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概要：
余先生的祖父曾经系某中央机关干部，在机关任职期间，其单位于1970年分配给余先生祖父一套单位公房。余先生的祖父与祖母育有七子三女，其中余先生的父亲排行第七，余先生有六位伯伯及三位姑姑，分别为大伯伯至六伯伯，大姑，二姑及小姑。
余先生的伯伯，姑姑成年后先后成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居住，均通过单位分配或购买商品房解决了住房。其中，余先生的小姑年轻时有过短暂的婚姻，后其丈夫病故，未育子女。因受多重打击患上精神疾病，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姑丧偶后回到祖父、祖母的家中生活。1994年，祖父母先后病逝，小姑独自生活在祖父母遗留下来的公房中。同时因健康原因，小姑的单位对小姑作出停职留薪的处理，收入较低。
1996年，经余先生祖父的单位统筹安排，将小姑居住的房子收回，给小姑置换了北京西三环某处公房。
余先生的六伯伯及大姑生活在北京，平时工作较忙，无暇顾及小姑的生活。余先生的父亲年轻时下乡到河北后在当地成家、生活。余先生的父亲因与小姑年龄差距较小，二人感情较好。余先生的父亲因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河北与北京之间，每次来京均会探望小姑。
1999年，余先生的父亲来京探望小姑时得知，国家正在实*房行**改，将公房以成本价出售给住户，这项政策将在2000年截止，2000年后将不享受优惠价格。小姑因患病和收入低等原因，无力购买房屋；伯伯、姑姑们当时没有预见到北京房价日后会大幅上涨，且不愿被小姑拖累等原因，无意购买本案房屋。余父考虑后，决定将小姑居住的公房买下来，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买下房子后余父一家可以从河北搬到北京，对子女未来发展有利，第二：买下房子后余父一家可以与小姑共同生活，与小姑作伴，照料小姑生活。出于以上考虑，余先生的父亲同几位伯伯及姑姑商议购买公房事宜，几位伯伯、姑姑同意购买小姑的公房，并分别向余先生的父亲出借了部分资金。
余先生的父亲筹措款项后加上自己的积蓄，购买了小姑居住的公房，因余先生的父亲是下乡知青，没有北京户口和购房资格，所以购房时将房屋登记在了小姑的名下。购买公房后，余先生一家从河北搬到北京的已购公房中，在此定居。此后，余先生全家工作攒钱偿还了购房时伯伯、姑姑们的借款。
2008年后，北京的房价大幅上涨，余先生的部分伯伯、姑姑遂对余先生居住的房屋产生分割利益的念头。余先生的父亲为避免日后发生口舌，2011年与小姑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房屋转让给余父，并凭此《房屋买卖协议》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过户至余父名下。
2017年，余父过世，余先生的六伯伯（生活在北京）借此机会将小姑的监护人变更为自己（此前小姑的监护人一直为余父）。余先生的六伯伯取得小姑的监护人资格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小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主张2011年余父与小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经过审理，支持了六伯伯的诉讼请求。至此，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小姑。
余先生认为，本案公房系余先生一家攒钱购买的，购房时伯伯、姑姑一致同意由余先生一家购买房屋并承担起照料小姑的责任。因余父当时没有购买公房的资格借用了小姑的名字，现在经过六伯伯一通操作，余先生一家沦为无家可归的境地。
二、奋力反击
本案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以前，因此适用《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有权以合同的形式处分物权，且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形式包括书面协议及口头协议。结合本案，根据余先生的陈述，在2000年购买本案公房时，余先生的父亲及余先生的伯伯、姑姑作为小姑的共同监护人形成了一致的意见，由余先生一家出资购买本案房屋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同时承担照料、扶养小姑的责任。余先生以上述事实和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其享有房屋所有权。
在代理本案过程中，余先生的代理律师援引民事诉讼法中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向法庭举证、说明购房时余父与余先生的伯伯、姑姑之间存在口头协议，余先生的的伯伯、姑姑均同意房屋所有权归属于余先生一家的事实。为了证明上述事实向法院提交了余先生一家购房出资的证据，向伯伯、姑姑借款及还款的证据，房屋占有、使用的证据，承担房屋日常费用的证据等等，但最终法院仍以余先生举证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三、结语
在诉讼中，举证是法庭调查事实、查清事实的关键。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举证标准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法院才会认定当事人所述的事实。《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实务中，法院审查举证责任的标准较高，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形下，适用高度盖然性的空间很小。
本案中，适用高度盖然性来证明余父与伯伯、姑姑之间的约定存在两项阻力。第一：余父当年购买公房并与余先生的姑姑、伯伯约定房屋所有权时碍于情面没有订立书面的合同，仅口头约定，使举证难度加大；第二：本案房屋系公房，公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国家给予职工的福利，在计划经济时代机关或国有企业将公房出租给职工居住，房屋所有权归属于机关或国有企业单位，当年俗称分房，职工交纳少量房租，且这种居住的权利是终生的。在上世纪90年代房改时，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以较低的价格将公房出售给有居住权的职工。本案中，小姑一直居住公房房屋内，享有购买公房的权利，其他亲属均不享有购买本案公房的权利；也就是说，余先生一家以较少的钱款购买了本案公房，鉴于此，对余先生证明伯伯、姑姑均同意房屋所有权归属余父的事实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如上所述，实务中高度盖然性的适用较为严苛，审判人员通常对高度盖然性原则持审慎把握的原则。因此，建议大家在生活中遇到大额资产交易时务必保留好证据，最好签订书面的合同，以明确各方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 赵洪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