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接触频繁，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上的隔阂与偏见日渐缓和。隋初文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鲜卑等族建立了封建王朝，当时他意识到立国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脆弱，政治统治亟待巩固，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虽然自北周统一中国以来有所加强，而且形势上南北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民族之间长期遗留下来的隔阂和争端事实上不可能一朝止息。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来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帝便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具体说来有三种：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二、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三、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山区獠狸诸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
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
开皇元年，文帝为了统一的需要，针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改变了此前周齐统治者对突厥委曲求全的失败主义的民族政策，代之以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当时隋王朝经济初步得到了恢复，“省徭薄赋，国用有余”，而突厥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征服，其内部非常复杂，极不稳定，“部落之下，千种万类，仇敌怨偶”，同时天灾严重，“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基于此，文帝对突厥的侵扰积极反击，582年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室宁合谋，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大举入侵中原，文帝命杨弘、豆卢责力、高颖等分遣迎击，在白沙(今呼和浩特一带)大败突厥兵，沙钵略战败逃亡，突厥内部从此便分裂为东西两部，力量大大消弱，沙钵略不得已向隋称臣。不久，文帝采取了长孙晟的建议，利用突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进一步消弱其势力，从此突厥内部哄乱更甚，势力日衰。
隋初文帝对突厥进行的一些战争适应了隋王朝巩固政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它是防御、自卫性的，不是对突厥进行野蛮的侵略和破坏。即使在用兵的情况下，文帝也力求使民族矛盾降低到最大限度之内，在伐突厥诏中文帝告诫：“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对突厥的上层分子采取“服而赦之”的宽大政策，并对降附者进行册封，沙钵略可汗战败请降，文帝许之，并给以衣食车服，并且改封沙钵略之妻为大义公主。后来双方“立约以沙碛与隋为界，自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可汗卒，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封沙钵略第七子为安国公。对于穷途末路的阿波可汗元谐等人都主张杀之，长孙晟以为不可，高颖也认为“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存养之以示宽大”，隋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赦免了他们。当突利可汗与都兰可汗都向隋室请婚，文帝仍用长孙晟的“离强而合弱”的政策，拒绝强大的都兰可汗，示之以威；允以宗室安义公主嫁突利可汗，显之以恩。597年突利可汗率部徒居于度斤旧镇，这对隋内地起到了防御屏障作用。
这种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对发展隋与突厥的关系，消除民族间人为的隔阂，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为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赢得了珍贵的时间。
隋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实际，使隋和突厥的关系出现了“两境虽殊，情义是一”的友好局面，隋避免了突厥经常性的寇边和骚扰，为隋初经济迅速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是隋初经济奇迹出现的重要保证。
二、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
吐谷浑统治者是辽西鲜卑徒河涉归的子孙，被统治的人民则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疆新**南部，风俗习惯同于突厥，到南北朝时吐谷浑与中原地区即有通商往来。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曾趁机进扰，隋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击之，吐谷浑王夸吕战败逃走，583年隋将梁远又大败吐谷浑于尔汗山，到文帝统一南北后，隋势力强盛，夸吕也就望隋却步了。
我们可以将隋与吐谷浑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文帝开皇初年到开皇四年，这段时期是吐谷浑断断续续侵扰隋内地的时期，文帝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自卫和防御，与此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笼络和抚慰工作；第二阶段是从开皇五年到大业五年，二十多年间，隋与吐谷浑的关系基本上以和为主。
文帝执行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是非常谨慎的，绝不轻易用兵。在处理同吐谷浑的关系时崇尚俭朴，反对奢侈迷丽，目的是尽量减少对吐谷浑人民的负担，体现了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
隋初文帝君位时，西域受到突厥与吐谷浑的阻隔，使内地与西域的联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文帝仍然采取与其东邻一样的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尽量保持联系。开皇十六年，*党**项羌又攻打会州，于是文帝被迫进行自卫，发陇西兵讨之。降服之后，文帝还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此后*党**项羌对隋诚服不已，朝贡不绝。此外，高昌等国也先后“遣使贡献”并在张掖等地和隋进行贸易。开皇十年，高昌二千余人在文帝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前来归化。
隋初虽对吐谷浑和西域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但它基本上是自卫防御性质的，而且战争时间极为短暂，和平相处是开皇年间隋与吐谷浑、西域双边关系的主流，它促进了彼此的交流与发展。
三、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山区獠狸诸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
隋初，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地区獠、俚蛮等已汉化了的弱小民族以及“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里”的稽胡，文帝主要是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尊重其风俗习惯，对其归顺者妥善安置，加强民族融合。开皇五年契丹莫贺弗部塞降隋，文帝接受了归降，“听居其故地”；开皇六年“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文帝用韦冲为营州总管，“怀抚革末革曷、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因此，许多契丹人内迁，逐渐与汉人相融合，成为隋的编户齐民。
据《册府元龟》记载，隋文帝时，革末革曷曾八次遣使进贡方物，表示愿意在文帝德治下的归顺，也反映了革末革曷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室韦居住在契丹以北黑龙江上游两岸的额尔古纳河一带，北朝以来，室韦即与中原王朝发生了臣属关系，到隋开皇年间，在文帝德治怀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经常派人到内地来进贡方物，以貂皮、青鼠等特产与隋王朝丝绸、瓷具等进行交换，联系比较密切。
四、从巩固大一统的思想出发，对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经常出面调解斡旋
文帝还从巩固大一统的思想出发，对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经常出面调解斡旋，以期“生有定居，养老长幼”，避免了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攻劫和破坏。文帝时，革末革曷与契丹互相攻战，一次革末革曷派使者贡献方物时，文帝曾劝责使者说：“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革末革曷使者连连谢罪，文帝的这种举动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东南丘陵山区的少数民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在隋朝以前即与汉人杂居相处，逐渐被汉人同化。文帝君国以后，继续采用德治怀抚的民族政策，继续同化这些少数民族，使他们成为隋王朝的编户齐民。他们是提高隋王朝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隋文帝对这些少数民族“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因而使得一些少数民族“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帝在稽胡居住的地区设置了一些郡县，广设牧场，使其从事畜牧业生产。对当地牧民，文帝象对待编户齐民一样，实行较为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对一些牧官进行严格的限制，防止他们进行贪暴地掠夺，文帝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有利于稽胡畜牧业的发展，同时对隋初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总结：隋初民族政策对“开皇之治”的影响
文帝根据各民族不同历史实际采取的三种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尽管它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还有民族压迫的一些成份，但在封建政权特定的背景下，这种消极性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它有利于隋初政治的稳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突厥的离强合弱、恩威并用为隋国内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和平与安定的环境，是“开皇之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对西域和吐谷浑的以和为主避免了民族之间的大规模的争斗，为隋初避免了没有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也保护了西域、吐谷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为他们和平稳定地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前提；对东北、江南山区等地弱小的少数民族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争取了大量劳动力，为隋初生产力的发展补充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活力。
这三种民族政策产生的积极作用，虽然不能算作导致“开皇之治”的内在因素，但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妥善的民族政策的保护下，各族人民才有时间和机会在内地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所凝固的大熔炉里分解、同化、扬弃、升华，隋王朝联合各少数民族共同携手创造了“开皇之治”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