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浏览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谢玺章的《想起了钱学森之问》；另一篇是近年来活跃在百家讲坛里，品评《史记》的王立群教授写的《中国古代的家学传统》。这两篇文章写得都很深刻，直指中国当今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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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问题来源
2005年，*家宝温**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其实，早在上世纪，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 ，他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药火**、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药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李约瑟的提问发人深省，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
其实，我国现代，不光是科学领域没有突出的发明创造，就是别的学科领域也没有太突出的发明和发现。
这几天，读当代敦煌考古专家樊锦诗先生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虽是她的自传，却列举了许多文化大师，例如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张大千、季羡林、钱钟书等等，这些大师们都是对中国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
樊锦诗本人，一个弱女子，大学毕业后去了荒漠戈壁的敦煌，在莫高一待就是五十七年！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做出了一生的贡献。
那些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大师们，他们生活在战争频仍、世局动荡的时代，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但是，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来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无法超越。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有他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固然有他高屋建瓴的深层次的思考和见解。但是，我在读这些文化名人传记的时候，更是看到了另一种深层原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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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力量
树活风雨土，人活精气神。在这个世界上，人所处的绝境，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生存的绝境，而是一种精神的绝境。只要你不在精神上垮下来，外界的一切都不能轻易把你击倒。真正的胜利和最终的胜利都是精神昂扬；真正的失败和最终的失败都是精神垮掉。
当代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小的时候并不是学习成绩非常突出的孩子，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同学们打赌说他一生都不会有什么成就。
后来的事实全世界人都知道了，他身体高度残疾，却在理论物理学上为人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写出了著名的简易理论读本《时间简史》。之所以，在身体高度残疾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支持着他。
精神，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可以没有，决不可没有精神！
我国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为了改良水稻，提高水稻产量，让全世界没有饥饿的人，几十年来，他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不断探索，无怨无悔，奔波在田间地头，选种育种，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不辞辛苦，就源自于他心怀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袁隆平对人生的感悟就是，人像一粒种子，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自己的本色，不为浮躁所动，不为金钱所惑，不为名利所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火箭之父钱学森，也是怀着一颗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精神取得一个个科研成果。当年，他放弃在美国的种种优越条件，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化大师钱钟书，与爱人杨绛女士，一生默默潜于陋室，谢绝各种闲杂人员的来访，甚至没有重要的事连朋友都拒绝接见，近乎到了无情的地步！至于各种媒体采访，更是坚决拒绝。他不图什么名利，一心钻研中国的文化事业，写出了皇皇巨著《管锥编》。
像这样的前辈科学家和学者们还有很多，他们除了为科学和文化的奉献精神外，还有一种可敬的品质——对名利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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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的功利化
我们仔细想想，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孩子，就要上许多补习班，因为家长不愿意让我们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超前学习，书山题海。
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当我们迫切的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学校又给我们布置许许多多的任务和作业，让我们为了会考和中考冲刺。
在我们上了高中之后，想要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的时候，又会被大大小小的模拟卷缠住了脚。
听许多孩子跟我说，他们在家里要是看一些课外书，就会被父母训斥，说是不好好学习。在父母们的眼里，只有每天不停地背书、做题才是真正的学习。
在这样功利化的教育面前，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自主是无力的，它剥夺了孩子们探索好奇的时间，压制了孩子的兴趣。
功利化教育不但抹杀了孩子们探索的积极性，甚至还抹杀了孩子的生命。这几天，网上报道的小女生跳楼，父亲伸手去接导致父女双双身亡的事件，发人深省。女生轻生的原因竟是不愿意学钢琴，这背后家长的意图和目的大家可想而知了。
这一段时间，还有一对父母，为了给自己的视频带来流量，竟然硬生生把自己的三岁女儿喂到了七十斤重，真是骇人听闻！三岁的孩子，正是父母对其启蒙教育的好时机，这对父母却为了金钱泯灭了作为人父人母慈爱的本性。
还有一位年轻妈妈，让自己三岁女儿做童装模特。有一次，三岁女孩在街头穿着夏装进行拍摄，小女孩没按要求拍摄，不耐烦的妈妈一脚踹了她一个趔趄。当这段视频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但是，更多的，应该去深思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向。
当教育的功利化成为社会风气，就是我们民族、我们自身、我们时代的悲哀。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这不得不谈谈我们中国古代的家学传统教育。
4.家学传统对人生的影响
从前有句话说：“宁娶大家奴，不娶小家女。”
这句话有一定深刻的道理。从前的许多大户人家，都非常重视家教，他们行为做事都很讲究仪表、礼仪，处处以身作则。在这些大家大户里当差的奴仆耳濡目染，自然也都学会了知书达理。《红楼梦》里的袭人、晴雯这些丫鬟个个通情达理，这就是大户家风的影响的结果。
王立群教授在谈到中国古代家学传统的时候指出，中国古代，家学传统最早出现在史官家庭，因为史官要懂得数学、天文、历法，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学校讲的，就是靠父子相传。
《史记》是由司马迁父子两代完成；《汉书》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儿完成的；三国时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建安文学；东晋时期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三曹“同时代的文学家蔡邕、蔡文姬父女；还有“唐宋八大家”里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等，这都是家学传统对后世儿孙的影响。
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唯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家学传统的民族。王立群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小农经济形成极其浓厚的家庭观念；第二，世代相传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他们的每一个家庭；第三，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读书的重视是世界上很多民族赶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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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家学实际上是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是家长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比如，钱学森在回想他的童年的时候说过，他四岁开始，每天都要站在家长面前背书。
古代的孩子们背《论语》、《孟子》、《道德经》、《诗经》；看《尚书》、《易经》、《左传》、《国语》、《周礼》、《礼记》等等。这些书籍涵盖的知识面从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到人伦礼仪，几乎全覆盖，无疑对孩子们以后的三观形成起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可谓是个开明的父亲。比如，他的次子梁思永，深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主攻考古及人类学，并把其作为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梁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他说：“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
不过，梁启超并不是个“自私”的父亲，为儿子的前途考虑， 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梁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一有机会，就积极地为儿子努力争取。梁思永终于成为一位学术巨人，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这都与其父梁启超的家风家教分不开的。
梁启超的家教绝不同于当今早已泛滥成灾的，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教，他没有这么功利和短视，而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求道树人” 的更加高远和宏阔的追求。
梁启超说：“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它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
他提醒国人：“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恰恰就是“精神饥荒” 的一代，一切的学习主导思想就是奔未来的人生“钱程” 的。
精神饥荒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去年有清华学生吴谢宇“弑母” ，最近又有南京教授夫妇被儿子黄陈阳杀害。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不能不说与扭曲的家教有关，他们缺失的是从内心深处对父母的一种敬畏精神。
精神缺失远远比知识缺失的危害更大，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
梁启超说：“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
结语：受家族传统和家族精神影响，我国古代的家庭，特别是世家大族子弟，在求学深造的过程中，往往以家族中的精英人物，特别是先辈精英为榜样，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自觉向其靠拢。
这种家学传承，必要上辈也有很高的精神道德修养，父母的人格是否健全、素质高下，直接影响孩子的三观。
在教育子女方面，一定要先为孩子树立起正确的精神信仰，不能把金钱至上的功利思想灌输给孩子，教导孩子树立起“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人生观，这也能从一方面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