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创业，人人都说没钱。
现在，我来帮你办。
首先，你要破除迷信，今日富豪们的第一桶金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其次，没钱可以借钱，实在不好意思借钱，那就借力、借势吧，都很体面。
再次，实在拉不下来脸和人借钱，也没有办法从银行*款贷**，那就攒钱吧，挖不出第一桶金，咱就攒出个第一桶金。
狼性人信奉谁创业都不易，羊性人迷信富豪的资本是天上掉的。
人们大多喜欢谈论成功者的传奇故事，并将其中的种种艰辛视为“调味品”——能更进一步强化传奇性。
并把他们的成功当作是一种侥幸——家世好运气好！而对于自己的平庸，多数人也委屈得很：俺家穷，俺没钱，俺不是富二代。
好像没有现成的第一桶金，就迈不开步，好像命运和祖宗亏欠了自己很多似的。
并且假惺惺地宣讲：谁给我垫付一百万启动资金，我也能撬动地球。
诸位，省省吧，别弄虚作假了，别再为自己的不努力和愚痴描眉画眼了。
命运是公平的，别再迷信人家是富二代了。
当我们尽可能还原那些成功者早期的奋斗历程，试图找到所谓“第一桶金”的秘诀时，发现曲折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传奇并不存在。
与如今有些刚起步的创业者动辄提出“下一个Goog1e”诸如此类的宏大目标相比，很多成功者在创业之初的境地都很尴尬，远比我们寒酸。
他们的想法都很简单，他们甚至仅仅是因为生活艰难或者挣口饭吃。
李嘉诚、柳传志、刘永好在获得他们的第一桶金时也是相当艰难，相当痛苦的。
啥也不说了，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 李嘉诚：一家人卑微如蝼蚁
1940年前后，李嘉诚一家从潮州逃难至香港，栖居在舅舅的钟表行中。
李家原本没有商业传统，到香港前，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爷爷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就取得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
李家可算是书香门第，在当地受人敬重。
但这些在当时的香港没有半点价值，甚至为生存带来了压力，一家人卑微如蝼蚁。
13岁的李嘉诚不得不失学，寄人篱下当学徒。白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夜晚则必须搬开家具与其他伙计挨着入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香港，李嘉诚的母亲只好带着弟弟妹妹重回老家，留下他们父子二人。
更大的不幸是，贫困抑郁的父亲竟染上肺结核，大半年后去世。
在父亲过世前一天，并没有向他交代事情，反而问他有什么话说。“我安慰父亲，告诉他‘我们一定都会过得很好’。”
少年李嘉诚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仿佛一瞬间被迫长大”。
家道中落、少年失学、父亲过世、孤独地流落异乡，迫使李嘉诚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成长。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唯一的*器武**，他开始自学。
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他说：
“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
因为你看见身边的人每天保持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李嘉诚的机会终于来临。
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某天，他所在工厂的老板亟须发信，但是书记员请假，李嘉诚因好学被推荐帮忙。
出色的表现使得老板对他另眼相看，将其从杂役小工调至做货仓管理员，继而成为了业绩很棒的推销员，再升到经理，20岁更成为总经理。
李嘉诚也从中学到了更多的关于货品的进出、价格，以及货品管理、推销等技巧。
因为业务关系，李嘉诚一直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顺便提高英语，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
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李嘉诚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行创业。
1950年，他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舅父的借款共5万港元，开设了长江塑胶厂。
1957年，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赴意大利考察，回港后转产塑胶花。
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业务迅速发展，由于产品能不断创新，李嘉诚继而成为了香港乃至全球的塑胶花大王。
如今这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
之后，李嘉诚又瞅准地产业机会，从而开始了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 柳传志：“我们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
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革命已经在全球兴起，硅谷也成为中国的技术研究者们的热门话题。
中科院内部的科技人员早已经禁不住诱惑，不断走出高墙深院创立公司。
时任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的曾茂朝也一直在私下里鼓励手下创立公司。
已年逾40岁的柳传志主动提出了要创业：“我40岁的时候是因为前面没有路可走，所以选择了创业。”
当年10月，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集团前身）“授命成立”，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组成三人核心小组，柳传志担任副总经理。
曾茂朝将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传达室交给柳传志使用，又给了20万元开办经费，还给予了很多不成文的支持：不受限制地招纳本所人员，可以使用所里的技术成果，员工可以使用自己原先在所里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所有资源等。
虽然支持很多，但是从1984年冬天到1985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是不知道做些什么。
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
于是，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
后来因为听说倒卖一台彩电能赚1000块，他们也跟着去做。
当时有个说法“*子骗**比彩电还多”，尽管柳传志小心谨慎地叮嘱要看到电视才付款，他们也的确看到了电视，不过等钱汇过去，对方却消失了，他们一下被骗去14万元。公司一下子更加艰难。
到了1985年，所有可能为公司带来收入的业务几乎试了一个遍。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倪光南主导开发的“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成果产品化后就是后来知名的“汉卡”。
当时电脑大部分靠进口，全是英文系统，必须装上汉卡，每台电脑经过改装后利润在一两万元。
联想在6个月内至少销售出了100套，为公司带来了约40万元毛利润。
曾茂朝的妻子胡锡兰就在1985年的夏天从自家楼上看到了一个难忘的场景：烈日炎炎下，柳传志和李勤等人正在人拉肩扛，将一堆微机从大院门口搬进来，柳传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而李勤把裤子卷到了大腿上，气喘吁吁。
回想当日情景，柳传志后来表示：“我们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
- 刘永好：典当所有值钱的家当，筹资1000元
出身于四川一个贫苦家庭的刘永好，20岁之前几乎没有穿过新鞋，所以其最大目标是拥有一双新鞋和一辆自行车。
在他心中，最好的工作就是进入当地的工厂当一名工人，那样自己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近5年的知青生涯结束后，刘永好又进入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老师。
此时，他的三个哥哥也都有了公职工作。
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四兄弟开始不安分起来。
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年幼的儿子能够在过年时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
短短几天里他竟然赚了300元，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
四兄弟一商量，就想办一家电子工厂，并很快生产出音响样品。
刘永好拿着音响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
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此事胎死腹中。
1982年，四兄弟经过激烈的讨论，开了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最后做出决定：辞去公职干个体。
他们就想，搞自己曾经做过的音响投资大，而且还有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
创业目标定下了，资金还没着落，四兄弟想到向银行*款贷**1000元，但结果是当头一盆冷水。
他们只好典当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家当，筹集了1000块钱，开始养鸡、养鹌鹑。“
当时真的是一分一分挣钱，看着鹌鹑下了一个蛋，就意味着赚了一分钱。”
刘永好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时骑车载着鹌鹑蛋被一只狗追赶，后来摔倒在地，200只鹌鹑蛋全摔碎了，他当时掉下了眼泪，不是因为被狗咬得疼，而是惋惜碎掉的蛋。
由于意识到鹌鹑的生意不可能再扩大，1986年，四兄弟利用此前积累的资金转向猪饲料市场，希望集团诞生了，成为本土饲料企业龙头。
1995年，四兄弟宣布和平分家，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集团，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刘永美建立华西希望集团，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集团（新希望集团前身）。
上述三位牛人的故事是不是看得您很惊讶呢？
没有谁的生活是不劳而获全是鲜花与掌声的，就像冰心那句名言：“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这句话蕴含的道理是，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他们的发家史，当初也是血泪史。
他们的第一桶金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靠出卖脑力和体力流汗流泪流血挣来的！
相比之下，有些人眼前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
与其盲目地羡慕他人，不如脚踏实地好好挣钱、赚钱或者借钱，备好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