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到昆仑策研究院张志坤先生的文章《当代中国谋私力量的现状及相关问题》时，对文中“谋私力量”这个概念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根据该文的论述将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明朗起来，这个概念就是“奉公力量”。
一
这两个概念比较浅白易懂，似乎无需给出严格的定义。大抵出于这个原因，张先生也只对这两个概念所指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做了描述。
按照张先生的描述，这两个概念所指的是两类不同的人群，力量这个词应该含有这两个人群分别产生的社会作用的意思。谋私力量这个词关键在一个“谋”字，它指这群人有一个无节制获取私利的共同的主观动机。奉公力量这个词的关键在一个“奉”字上，它指这群人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的主观动机。
二
人类社会给私与公分别赋予了道德属性，极端自私与大公无私往往被归属于道德的两个极端，如果我们分别用-1和1表示这两种状态，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区间[-1，1]内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某人处于-0.5的位置，则指他偏于自私但又别于极端自私。张先生所指大抵是由处于两个极端的人组成的群体，这两个群体中的人往往都具有非常大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们的“谋私”或“奉公”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有些大到可以阻碍或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
根据概率统计学上的大数定律，用公与私这个道德尺度去“丈量”，人们的道德水平应该服从正态分布。即张先生所指的处于近-1和近1状态的两群人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处于0的左右附近。如果我们在加入主观和客观两个动机变量，那么就可以构成一个四象限的平面区域：主观奉公、客观为公、主观谋私、客观为私。这个世界是极复杂的，并非仅仅是二元对立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是分离的，经常会走向另一个方面。
有主观为私却成其公的，比如某人办一个私营企业，客观上却为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显然，一个私营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实际上可能变成属于千百万人的企业，这个企业会完全超越创业者的初衷。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的华为，私企吧？任正非当初创业的时候未必已经想象到今天的成就，华为不但自己壮大，还惠及到了世界上数亿计的人群，成为中国的一张值得国人骄傲的名片。任正非私耶公耶？
也有主观为公却成其私的，比如某人因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他自己也获得了社会的回报。又比如，当初*产党共**闹土地革命，就是大公而成其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之私——分得土地。部分闹土地革命的人却抛头颅洒热血，没有获得革命的胜利果实。这可以叫大公成其大私，后一个“大”指劳苦大众。
三
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私与公是对立统一的，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私就无所谓公，没有公也就无所谓私，它们不仅仅是矛盾对立的，有时还是相互成就的，这就是公与私的辩证法。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私是一种自然属性，与之相对的公是一种社会属性。这在群居动物的行为里就可以观察到私与公这两种行为态。比如蚁群中的工蚁搬运食物到蚁穴，一是为了自己食用，二是为了给蚁群储存足够的食物。人们把工蚁的这种行为解释为本能，即便如此，这种本能也是蚁群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导致的演化。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公与私是对人的主观动机的一个描述。做同一件事，甲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乙的目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从外在很难观察到二者的区别。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也创造了社会的繁荣，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家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发现依靠科学技术比压榨工人获得利润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客观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积累了社会财富。
四
以上论述的结论之一是：私与公这对范畴会永远存在，谁也消灭不了谁。那么，我这番论述是不是和张先生矛盾呢？不是的。张先生说的是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极端自私的“谋私力量”，另一种是大公无私的“奉公力量”。
张先生断定并担心的是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一股庞大的“谋私力量”，这股谋私力量大致由新兴资本利益集团和其在体制内的代理人（其中包括贪官污吏)以及为之服务的知识精英构成。这股谋私力量是想改变现行体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使其为资本服务，为此通过培植体制内代理人、左右政策走向和引导舆论方向达到目的。张先生担心的是不是呢？是。有三种表现予以证明：一是的确出现谋私力量通过其体系内代理人干预政治的现象，二是的确有谋私力量在突破政策和法律边界侵吞公共利益而致资本野蛮生长的现象，三是的确有一帮知识精英在为谋私力量从理论上论证“谋私”的道德正当性和法理合规性。如张先生所言，谋私力量通过市场谋私在经济上打牢私有的制度基础，通过向*场官**挺进在政治上扎下牢固的权力根基，通过舆论场使谋私在思想上奠定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已经成为影响和左右中国发展空前巨大的社会存在，中国社会脱离当下的混合所有制体制形态向着全私有制迈进的可能性并不为零。
张先生提出了几个理论上必须厘清的问题：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辉煌成就，这究竟是为公所推动、所铸就的业绩，还是谋私逐利的结果。第二，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值得注意。第三，发财致富与革命精神二者能否共存得兼。对这几个问题，张先生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五
但我以为，要彻底回答这些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区别的认识。
我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至上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为资本利益集团保驾护航的制度安排，其政府是为资本利益集团服务的政府，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人员和私人大资本利益集团组成利益共同体，所以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在制度上被合法化，在我们看来是贪污腐败的行为在美国被视为合法的利益交换。
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至上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为人民利益保驾护航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人员和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人员是没有交集的，所以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被制度定义为非法，贪污腐败的行为主体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足以保证社会物质财富的足够丰富，因此需要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混合所有制便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特色。利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如前面所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也创造了社会的繁荣”的若干道理那样。如此，就回答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辉煌成就，这究竟是为公所推动、所铸就的业绩，还是谋私逐利的结果”的问题。只需把最后一句改为私有制经济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才有了私有制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的定位。
六
问题在于，当私有制经济足够庞大的时候，它必然会谋求与之匹配的政治地位，资本为了疯狂的扩张必然会冲击束缚它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这是被资本主义社会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当下的美国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基本上都源于此。
美国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从一开始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资本主导政治，所以美国目下的社会矛盾在其体制内几乎无解。中国不是，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产党共**和中国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之所以出现让张先生担忧的现象，一是刚才说过的那些内部原因，二是外部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中国和美国更不一样的是，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奉公力量”，她就是中国*产党共**！而美国没有。因此，中国有力量解决张先生担忧的问题。只不过应该马上着力去解决，去给资本套上缰绳，而不是等到“谋私力量”尾大不掉以至于发生治理困难。
七
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中国的奉公力量与谋私力量既处于共存状态又处于对决状态，奉公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推动力量，奉公力量对谋私力量必须进行制约。
对于新兴的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在允许它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又必须对它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的动机和行为进行约束：第一，不发生任何僭越法律法规并因此侵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为；第二，承担一定的公共义务和社会责任，主动配合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行动；第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出*国卖**家利益的事行为。当然还可以列出第四、第五等等。
必须阻断新兴资本利益集团在体制内培植代理人的途径。首先，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把这条途径堵死；其次，要加强法制建设，把培植代理人的行为认定为违法并大幅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再次，是把反腐行动制度化、常态化，加强反腐教育，构筑反腐败的思想防洪堤，真的做到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这事实上是一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结合。
前面说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产党共**以大公成其大私，使广大农村的劳苦大众有了土地。中国成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又是一次大公成其大私，使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并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完成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恰好依靠的是为了人民利益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和土地革命时期所需要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
八
*产党共**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叫做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要强国富民，让人民有尊严地过上富足的日子。但是，我们不能理解为*产党共**先创造财富再分配给人民，而是把人民组织起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个过程就叫做带领人民群众发财致富，而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所以，发财致富和革命精神是不矛盾的，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革命精神恰好是发财致富的前提。
换句话说，中国*产党共**不是要消灭“私”，也不是要消灭“私有”，而是要公平地成就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私”与“私有”，这个就是前面所说服“大公成就大私”。*产党共**追求的是创造一种社会制度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的合理、合法地创造个人和社会财富、获取财富以及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这才是*产党共**“一心为公”的确切含义。谋私，与之恰好截然对立，那就是想通过不合理、不合法的途径谋取财富并打破社会公平、公正地分配财富的制度而占有更多的财富。如果非要用“消灭”一词，*产党共**要消灭的正是这种谋私的行为而不是“私”或“私有”本身，所以奉公力量必须与谋私力量做坚决的斗争。
九
中国主张的是劳动致富和按劳分配，当然“劳动”是广义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是劳动，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资本运作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劳动。按劳分配即按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获得相应的劳动成果，于是多劳多得。这是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这种分配还须有一个前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劳动权利的机会是相对均等的，这叫机会公平。但这对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又不公平，所以又设计了二次分配机制，二次分配的形式还不拘一格，所以叫多种分配方式。其中，完善社会公共设施或制造公共服务产品也是一种财富的二次分配形式。
十
一个社会要有活力，关键在创新，创新本身也是需要驱动的。驱动创新的动力源有两个，一个是欲望，一个是公正。欲望，一是获得财富的欲望，一个是获得权力的欲望。如果这两个欲望都在社会法律法规范围内有节制而又充分地释放，那是会有利于创新的。而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被尊重，他也有动力去创造价值反哺社会，即也能激发人的创新激情。中国营造创新驱动氛围的“主动轮”是公正，“从动轮”是欲望。所谓公正就是一个社会充分开放、机会均等而又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创新。
欲望是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底层的动力，但欲望必须被制约、被引导，使它朝善的方面释放而不是朝恶的方面释放。人类社会不断创新社会制度的意义正在于此。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能促使、引导欲望朝善的方面释放的社会，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这种社会制度特征的最佳描述。一个不好的社会制度恰好相反，那就是放任欲望朝恶的方面释放，这种社会制度鼓励弱肉强食、强者通吃，黑社会和土匪帮就是这种社会制度的最佳摹本。
中国正在着力创建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促使、引导人的欲望朝善的方面释放的好的社会制度。只是这个制度还在进一步完善中，而如何更有效地制约欲望向恶的方面释放，正是完善这个好的制度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奉公力量和谋私力量将长期共存并对决，奉公力量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故奉公力量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如是！在世界上亦如是！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新的一年，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