钱少是小事，身体最重要。不要忘记到了那里就要写封信回来。”蒋进喜说：“我知道，我知道，这话你已说了多少遍了。”是的，自蒋进喜决定去江西，这些话的确记不清她已说了多少遍了。
蒋进喜走后，过了将近两个月，她终于盼到了来信，跟着信一同寄来的还有四十元钱。这可大大超过她的期望了，从小到大，她还从来没有手里同时握过四十元钱呢，四十元哪！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要知道自己一天做到晚只有三四角钱呢！这一天晚上，她怎么也睡不着，她想得很多。也许苦日子到头了，从此之后，该好过一点了。
可是寡妇婆高兴过早了，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又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寡妇婆再也没有收到丈夫的来信。直到过年，还是既不见人回来，也不见来信。寡妇婆去问同他丈夫一同去江西的那位同村人，他说，他们刚去时是在同一个工地做工，经常碰到，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后，蒋进喜告诉他，要去另一处做工，那里工资高点。那以后，我们不在一块儿了，后来再没碰到过。养媳妇又等了一年，音信全无。她的心渐渐冷了。村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蒋进喜嫌养媳妇太唠叨，太爱骂人，受不了，所以不愿意回来了。二是说蒋进喜在江西跟另外一个女人姘上了，跟那女人走了。第三种说法是蒋进喜早就死了。这三种说法都是猜测，没有依据，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肯定的，蒋进喜再也没回来，养媳妇第三次做了寡妇。
五
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他的儿子初中毕业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次中考。穷苦出身的儿子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考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她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不知道这学校学的是什么，将来毕业后做什么，这些对于她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了，将来儿子不用再过她过的生活了。她知道这次本村有十一个初中毕业生都参加了中考，而考上学校的只有三个，她儿子就是这三个里的一个，不简单呀！
读共大，书学费和吃饭都是国家供给的，不化自己的钱，但零花钱总是要的。她想，如买牙膏、牙刷、毛巾、鞋子、袜子等，破了要补修，多少都得花钱。大豆成熟了，她舍不得自己买豆腐，拿到集市去卖了，把钱全寄给儿子。家里养了一只母鸡，生的蛋也全拿到集市去卖了。那时的鸡蛋三分钱一只，有十多只就拿去卖，一次次卖的钱都压在床头下，好不容易凑足了四元或五元，就寄去给儿子。
儿子不在她身边，她总是不放心，怕受人欺侮，怕不会料理生活，怕着凉中暑，什么都不放心。所以，尽管她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十分重，但她每个月都要写一封信给儿子。每一次的信几乎是相同的内容相同的话，都是吩咐儿子，把什么都吩咐过来。同村有个叫张国生的初中毕业生，是他儿子最要好的同学。寡妇婆全村最相信的就是这个张国生，也是村里唯一相信的人，给儿子的每一封信都是请他写的。她总是晚上去请他写信，总是坐在他对面的一条凳子上，第一句话总是她先问：“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可以说没有？”头几次写信，张国生都说：“你不要说一句叫我写一句，这样东拉西扯的不好，你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我再组织一下写，这样才有头绪。”她说：“不，我说一句你写一句，这样你一句也不会忘了写的。”张国生说：“你说就是了，我不会忘的。”她坚持说：“不，你就听我的，我说一句，你写一句，这样你也不会忘，我也不会忘。”张国生拗不过她，只得听她的。写了一会儿，她找不到话了，就说：“你等一下，我想一想，再还有什么要说的。”停了一会儿，说：“想起来了，你写。叫他在学校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对同学要和和气气，不要吵架……”张国生打断她说：“哎，这几句你已经说过了，已写了。”她说：“啊？已写了？我真昏，忘了。我再想想。”一会，她又说：“叫他晚上被子一定要盖，不要受冻……”张国生又说：“已经写过了，你忘了？”她不信似的说：“这也已经写过了？”于是，张国生把写好的信给她念一遍，再问她有没有补充。她犹犹疑疑地说：“我一时想不起来，我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的。这样吧，我回去再想想，想到了，我明天再来麻烦你加几句。”接着又自言自语似的说：“写一封信要八分钱，不容易啊，要写的就得写上，不能忘了。”说着，拿着信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来了，说是有几点要补充。其实她说要补上的，前一天已经写上了，不过是她自己忘了而已。即使是没写上的内容，也都是些没必要写的废话，可是张国生为了少跟他磨嘴，不得不哄她已写上了。
她请张国生写信每一次都是这样，而且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内容相同的话，次数多了后，张国生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寡妇婆在说，张国生装作在听，其实他根本不在听。他把以前写过的内容重新写了一遍，然后再读给她听，问有没有补充。寡妇婆感到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我再想想。
寡妇婆从小没念过一天书，连数学字也认不到。提起不识字，她就有诉不尽的苦。她认为这也是自己受欺的重要原因。生产队里做工分，识字的都在本子上一天一天记起来，寡妇婆不识字也自有她的办法。她一般情况下劳动一天八分工分，她就往泥罐里丢进八粒黄豆。有时生产队里没活干，她只劳动了半天，队里记三分半工分，她就往泥罐里丢进三粒半黄豆。生产队记工员把每个社员每个月的工分月底公布一次，张贴在队室里，叫各社员自己去查对。寡妇婆就把泥罐里的豆抓出来，抓一把数一把，有时数到中间忘记了，就得从头再数。每一次她都得数好几遍，确信没错了再去队室，请人帮她核对。跟她数的黄豆数字对上了，她就对帮她核对的人一连说上好几声‘谢谢，谢谢’。有一次，她把黄豆丢进罐后忘了盖盖子，直到第二天去放黄豆时才发现，她疑心黄豆一定给老鼠吃了，谁知道吃了多少呢。她觉得搞不清楚，自己会吃亏，这可是件大事呀！她晚饭也顾不得吃，一口气跑到记工员家，告诉记工员她用来累计工分的黄豆被老鼠吃掉了。记工员看她那副慌慌张张的样子，觉得很可笑，说：“吃掉就吃掉嘛，你慌什么，我这里一天一天记得很清楚的，不会给你少记一分，你放心吧。”寡妇婆大声说：“吃了就没有依据了呀。”记工员说：“我这里有依据呀，你不相信？”“那岂不是由你记记过了，你要记多少就记多少了。”记工员生气地说：“你不相信我，我干嘛要把你少记？你怎么不信人，那只有你自己记。”她说：“唉，我要是有文化还用吃这种苦！”她很想发脾气，可黄豆被老鼠吃掉是自己不好，真不知脾气该咋发。只有等月底公布时再说。
到了月底，寡妇婆把罐子里黄豆抓出来，先是一颗一颗地数，数了两遍，都是一百八十八粒。一天八粒，她把这些黄豆八粒一小堆八粒一小堆的分出来，共是二十三堆余四粒。不对，她想：我这个月怎么会只做了二十三天半呢，不止的，一定是给老鼠吃了。她赶忙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告诉她，她这个月一共做了二十三工半，共188分，没有错。她说：“不对不对，应该加上被老鼠吃了的，那就不只二十三工半了。”记工员懵了，问：“什么被老鼠吃了的几工？”她解释道：“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的，我的黄豆被老鼠吃了一些，我把老鼠吃剩的数出来，还有188粒，要是加上被老鼠吃的，至少要超过两百粒！”记工员说：“我不管你老鼠吃没吃，我是一天一天在田间记下来的，一定不会错。”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刚巧张国生从门前走过，她就拉张国生来说说理。张国生把前后情况一问，笑着对她说：“张保大的妈妈，这个月有几天是下雨的，有几天队里没活干。所以出满勤也就只有二十三天半。我是出满勤的，只要生产队里有活儿，我就去干，也只有二十三天半呀，整个生产队没一人超过二十三天半的。你已经出满勤了，没错的。”她将信将疑地说：“那老鼠吃了，剩下怎还有188粒？”张国生笑着说：“那说明老鼠没有吃呀。”她还是将信将疑，嘀咕着走了。
六
寡妇婆终于熬到了儿子学校毕业。儿子分配在外地工作，她十分感兴趣地问儿子什么工作，儿子回答她是做基层工作的。她又追问什么是基层工作？儿子说，基层工作什么都得做，不比做工，七七八八，很杂的，讲不清楚。她越听越糊涂，后来又问张国生。张国生说：“你儿子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基层干部。”她又问：“基层干部与工人比起来，哪个好？”张国生说：“那当然干部好。”她所见过的干部就只有公社干部和生产大队长、生产队长。她关切地问：“该不会是生产队干部吧？”张国生不耐烦地说：“不是，比生产队干部大多了，具体是什么干部，我也不知道，你问儿子呀！”
那时候，有工作的青年很少，有工作，娶媳妇就容易。第二年底，张保大就娶进了媳妇，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呢！寡妇婆也当上了新婆婆，这着实使她高兴了好几天。早在娶媳妇前，寡妇婆就考虑媳妇娶进来后怎么办。她想以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以后有了媳妇，有了孙子，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既然是一个有几口人的家庭，那就不是七嘴八舌的，一定得由一个人说了算。谁？当然是自己！她想起了她的养媳妇时代，想起了动不动就骂她的那个婆婆。那时候，家里几口人，包括公公在内，都由婆婆一个人说了算，多强！这个当初使她很讨厌的婆婆现在想起来觉得并不是当初想的那么可恨，她也有她的道理呀，她为的也是这个家呀。她越想越觉得当时婆婆是有道理的，当家的，当婆婆的，就该那样。
寡妇婆想：如今儿子是个国家干部，大大小小也算是一个官。媳妇是个高中毕业生，要知道，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在农村里还是凤毛麟角。自己再不该受欺侮了，生活应该彻底变个样。首先自己得先改变改变，见了人再不要那么低声下气了，该说的时候也得说几句。她也开始照照镜子，梳梳头。
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儿子有了工作，并要了个高中毕业生的媳妇，这并不是她翻了身的新生活的开始。这个新媳妇，简直跟她当童养媳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自己那个时候，婆婆说一，就是一，婆婆说二，就是二，从不敢说个“不”字，婆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可是在她看来，这个媳妇处处跟自己过不去，全没个当媳妇的样儿。甚至说自己脑子僵化了，说自己思想过时了。说来说去无非是什么事情自己都不行，应该由她来，这个家也得由她来当家，自己什么都别管，坐着享“清福”。这哪里是什么享清福，这分明是夺权呀。经济权是万万不能丢的，经济权丢了，我全都要看她的脸色，岂不是她成了婆婆，我成了媳妇？她想得挺美，我绝对不能上她的当，我还没有老到那么糊涂呢！她越想越生气。于是婆媳间的磕磕碰碰，成了家常便饭，当寡妇时孤独宁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了。
其实她的媳妇是个思想比较开朗、明智而且能体谅的人。她丈夫反复跟她说妈一生吃了许多苦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把他培养成一个干部，实在不容易。她的丈夫反复说，她因为一生受欺受磨难，养成了一种极其古怪执拗的性格，动不动爱发脾气爱唠叨，要改变她这种性格已不可能。我知道跟她一起生活实在不容易，实际上她已是个过时的人，需要我们照顾保护的人，但她偏不自知，旧性不改。你就看在我面上，当她是个不明事理的孩子看待，其实老人跟孩子是一样的。你就忍让委屈点，让她做个大，尽量不让她生气，一切我心中有数的。她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她做到了忍让再忍让。但是忍让归忍让，总不能一切都按着她说的做呀，那会成什么样子，那岂不让人笑话。而且有些事情如按她说的做，是会得罪人家的，得罪亲朋好友的呀！
村里人对她媳妇的影响都不错，夸她到底是读过书的人，比较讲道理，对人和气，不多是非。对婆媳俩的争吵更是一致支持媳妇，大家说：“现在是什么社会了，还由一个不明事理的老太婆说了算。”“这么大一个媳妇，口袋里没有一分零花钱，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个。”还有的说：“跟寡妇婆讲不清道理的，要不吵架，只有分家。”这些话寡妇婆至少也听到一些，但她听了以后，不但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错，反而认为是媳妇到处去诉说，联合了村里的人，一齐来谴责她，所以反而加剧了矛盾。
终于闹到了要分家的地步。分家是由媳妇提出来的，可是寡妇婆坚决不同意，一句话：“要分家，我宁愿死。”儿子不得不为此向单位请假，赶回来解决这个矛盾。在张保大的好说歹说下，终于达成了一个简单的口头家庭协议，母亲执掌家庭经济大权，一切家庭开支，亲朋来往，包括柴米油盐均有母亲负责。家庭的一切收入，均交母亲保管。母亲每月初一给媳妇五元零花钱。另外，张保大每月私底下给妻子五元，这是夫妻协议，母亲是不知道的。
此后，婆媳间的争吵显著减少了。除了这个协议发挥了作用，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媳妇方面，丈夫反复在私底下说好话，此其一。其次媳妇终于明白，婆婆这个僵化的老脑筋，永远也跟她讲不清楚，多说也是白说，不如不说。起先是强忍，后来却也慢慢习惯下来了。而且后来，她也发现，婆婆就嘴巴坏了点，内心却并不那么坏，她七计较八计较的，算来算去倒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家。如她年纪大了，叫她不要去挣工分，可她偏要坚持去挣工分。家里偶有好吃的东西，都忘不了留给媳妇一份。尤其是要是听到别人对她媳妇说长道短，她都要骂他们（她们）一顿。
过不了几年，寡妇婆成了由两个孙女的奶奶了。这可使他老大的不高兴。第一个是女的，也就算了，怎么第二个还是女的！少不了埋怨媳妇。那时已开始计划生育，农村一对夫妻最多只能生两胎。她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反应是骂：这是什么政策，盘古开天地至今，也没有一个皇帝连老百姓生孩子也要管的，太没道理了！第二个反应是，由不得他们，他们说不生就不生，偏要生！她对媳妇说：“就要生一定要生个儿子出来，由不得他们说，你放心，坐牢我去坐！”张保大夫妻俩不管怎么劝说，都没用，老人家就始终咬住一句话：“坐牢我去，非生个儿子不可，否则对不起祖宗。”夫妻俩拗不过她，私下一商量，觉得只有彼此统一口径哄哄她，答应她一定要生个儿子。这样一来，儿子每次回来探亲后，过了一个月，她就要问媳妇：“有没有怀孕的征兆？”她吩咐媳妇吃什么东西容易怀孕，她又拜佛求神，祈求媳妇早日怀孕，早生贵子。
七
寡妇婆早就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从来没有去求过医。这几年越来越咳。媳妇叫他去医院看看，她总是说：“这是*毛老**病，年纪大了，都免不了要咳嗽，咳不死人。”过去的确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咳了一段时间，不看医生不吃药，就慢慢好了许多。但这次却不同，不但不见好，到后来，居然脸与脚都浮肿起来。这次媳妇说什么由不得她了，拖着她身子要她去县医院看病。临走前，媳妇叫她钱多带点，她说：“这不用你吩咐，我会带得足够多的。”
到了医院，医生把听筒按在她胸口一听，肯定性地说：“你从前从不去医院的吧？肺气肿，已经很严重了，应该住院。”老太太坚决地说：“这么点咳嗽住什么医院，我不住。”医生说：“不是点咳嗽的问题，已经发展到肺气肿了，再不治有生命危险的。”她说：“什么病到你们医生嘴里就会严重起来，我自己有数的。”她说死也不住院，医生和媳妇都没办法。最后医生叫她做了肺部X光透视，并开了张几种药的处方。
她跟媳妇去交费处一结算，总共要七十二元五角钱，这下她又心痛了，说开的药太多了，叫医生改一改。她总共只带了五十元钱，她认为这五十元钱坐车看病足够了，好在媳妇早就防她钱带不足，也带了四十元钱来，才交了医药费。老太太嘴里不停嘀咕着：“我生出来到现在所有药费加在一起还没有这一次多呢！”
在去汽车站的路上，她又说：“医生的话也不能相信，有句老古话，做棺材的巴不得死人，当医生的巴不得别人生病，否则他们哪有生意。我的病就是咳嗽，我自己还不知道，哪用得到住院？住院他赚得就多了。”
可这一次的病，可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了，刚吃药前几天，咳嗽稍微好了一点，小便也增多了，脸脚浮肿消退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咳嗽又加剧了，脸脚又重新浮肿起来了，并且情况日益严重。媳妇叫她住到医院里去。她说：“不是已经去了，没用的。我知道，床上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可是床上躺了几天后，就再也起不来了。媳妇打电报叫丈夫回来。张保大回家后，不管她愿不愿意，就要把她送医院。这次她头脑清醒了，知道自己不会好了。她对儿子媳妇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不，不用花钱花力了，我知道，我，城隍老爷已在叫我去了。钱、存折都放在，放在我放衣服的箱子里，一个信封里。过去，我争着钱要由我保管，我支配，为的，为的都是这个家。要记住，一定要为我生个孙子。钱是靠一点一点积起来的，一定要节约，。我自己，是一分钱笠帽大，舍不得用，都，都存着。以后，以后你们要用的地方多着呢。房子也得造。尤其，将来孙子要读书，读大学，都要钱。记住，一定要，为我生个孙子，我会在地下，保佑你们，生个儿子。”稍息了一会，又说：“记住。”她睁开眼睛尽量放大声音：“你们两个听好，我死后，简简单单把我，把我埋了就好。一定不要，不要举办什么，什么丧礼仪式，简简单单，叫本家和亲戚送一送就好了，不要再叫，再叫其他人了，尤其，尤其不能吹吹打打，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乐队的，据说，要好几百钱，太浪费，一定不要吹吹打打，喂。”她睁开眼睛问：“你们两个，听到没有？否则，我躺在棺材里，不安宁，那你们就是，不孝子孙，我，一口一口，省下的钱，不能那么浪费，要留给，留给孙子，上大学用。”
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把她送到县医院。医生一检查，摇摇头：“太迟了，这种病要是看得早，是完全可以看好的。”霎时，张保大眼泪从眼里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挂满了脸颊。
在出殡的问题上，起初妻子主张既然人已死了，丧礼还是该按村风办，人家吹吹打打，我们冷冷清清，人家背后说起来也不好听。但是张保大主张尊重母亲遗愿，不按她吩咐的办，心里总感到对不起母亲。最终，夫妻主张就按母亲吩咐的办。
张保大两手端着母亲的遗像，一边啜泣，一边拖着沉重的脚一步一步的向前挨，看那神色似乎是在沉思什么。也许他在回忆母亲痛苦的一生，也许他在检讨自记有没有什么对不起母亲的地方。他手上端着的肖像，寡妇婆那高高凸出的颧骨，那像用刀削出来一般干瘪没肉的脸颊的，那永远闪耀着怀疑与不满的眼神，让周围的人看了仍然既觉得同情，又觉得寒心而讨厌。短短的松散的送丧队伍离开了村子慢慢远去，哀哭声也渐行渐微，终于听不到了，只有冷冷落落的鞭炮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没人注意的，默默地来到了这个世界，走完了养媳妇的路程，又走完了寡妇婆的路程，终于又没人注意的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如今，“寡妇婆”这个名字已经在这里消失，再也没人提起
她，就像压根儿就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2017.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