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军官与外界的社会和技术发展隔断。虽然这赋予了他们紧密凝聚的团队精神,也使得他们非常不愿意接受外面世界正在进行的发展。例如,在英国,军官组成中贵族和绅士占主导。1875年,18%的军官来自贵族阶层、32%来自绅士阶层。1912年,比例分别是9%和32%。
更重要的是,如果将所有军衔为少将及其以上的军官按照他们的出身进行分类,你会发现在1912年,24%来自贵族阶层,40%以上来自绅士阶层。在某些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中,例如近卫军,比例还要高得多。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队军**已经有效地剔除了贵族元素。然而,在接下来的世纪中,在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帝国的统治下,情形缓慢却有效地反转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较保守的元素逐步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被挤出时,它们就转向*队军**,这里是保守风气的唯一避风港。例如,在1873年,圣西尔的365名军官学员中,其中102人的姓前有de(即有贵族血统)。
类似的趋势在德国也很明显。1806~1816年间,普鲁士改革者齐心协力使军官面向所有阶层开放。然而，在1857~1860年间,由冯·曼陀菲尔将军领导的保守派,尽可能多地清理了*队军**中的非贵族军官。1860年,普鲁士军官有65%是贵族。到1913年,由于整体上需要军人数量急剧扩张,比例下降到了30%,但是早期政策的影响仍然由此事实可见:53%的上校以上军官有贵族血统。1902年,德国皇帝更加明确了贵族与军官的联系,他支持增加粮食关税,这可以保护容克的经济利益。他说:“他们与保护军官的进一步生存基础紧密相关。”
欧洲军官的排外性影响了他们对技术进步的态度,这一点看来很明确。瓦茨在提及19世纪上半叶时就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存在明显强硬的主流……全体参谋人员不愿意考虑技术创新;工业家如柯尔特、克虏伯、韦特沃斯非常失望地发现他们绝对反感变革,军事发明家与军官维尔纳·西门子逐渐对在普鲁士*队军**中服役产生反感,因此放弃*队军**进入了产业界……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在工业化时代里,军官沦为不切实际的人。”
关于蔑视所有技术事务,曼陀菲尔将军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他攻击学校的全部理念:“在那里,充斥着傲慢的老师,通常对战争和富裕阶层充满敌意,以学校昂贵的奖学金为傲,残忍地扼杀荣誉感,浸淫着时代的破坏性倾向,几乎是绝对的唯理论者,教授一切但除了个性。”
军官的态度不仅仅是不能理解技术进步。他们出身于贵族,如瓦茨所指出的,很多军官在工业社会里不切实际。他们与社会脱节,这使得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仍然局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子。他们仍然迷信于光荣的骑兵冲锋,最重要的是人相对于纯机械的优越性。自然,他们明白火器能杀死士兵,但他们从来不承认技术已经进步到这样一个高度:最优秀*队军**坚定向前的冲锋在现代*器武**面前将化为乌有。
思想家当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例如恩格斯,他曾斩钉截铁地断言:
“*力暴**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须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力暴**工具即一般所说的*器武**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力暴**工具的生产者。”
但是19世纪的欧洲军官完全不懂作战工具不断增长的支配力量。对他们而言,战争仍然是意志的行动。军事典籍和传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前工业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最终的*刀刺**相向或骑兵冲锋是决定性的。
（约翰·埃利斯《机关枪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