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当代名家笔下的高考故事
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当此时，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论起这个话题。当代名家笔下独具魅力的高考故事，更让人回味无穷。
著名作家余华， 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他落榜了。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读了一年，被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不知前途在何处。就在那一刻，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终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血卖**记》以及后来的《兄弟》。
著名作家麦家， 打小头疼作文，每逢上午第三、四节课的作文，他肯定要饿肚子，别人两堂课写完的作文对他来讲如难产，大汗淋漓生完，食堂里的饭菜已经售罄。当年的语文老师听说麦家成了作家后下了评语：“麦家写小说，这本身就是一部小说。”
1981年高考，麦家意外考上大学，高出录取分数不多，险胜。在最终决定能进什么大学时，运气再一次眷顾了他。麦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多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长首**。*长首**知道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很棒后，便破格录取了他。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情报工作，俗称特工。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于是就有了《暗算》等作品的问世。
著名作家迟子建， 在《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一文中，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阅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和草滩，自然景色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而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著名作家莫言说， 谈高考，人人痛恨，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莫言记录了女儿高考时他等候在考场外的心情：“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已经安静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名穿着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派人把它们赶走。”对于高考，莫言只能感慨地说，高考很坏，但没有高考更坏。
高考会牵动亿万人的神经，高考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读着名家们的高考故事，能给我们心中的高考增加一些有意义的感触与启发。
下面看看莫言和余华两位名家关于高考的记忆。
莫言：陪考一日
7月6日晚，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的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队军**的指挥官。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了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水与泪水。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去，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大楼之外。红线外的我们，一个个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样子，有的叹气，有的低声咕哝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阴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阴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公平的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学校的保安过来干涉，让家长们不要在校园内说话，家长们很顺从地散开了。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们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行了，明年海淀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莫言女儿管笑笑2000年考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校英语专业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分。我说你这算什么记号？如果这也算记号，那作文题目是不是也算记号？另外，即便算记号，你知道谁来判你的卷子？她听不进我的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无奈，我又给山东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总算是不哭了，但心中还是放不下，说我们是在安慰她。我说：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跟他们打官司。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着：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卷子的事忘记，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两项都是她的弱项……
余华：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这个消息是突然来到的，就在我们毕业的时候都还没有听说，那时候只有工农兵大学生，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必须去农村或者工厂工作两年以后，才能去报考大学。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其实我们当时的高兴是毫无道理的，我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己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革文**”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革文**”结束的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那时候课堂上就像现在的集市一样嘈杂，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学生们在下面嘻嘻哈哈地说着自己的话，而且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随便在教室里进出，哪怕从窗户爬出去也可以。
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谁也不认真听课，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倒是那些历届的毕业生显得十分认真，他们大多在农村或者工厂呆了几年和十几年了，他们都已经尝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他们从心里知道这是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极好机会。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所以同学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显得无所谓，落榜的同学一多，反而谁都不难受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报考，我不愿意再考大学，为此他们很遗憾，他们对我的估计超过我的信心，他们认为我能够考上大学，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希望，所以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王小波：“及格全靠记不住。”
1978年，王小波去考大学之前，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
家里人也都纷纷劝他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
但王小波坚持去考理科，结果考上了。
那时，理科对他来说几乎是快要了他的命。但王小波觉得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是不雅。所以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王小波读书那一年，听说京郊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有人教的，可考试成绩通通是零蛋，连个得0.5分的都没有。把卷子调出来一看，都答得满满的，不是白卷。
学生说，这门课听不大懂，老师让他们死记硬背来的。不管怎么说吧，也不该都是零分。后来发现，他们的数学老师也在考大学，数学得分也是零。别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这班学生的背功真是了得。
王小波听完之后说：“不是吹牛，要是我在那个班里，数学肯定得不了零分——老师让我背的东西，我肯定记不住。既然记不住，一分两分总能得到。”
韩松落： “人生像升级打怪。”
作家韩松落的母亲，是66届高中毕业生，她们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和很多人一起，进入了一种离奇的命运。
他在书中写道：我有幸生在有高考的年代，借助高考，进入了一个小小的新世界。这一步的确很小，但对一个小城少年来说，至关重要。
它像一个剪刀，剪刀开口处的一毫米，却是剪刀口的一公里。不过，所有的机遇，都并不是一个带着飒飒电光从天而降的飞碟，也不是突然间的传奇性际遇。
转折点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当下，潜伏在每一刻，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里，你一定要尽量在年轻的时候，就为它的倒来做好准备，不要放弃迎接它到来的全部努力，全部希望。
人生像升级打怪。希望年轻人们，从高考这个小怪开始，不断升级，打败更多大怪物。
梁晓声
谈谈文学我就进了复旦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老师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最感动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红与黑》。”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绝不忍去伤害那么样热烈那么样痴情地爱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红与黑》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
我本来认为这等好事哪能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易中天
中学时是理科学霸
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学者易中天在一所中学担任老师，他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尴尬，于是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他曾回忆自己当年中学时的优异成绩，“我物理没下过99分，化学不低于98分，数学也是95分以上呢。”易中天认为，学习应一以贯之，抓住关键知识点，并调整心态，将“该死的高考”(易中天语)看作一份逃不了的人生体验快乐面对。
肖云儒
参加提*考前**试“占了便宜”
学者肖云儒的高考比较特殊，“那时中国人民大学是在高考之前提*考前**试，我是提*考前**试，被录取了，被录取以后，就不能再参加高考。人民大学的高考和其他高考不一样，题目很少，每一门不到十个题目，重分析，重个人的理解，没有太多的死记硬背的题目，而这恰好跟我的特点相符，我记忆力比较差，比较善于理解问题，可能就这样占了便宜吧。”肖云儒说，他觉得这样一种考试很好，题目看似简单、很少，但就在回答、分析和理解当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深度和特点，比起那些死记硬背的题目，更能测定一个人内在的水平。
蒋方舟
高三是个竞技场
蒋方舟少年成名，她当年从网上查到自己高考成绩的那天，虽然认为成绩应该够了，但她还是觉得有点“囧”。她在《高三，不相信传说》一文中写道：“我对高三没寄予任何幻想，甚至对大学将要给予我什么，也没过多的期待。”高三是个竞技场，不要说什么过程最重要，只有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王道。经过高考的锻炼，现在的蒋方舟写作从容淡定，举重若轻，精品不断出现，还代表国家参加与哥伦比亚的文化交流。
路遥：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学的暑假期间，延川县的招生考点设在延川中学——路遥的母校。参加考试的近1000名报考者中，北京插队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对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并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相当于有限地恢复了高考。但是随后却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试成绩只作为参考，仍采取推荐制招生。编者注）
考试两天，一共考了三门——语文、政治一张卷子，写一篇批判文章；数学一门；理化一门。在理化试卷的卷面上，路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7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
延川县招生办不久公布了考试成绩，王路遥的语政分数是83分，数学分数是22分，理化分数是30分，平均分数：45分。
阎连科：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
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老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安门天**，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走过来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让所有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上百考生，连考上中专的也难求一个。
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写成了北京大学。我也一样。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决然地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我在家写我的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
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作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摘选自阎连科《我的父辈》之《高考》）
麦家：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
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格非：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了教导处的罗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0年代的镇江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地区的第二名……”
阿乙：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
我高考分数只到省专档。只有三所学校。另外两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业，预估招生分数比本科线高，我只能去读本省的公安专科学校。我从来没有做过读警校的准备。我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经厌烦学习了，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还得了神经衰弱，我已经彻底厌倦学习了。出于对复读的恐惧，我去读了警校，并且在毕业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现在倒不后悔这一段经历，因为写作的大部分资源就是这一段时间积累的。
从考上大学的18岁开始，我一直不怎么学习，直到26岁，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或者直接说他讥讽了我，我才手不释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激烈。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马，就是在平地上走，头也是点来点去的。
袁凌：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
我的噩梦都重现当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梦里，我为象牙塔的一纸通行证折磨得体无完肤，老是顾此失彼，原本应该考好的考不好，甚至连自己最为擅长的作文都走题。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时光，夹杂了太多的伤疼，被七月灼伤的疼痛。
1997年，我第二次走进高考场。内寒外热，我感觉自己的肩上千钧压来。我怎么能轻装上阵？来自乡村的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在这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注定只能成为高歌的胜利者，而不能成为哀嚎的失败者。
袁凌在家乡
在等待分发试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里一会是父母那在丘陵皱褶深处的黄土地上躬耕的劳作身影，一会是梦寐以求的大学象牙塔，二者交相叠现。试卷在手，我抛弃一切的私心杂念，沉入第一场语文考试。语文，历来是我的长项，洋洋洒洒，一路刺杀下来，顺畅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拟考。尤其是写作文题，我一气呵成，论辩清晰，文采飞扬，字迹俊秀。那一刻，通体舒泰，有些飘飘然，很多的担忧一瞬即逝。扫视周边的考生，发现他们个个神色慌张，汗水细密，有些甚至连头发都湿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语文没这么难吧。不敢大意，我抓紧最后的十五分钟，又全部检查了一遍，感觉还是那么的美妙。没十足把握的，检查的时候要肯定第一感觉。这是我历次模拟考的经验，因此我几乎没动，等到时间一到，就离开了教室。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我读书蛮早，17岁上的大学。觉得一定会考上，因为考过年级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愿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复旦是“3+1”，北大清华都是“3+2”——那几年广东曾经采用这种特殊考制。
像我这样的懒人，觉得少考一门总归是好事，觉得复旦“3+1”是天意，太适合我了。而且对我影响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师，是*革文**前的复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种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课，是让我从中不溜变成年级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儿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复旦大学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状元。
种种命运的暗示之下，我就选了复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所有人心往一处想结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了“3+1”，“3+2”的学校竞争反而没有那么惨烈。
那年复旦平均录取线比北大要高，我总分差4分没过线。而且那年复旦理科生的成绩据说比文科好，广东省总计招60个，比例应该20个文科生，40个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个文科生——名额都匀给理科生了。后来还在报纸上看到，8个文科生中的一个还出国了……
那个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想到会考不上，但学校里有人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了，自己一直没收到，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电影，每天去市图书馆。到八月中下旬，都快开学了，终于收到中大的了，还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愿第一栏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学，完全抄我同桌的。
没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厉害，先调档，当时系里的招生老师大概急于找一个编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档案就很高兴。就这样阴差阳错读了四年金融。那几年里，我几乎是极为缓慢地接受这个现实，也在BBS写了很多东西。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