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雪 开
摘要：澧县境域，隋开皇九年(589)置澧阳县，以晋澧阳县(今石门县)为名，皆因澧水而得名。县治首驻澧水南岸太和村(今澧县澧南乡广福村)。民国2年(1913)，废澧州为澧县。澧，得名与三苗人、楚、越人密切相关。置县后，县名一易，县治五迁，多为州治，县域略改，归属数变，终成现域。
关键词：澧；澧阳；澧县；县域县治；地名源流
澧县境域，上古属三苗国地。夏商属荆楚之域。西周属荆蛮濮、越方国之地。春秋为楚势力范围。战国属楚。秦属黔中郡慈姑县地。两汉为零阳县地。两晋为零阳县地。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属天门郡。梁属澧州。隋初属澧州澧阳县地，炀帝大业三年（607）属澧阳郡澧阳县地。
《隋书·卷三十一》：“澧阳，平陈，置县，大业初置郡。”[1]共和国《澧县志·概述》：“隋开皇九年(589)，改澧州名松州，旋复名澧州，新置澧阳县(澧县)为州治。”[2]以晋澧阳县(今石门县)为名，县治驻今澧县澧南乡原太和村南；初属松州，旋属澧州。隋大业三年(607)，改称澧阳郡。自此，澧阳史籍载其名。
明洪武九年(1376)，改澧州府为澧州，裁澧阳县入州治，属州直辖境域。民国2年(1913)，废州置澧县，沿袭原州直辖境域。自此后，县名不易，县治原址，县境略改，直至1989年。[2]46-48
澧县，古称澧阳，亦名澧州、澧阳郡。复澧州后，澧阳称名最久，当以晋澧阳县为名。
《晋书·地理志下》：“孙休分武陵立天门郡”，“天门郡，吴置，统县五……。零阳、溇中、充、临澧、澧阳。”《宋书·州郡志》：“天门太守，吴孙休永安六年(263)，分武陵郡立。”[3]又云澧阳“西晋太康四年(283)立。”其辖境当约今石门县境。因治驻澧水北岸(今县城)得名。“梁末，西魏受萧詧降，改澧阳县为石门县。隋析石门县及南义阳郡，袭旧县名置澧阳县。”[4]澧阳县(今澧县)，为晋澧阳县(今石门县)移借地名无疑。晋澧阳县名，我在《石门地名源流考》一文中作了详考，不赘述。
澧阳为何移借晋澧阳为名？
其一，因南梁皇室后裔萧詧之故。萧詧(519-562)，字理孙。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中大通三年(531)封岳阳王。中大同元年(546)为雍州刺史。太清三年(549)，因救兄湘州刺史萧誉，兵伐江陵(今湖北)，败后遂称藩于西魏。承圣二年(554)，西魏伐江陵，萧詧以师相助，江陵为西魏所得。次年(555)被立为后梁主，年号大定。奉西魏为主，上疏称臣，史称西梁(后梁)。永定二年(558)，遣王操掠取湘州长沙、武陵、南平等郡。[5]约在南朝562年在抑郁中病故，谥曰宣皇帝，庙号中宗。南朝陈末改天门郡为石门郡。隋开皇九年(589)，改晋澧阳县为石门县。这为隋置澧阳县(今澧县)，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二，无论是晋之澧阳县(今石门县)，还是隋之澧阳县(今澧县)，皆因澧水而得名。因两县设置时，县治均驻澧水北岸。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故名。澧水，为湖南省内四大水系之一，有北、中、南三源流，北源流为源头，源于湖南省桑植县杉木界；中源流源于桑植县八大公山东麓；南源流源于湖南省永顺县龙家寨。三源流于桑植县南岔汇合东流，沿途纳渠水、道水、涔水等大小支流5公里以上者326条。途经张家界、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县市，在津市市小渡口分数支入洞庭湖，并经虎渡、藕池二河，与长江通。全长388公里，小渡口以上流域面积18496平方公里，其中湖北省境2991平方公里。总落差621米。[6]
澧水，古曰澧。源于《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古文中醴、澧相通。《山海经·中次十二经》亦记：“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尔后楚“鄂君启节”铭：“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今长江)，内(入)湘……。内(入)资、沅、澧、油。”《楚辞·九歌》：“沅有芷兮澧有兰”，故澧水又名兰江。
对于《书·禹贡》中“又东至于醴”之醴，《集解》：孔安国及马融、王肃皆以“醴”为水名。《索隐》按：“骚人所歌‘濯余佩于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国、马融解，得其实。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别流，而醴字作‘澧’也。”然而钱穆先生认为《书·禹贡》中“醴”水，即古澧水，当指湖北省氵员 水支流。[7]这值得商榷。
澧，作为古水名，地望有四。一曰源于今河南省方城县北伏牛山，古称澧水，今称澧河。二曰源于今湖南省桑植县五道水镇杉木界。三曰源于今河南省桐柏县西北胎簪山。四曰源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终南山。以上澧之地望，皆依次记载在《说文·水部》《广韵·荠韵》《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比水》及《史记·封禅书》中。然而，《汉书·地理志》：“(武陵)历山，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即指《书·禹贡》中之“澧”。因其它三条澧水，“皆非大川”，自然不能与湖南之“澧”相比，且为《汉书》国史所载。
澧，何以为名？
澧，首从三点水。水，在甲骨文中，其字形象众水流动之形，字形繁省不一，其本义释为水流，引伸为凡水之称，故有洪水、祭水、水名之别。[8]故甲骨文中，水作字偏旁时，皆与河流有关。《说文·水部》：“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凡水之属皆从水。”后多引伸为江、河、湖、海之通称。《水经注·河水》：“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说文解字》，用水作偏旁的字例，约有486字，皆与河流有关，或言水名，或言水状，或言水声，除此外皆与水关联。澧，从水从豊，以水为形符，以豊为声符，自然专指较大河流名称。
澧，次从豊。从豊，实从曲从豆。先言曲，《说文·曲部》：“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说，曲蚕薄也。”宋育仁部首笺正：“《诗》毛说‘豫蓄萑苇可以为曲’，即许说蚕薄，今蜀语谓之簸，吴语谓之编。”《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具曲、植、蘧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郑玄注：“时所以养蚕器也。曲，簿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以织薄曲为生。”裴骃集解引苏林曰：“薄，一名曲。”马迁贞索隐：“谓勃本以织蚕薄为生业也。韦昭云：‘北方谓薄为曲。’许慎注《淮南》云：‘曲，苇薄也。’”曲，在古今文中有10几种释义，其本义指蚕箔，实指先秦时养蚕的器具，南方多称之为苇编或簸。
次言豆。《说文·豆部》：“豆，古食肉器也。”《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毛传：“本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郑玄笺：“祀天用瓦豆，陶器质也。”《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郭璞注：“豆，礼器也。”豆，实际上是盛食物的有足似碗状之礼器。
由此观之，豆，作为盛食物及其它的礼器，有三种类型：盛鱼肉者，多用瓦豆；盛五谷丝织物，多用木豆；盛饮食蔬果者，多用笾豆。当然，每种盛器皆可盛诸种物什，用以祭祀祖宗神灵。但在春秋战国乃至两汉时，一般百姓多用竹做的笾豆。《汉书·地理志下》：“其田民饮食以笾豆。”这在两汉古墓及遗址中，多有发现。[9]
从以上析文中看出，“曲”即为育蚕的器具，“豆”即为盛物的礼器。二者合而为“豊”，即指奉祭山川河流、天地祖宗鬼神的礼器。故《说文·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读与礼同。”王国维《观堂集林》：“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六书正讹》：“豊即古礼字，后人以其疑于丰字。礼重于祭，故加示以别之。凡澧、醴字从此。”因此，豊即是古人用玉帛，祭神祭祖的高级仪式。《管子·幼官》：“将心礼上帝。”《史记·孝武本纪》：“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族，设供具，以礼神君。”春秋前，祭神祭祖，多用五谷、蔬果；春秋战国，多用玉帛，仪式趋繁。《周礼·春官》中有祭礼的“大祝”“小祝”的官职，渐成礼制。这是仪式趋繁的实证。秦汉时，供品多样化，仪式更趋繁琐有序。
礼之真谛。《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周易·序卦传》：“履，足所依也，”后多引伸为“凡所依皆曰履。”王国维认为：人所依之礼，即奉神人之事。由此观之，“豊”首先是古人祭祀天地鬼神的隆重仪式。《古尚书》：“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之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因此之故，“豊”，后人加三点水，为其偏旁，“澧”，应与古人祭祀河流有关。从出土地下*物文**及有关史籍记载来看，极有可能与三苗人活动有关，亦与楚、越人定居、生产、生活、交往密切相关。
首先，澧水与三苗人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
澧水流域，上古属三苗部落联盟所辖。《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后，左洞庭，右彭蠡。”宋元之交《文献通考》：“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唐代杜佑《通典》：“今岳州、潭州、衡州，皆古三苗国。”有关古籍记载：约在5000年前，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主要分布以炎黄为主体的华厦族，以东夷为主体的东夷族，以九黎后裔为主体的三苗族三大部落集团。《逸周书·尝麦篇》《国语·楚语》《战国策·秦》《吕氏春秋·荡兵》等典籍中，皆有九黎部落联盟首领蚩尤，率九黎部落联盟，长期与炎黄部落联盟争战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一五》：“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炎、黄部落联合起来，在涿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亦云在河北涿鹿县内)，最终将蚩尤擒杀。[10]九黎部落战败后，退居南方，至尧、舜、禹时，又形成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史称“三苗国”，其首领为驩兜。《尚书·尧典》《国语·楚语下》《墨子》《荀子》等典籍中，多有三苗部落联盟处南蛮而不宾服的记载。
三苗部落联盟，族居今湖南、江西及周边地区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养殖为主，兼渔猎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灿烂的三苗文化。其中一支部落联盟，主要活动在澧阳平原。这已被屈家岭文化城头山遗址等系列出土*物文**所证实。
有关资料显示，至2004年止，澧阳平原上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达220余处，从距今9000年以来，没有间断。距今5500-5000年，发现以城头山为中心的聚落城邦达57处。城头山遗址，直径达315-325米，面积达8万平方米，城墙宽约50米，高约5米；有大特大型墓葬；有大居室、大厨房；有中心聚落区。出土了城基址，“最早最完整的祭坛”及玉、玉器、陶器。[11]据来自江汉与洞庭湖平原的钻孔孢粉资料分析，距今5000年前后，这一地区气候由热趋冷，导致东部水洼沼泽地萎缩干涸，宜农宜牧耕地，逐渐扩大。[12]之后便形成属于洞庭湖平原的一部分澧阳平原。澧阳平原，地跨今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18个乡镇，总面积约566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澧阳平原多平岗，河湖遍布，沼泽平原交错，澧水流贯境内，气候适宜，极适合先民定居农耕。这为三苗文化的发生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从城头山城址发掘状况看，表明三苗人一支，在澧阳平原上，已由鱼猎时代走向定居农耕，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设。大型祭坛的发现，表明三苗国人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在充满恐惧敬畏同时，有人格化的神化。于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就不可避免。这从城头山大溪文化中，大型祭坛中的圆石头，以及陶器上的刻化上，可以窥见三苗人与澧阳平原及养育他们的生命之河——澧水，有非常重要的依源关系。澧水，是三苗人最早发现利用的母亲河，澧阳平原是他们最早垦耕利用的家园。
其次，澧水与楚、越人活动密切相关。
三苗人在尧、舜、禹的长期征伐下，并非彻底宾服，至商、周时，三苗人仍大量族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其它民族杂处，史称“荆楚”、“南蛮”。《礼制·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又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四方之民，皆有“性”，是不同民族的族居群体。《春秋·大事表·四裔》，又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四族活动的区域，大致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相当。[13]后来荆楚(南蛮)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其中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楚人，又专称“荆蛮”。
从商王朝开始，对“居国南方”的“荆蛮”，不断用*力武**征伐。《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发荆楚。”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周代商后，从周昭王开始，便全力攻伐楚国。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竹书纪年》记：周昭王伐楚，先后有三次，最后一次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据《史记》记载：“其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14]据《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是楚人“以胶舟进。”船至中流，胶船溶解而亡。这表明楚人占有江汉平原腹心地域及周边地带，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周昭王死后，楚国公开抗周，后终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势力，逐步向今湖南推进。城头山遗址，出土有东周楚人的青铜剑、绳纹罐、钵、豆等楚*物文**；护城河两岸有密集的楚墓。《楚记·楚世家》：“楚伐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春秋初，濮人主要活动于川、鄂、湘交界。孔颖达《疏》和杜预《左传注》中说“濮在江汉之南”。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人在“楚西南。”《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巴、濮、邓、楚，皆吾南土。”这表明春秋时期，澧县地域，当属濮人地域。《左传·桓公六年 (前706)》，楚伐隋，始开濮地而有之。
楚人占领濮地后，江汉以南的濮人至战国初期，一部分远徙西南，族居在今云南澜沧江流域；一部分与越人融合，成为百越族之一部；[15]一部分臣服于楚，成为楚人一部分。由此观之，百濮、南蛮部落联盟，很有可能在续三苗人之后，占据澧水流域。而城头山遗址出土*物文**则确证楚人，曾很长时间内利用古城遗址，族居生活。[2]663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周之前，百濮人、南蛮、越人，都曾在澧水流域族居生活过。楚人约在公元前706年后，就占据了澧水流域，与越人族居在澧阳平原上，生产、生活、交往。澧，很可能是楚人，依百濮、南蛮、越人习俗，祭祀这条养育他们的母亲河，后依越人语音，用楚文字书写成“澧”。战国初已称“澧水。”[16]至战国中后期，今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条著名河流，才镌刻在楚《鄂君启节》铭上。澧水得名后，澧阳平原上今之石门县、澧县、临澧县得名，皆与澧水密切相关。
澧县境域，春秋、战国属楚。秦属慈姑县地，两汉分属孱陵、零阳县地。三国吴属零阳、作唐县地。南北朝属作唐、澧阳、零阳县地。梁为作唐、澧阳县地。隋开皇九年(589)，始置澧阳县(今澧县)，以西晋澧阳县为名。明洪武九年(1376)裁撤，由澧州直辖。之后归属时州时郡时路时府，时道时督察区等，多以澧州名之，为澧州直辖地域；亦多为州、郡、路、府、道等治驻地(今城关镇)。民国2年(1912)，废州为县，始称澧县。置县后，县名一易，州名数变，县域略更，县治、州治等五迁，归属数改。[2]45-60
澧县，自古为澧阳平原腹地，地形多异，襟山带河，平川开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资源丰富，自古宜居。共和国成立后，境域两分，经济社会事业逐步发展。至今续写宏章，为全国优质棉基地，湖南境内的粮、棉、油基地。[2]6县治驻地至1989年，已扩大到6.9平方公里，为1949年的5.7倍。2009年街道纵横，楼房林立，商业繁兴。聚居人口17万余，成为县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聚居中心。
境内古迹众多，尤以城头山古城遗址，闻名全世界，[17]彰显了上古时代中国南方灿烂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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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湖南省地图册[M].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08：123.
整理：周凯清、曹露露
校对：罗洋、粟娟
责编：文学容
审核：刘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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