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人选择打“零工”
9月16日，下午5时，张师傅下班了。坐在自己的车上，打开某网约车软件，他从一名企业员工变为网约车司机。“每天下班后，早回家也是闲着，不如开个网约车，还能赚点油钱。”张师傅对记者说。
晚上8时左右，张师傅收工回家。“我只是把它当个副业，如果某天觉得累，下班就直接回家。”时间灵活，不耽误本职工作，张师傅很喜欢开网约车，每月也能增加一些收入。
如今，越来越多像张师傅一样的上班族开始打“零工”，甚至很多人开始专职打“零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多，“零工经济”悄然兴起。
从打“零工”到“零工经济”
说起打“零工”，60多岁的老李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但下班之后总会再去一些工厂、商店干点体力活，挣点外快，贴补家用。”老李兄弟姐妹4人，在那个年代，父亲养家不容易。
老李父亲的经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了解，尤其是“50后”“60后”。即使没有亲身感受过，他们的不少亲人、朋友也有过类似体验。
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技术和设备都很欠缺。
于是，政府和企业就从本地退休的技术工人或者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的工厂和科研机构中聘请工程师，解决技术难题，提升产品质量。这些人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他们平时都在各自岗位上工作，利用周末去乡镇企业兼职，帮助企业攻坚克难。”北京大学研究员靳戈说。
经济快速发展，打“零工”变得越来越常见。“虽然某些企业或者工厂用人需求很大，但由于信息科技不够发达，并不能做到及时匹配。”靳戈表示。
这种供需不匹配的现象，渐渐因为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而被打破，并且开始向“零工经济”发展。
“零工经济”指的是区别于传统“朝九晚五”，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指出，“零工经济”的最主要特征是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其工作内容极大扩展，包括外卖、快递等体力劳动，也包括借助线上平台远程开展业务和交付的工作，比如线上法律和金融咨询的专业化服务、创意和多媒体服务、线上营销支持、软件和技术开发、写作与翻译等。
去年底，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显示，“零工经济”正日渐成为推动“新就业形态”的重要力量和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2019年，中国“零工经济”对GDP总增量的贡献度为10.43%，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重将增至13.26%，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82%。
“零工经济”这种新业态正席卷全球。数据显示，在美国和欧洲，有10%到15%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还有10%到15%的人把打“零工”作为主业之外的副业，实际参与人数超过1.6亿人。
“一个爱好也能带来不少收益”
传统打“零工”，采用的是“企业-员工”模式，企业提供职位，个人应聘岗位。说到底，个人依然是企业的一部分。“零工经济”则改变了这种模式，将之转化为“平台-个人”模式，平台提供用人需求，个人进行选择。这是对传统模式的升级，能在平台上发布需求的不止企业，也可以是个人。
以网约车为例，个人需要用车，在网约车平台发布用车需求，网约车司机抢单，以此满足客户的用车需求。客户支付车费，可以视作报酬。快递员、外卖骑手、代驾等采用的都是这种新模式。
“平台成为‘零工经济’中劳动力提供方与需求方对接的媒介，实现供需快速匹配。”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夏恒认为，这是大批具有供应能力、劳动时间与技能的劳动者偏好打“零工”的重要原因。
小杨是个程序员，酷爱摄影，闲暇时经常拿着相机四处拍照。拍到好看的照片，小杨就会上传至一些商业图片网站。图片每被*载下**一次就可以得到相应分成，他每月靠拍照也能赚数百元。
不仅如此，随着技术的提高，小杨有了些名气。一些商业拍摄活动也会找他做专职摄影师，每次的报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真没想到，一个爱好也能为我带来不少收益！”小杨笑着说。
这就是“零工经济”的魅力。报酬实时结算，且严格遵循多劳多得原则。如小杨，他拍的照片被*载下**的次数越多，收入就越高；他参加的商业拍摄活动时间越长，成片数量越多，付给他的费用就越高。“现在很多年轻人依靠打‘零工’获得的收入，可能比本职工作还要高。”靳戈说。
时间相对自由、地点不再固定、内容自主确定等也都是“零工经济”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则具有鲜明的互联*特网**性——客户评价。那些拥有更多优质评价的“零工经济”从业者能收获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零工经济”从业大军。前几年火热的“斜杠青年”就是“零工经济”的前奏，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只干一种工作、只拥有一种身份。一些有余力、有时间的年轻人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去尝试更多的职业。
严飞表示，“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在时空上的限制，降低了市场信息传递成本，为更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经济社会有序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持。
加强对从业者的各项保障
小王是一名插画师，属于自由职业者，采用的是订单式的合作模式。“如果这段时间有灵感，我就多接几单，感觉比较累就少接点，主要还是看心情。”小王说。
灵活的工作时间让小王身心愉悦，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
随着“零工经济”进一步发展，不少人可能会选择放弃主要职业，开始全职打“零工”。这种现象在网约车、外卖、直播等行业越来越常见，其他自由职业未来也将拥有更多的全职零工从业者。这些从业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以及劳动权益如何保障，亟待解决。
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零工经济”从业者。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36年，“零工经济”从业者将达到4亿人。
去年以来，外卖骑手因高强度的工作、低水平的保障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很多人开始反思，呼吁加强包括“零工经济”在内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
为此，今年7月，人社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督促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企业要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发布《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督促平台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
“如果这些‘零工经济’从业者未被纳入社保体系，将加剧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风险。”靳戈表示，只有参与社保，新业态从业者的后顾之忧才能有效缓解，社会整体的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才有望优化。
对平台、企业的监管也要落实到位，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对此，张夏恒建议，相关部门应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检、核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改善“零工经济”平台及企业用工环境，切实保护好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有不少专家建议，要加快商业保险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的建设力度。今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从6月1日起，在浙江和重庆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据了解，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缴费和领取福利方面将更加灵活，更符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情况，这将为“零工经济”的从业者提供更多选择。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让新职业更有时代的温度
8小时工作制外，网约车、外卖送餐、网络直播、知识分享等灵活就业形式，吸引了诸多从业人员的目光。
与传统意义上的临时工不同，“零工经济”从业者大部分不受具体行业领域的限制，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早在疫情之前，在移动技术搭建的桥梁上，“零工经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的新型分配方式，颇具规模。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灵活就业的从业人员规模约2亿人。“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增收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帮助企业找到“对的人”。这种新经济形态有效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并将助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
“零工经济”众多光环的背后，也衍生出一些问题。比如，因缺乏晋升通道和职业积累而被质疑“吃青春饭”，无法兑现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等导致的“安全感”缺失等。发展“零工经济”和保障从业者劳动权益不可偏废。要实现“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让从业者感受到新职业的温度。
让新职业更有温度，国家正频频发力。人社部等8部门前不久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平台用工关系，为从业者构建权益“防护网”。面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相关部门还应通过不断打造完善的法制、规范的市场环境、包容的文化氛围，为“零工经济”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让新职业更有温度，离不开企业发力。作为市场经营和吸纳就业的主体，为从业者创造更公平的就业机会、更安全的从业环境、更充足的社会保障，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全职还是兼职，企业都应重视从业者的人身安全，维护其正当权益。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企业应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要订立书面协议，充分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等权益。
如今，“零工经济”为中国经济多元化发展增添了亮眼的一笔，这一新就业形式折射出中国经济的韧劲与活力，成为支撑互联网行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更成为大批劳动者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期待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合力，把服务保障的体系完善起来，创造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让新职业更有时代的温度，让“零工经济”的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特殊时期，农民工选择打“零工”救急
健身教练去送外卖，商店小老板开起网约车，公司职员送快递……受疫情影响，许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冲击，面临失业风险。此时，一份就业门槛相对较低、进出灵活自主的工作成为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稳定收入来源的重要保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这种新就业形态帮助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灵活就业已经不是单纯的打“零工”，而是一种新业态下的自主择业创业。7月15日，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文，明确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那么“零工经济”如何为打工者就业兜底？能否从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成为日后稳定收入的长久之策？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这份“零工”解了燃眉之急
河北人李师傅曾在北京丰台区某商场里经营一家鞋店。“每个月租金2万元，店员一个月工资5000元，实在是养不动了，开着就是亏本。” 李师傅告诉《工人日报》记者，疫情以来店铺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上个月终于狠下了心，把经营多年的店面退租了。
让李师傅庆幸的是，自己来北京打拼多年，有了车，三年前在平台注册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这份本来只是“闲时跑跑”的活计，没想到现在要靠它养家糊口。
“每个月不算油钱，能赚七八千元，够家里开支了。”李师傅告诉记者，很多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这段时间都开起了网约车，“暂时没有商机就只能做这个了，过段时间等等机会吧。”
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对于广东小伙梁超来说则更是解了燃眉之急。本来在广东做橱柜安装工的他春节前来到北京找朋友玩。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一时没法返回广东，只能想办法在北京找工作。
“刚好我住的附近有个美团外卖的站点，我问了工资待遇，就去面试了。”面试第二天，梁超就正式上岗，一个星期后他已经基本熟练业务。“二三月份的时候，站里每天至少都能进来一两个新人。有的是餐馆里的服务员，有的是北京附近工厂的工人。”梁超回忆道。
“那种外卖箱子特别新、骑着锃亮新车的，一看都知道是新人。” 从业两年的外卖员程师傅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后，他明显感觉街上的外卖员越来越多。
门槛较低，说干就干
“我就奔着这份工作来的。”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外卖骑手白悦东直言，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就是看中了这份灵活工作的优势。
曾在建筑工地做技术员的白悦东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很多工地未能开工，他便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一套新的头盔、骑手服，再加上餐箱总共需要200元。再租一辆电动车，一个月也只需要600元。”白悦东说，这就是他入行的全部成本。
入职的第一天，站点安排了一名老师傅带他。师傅会先给他划出几个周边常去的商圈，让他去踩点，熟悉每个商铺的位置。第二天，白悦东就开始正式接单。
“疫情期间，小区有些门让进，有些门不让进，但手机导航里不会显示。”白悦东还记得接的第一单是送一份麻辣烫到一座写字楼，因为保安不让上去，耽误了一点时间。但在熟悉了片区的地理位置后，他已经能够合理地规划时间和路线，这个最大的困难很快就克服了，日送单量也从原来的7单上升30多单。
外卖员较为灵活的工作节奏也让白悦东感觉颇为自由。“送外卖干一单是一单的钱，没有做销售那样严格的绩效考核，工作压力也不是很大。”
记者了解到，在疫情发生后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中，很多人和白悦东一样，看中了这份工作的灵活性。由于“零工”的进入和退出成本都较低，许多劳动者在选择这份工作时，也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或者根据形势换另一份工作的准备。
“零工经济”促就业如何长久？
张曦4月份在灵活用工平台猪八戒网上线了自己的平面设计师服务。618电商大促期间，设计师、电商客服等职位需求量较大。一个月下来，宅在家里的她一共接到了3个服务订单，累计收入超过2万元。
“有才能到哪里都能发光。”在张曦看来，应对疫情，有一技之长就是最大的“安全感”，她也因此可以依靠这项技能宅在家里实现灵活就业。
有分析认为，对“零工”来说，“零工经济”与劳动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直接相关，因此有技能傍身的劳动者更能在灵活用工平台实现长期就业。
白悦东表示，虽然现在从事外卖工作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但自己还年轻，还是期待有更多在工作中学习的机会，“有机会还是想把在建筑工地的技术提高提高。”
记者注意到，针对灵活就业人群亟须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一些灵活就业平台也开始出台相关措施。例如美团外卖平台开设了“骑手自强学堂”等贫困骑手学习专区，推出了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
与此同时，虽然很多劳动者开始尝试灵活就业，但在传统观念中，打零工还是与工作不稳定、保障不牢靠相挂钩。如何解决劳动者在打“零工”时的后顾之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学系主任孙守纪认为，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就业受到就业形态复杂、劳动关系判定难和现行社保制度门槛设置等因素的制约，在获得社会保障权益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参保率较低。“灵活就业人员由于雇主不明确，社保相当于全部由个人承担，而他们的收入往往波动较大，存在断缴的可能性，也就无法按照社保累计年限的要求获得相应的权益，这也打击了部分劳动者的参保积极性。”孙守纪说。
孙守纪建议可以适度松绑社会保险与雇佣关系的关联，如探索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设立“失业救助金”，在疫情等特殊时期扩大失业保险的受益面。
在7月15日发改委等13个部门公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中也指出，要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探索完善与个人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教育等行业多点执业新模式。结合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建立灵活就业、“共享用工”服务平台，提供线上职业培训、灵活就业供需对接等就业服务。
（来源：工人日报记者 曲欣悦）
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多个焦点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平台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构建权益“防护网”。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风险高、劳动强度大、保障水平低等状况，或将迎来转机。
承认平台用工特殊性：
没签劳动合同也算用工关系，纳入保障
“这次意见最大亮点就是承认了平台用工的特殊性，在现行劳动法体系中确立了除‘有劳动关系’‘无劳动关系’外，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第三类’劳动者。”人社部劳科院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治研究室主任王文珍告诉记者。
意见在第一部分开宗明义：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这一方面是要求企业依法合规用工，该签劳动合同的不能逃避责任；另一方面根据平台经济的新特点，明确了一种新的用工关系形态，为那些未能和平台直接签订合同、但受企业劳动管理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消除了平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简单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担忧。”王文珍认为。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但是由于他们就业形式灵活，与从业单位大多未签订劳动合同,难以直接确认为劳动关系，按照现行规定，既无法享受工伤、失业保险，也难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
破解平台经济用工与传统法律法规“不相适应”问题，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键。
意见提出，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等制度保障范围，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等，将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等。
“这些突破性的安排，实际上是绕开了对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缠，不问劳动者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将包括反就业歧视、最低工资、劳动安全等传统权益保障制度运用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让他们可享有公平就业、休息、培训等底线权利。”王文珍表示。
出事故平台该不该负责：
就算是间接用工平台也负有相应责任
骑手出事故外卖平台到底该不该负责？这一问题屡屡引发争议，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对此，意见首次明确，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等合作用工方式组织劳动者完成平台工作的，应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企业，并对其保障劳动者权益情况进行监督。对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上述规则意味着平台不能再简单主张与劳动者之间是合作关系或者没有关系而一推了之。”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据记者了解，当前除少部分网约车司机外，美团、饿了么、闪送等头部平台企业使用的外卖骑手、即时配送员等，大部分属于第三方合作间接用工。
例如想成为一名外卖骑手，需通过手机App与中介公司签订协议，且必须勾选一项特别提示：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平台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而这一条，一直是劳动者遭遇职业伤害或猝死时企业推脱责任、拒绝赔偿的关键。
而这次意见针对平台企业在生产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在其通过劳务派遣或外包等合作方式进行用工时，也需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方面承担应尽责任。
沈建峰分析说，如果是劳务派遣用工，劳动合同法早已有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是外包用工，则需区分是“真外包”，还是“借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
“不少平台企业一方面行用工管理之实，另一方面通过签订合作、加盟、信息服务协议等规避建立劳动关系。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出现权益纠纷，平台就不能以外包为由置身事外。法院和仲裁机构要按照意见提出的，‘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沈建峰表示。
此外，专家指出，引入间接用工的规制规则还可避免不同平台为了最大限度节约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在劳动者权益维护上不断“比差”、向底线竞争。
保护“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
向超负荷劳动和强制出工说“不”
日夜接单、风雨无阻是许多平台从业人员的常态。权威部门的调查显示，降低劳动安全风险已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反映最迫切、最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意见首次亮明“国家态度”：企业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要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标准，强化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形下的劳动保护，最大限度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病危害。
意见还鲜明提出，完善休息制度，推动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督促企业按规定合理确定休息办法，在法定节假日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
这意味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望改善劳动条件，并向超负荷劳动、危险天气强制出工说“不”。
此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体验当一天外卖小哥，12小时仅完成5单送餐、赚41元送餐费，让许多人看到这一群体挣钱之不易。
“平台严格的时间限制、严厉的惩罚措施、严苛的淘汰制度，使得一些劳动者的‘工具性’被放大，而作为‘人’的安全与体面受到挤压。这一问题被意见予以重视并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说。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近日发文，专门要求网络餐饮平台建立与外卖送餐员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除压实企业责任外，意见还提出将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重点，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冯喜良表示，这种创新制度能让企业通过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避免民事赔偿责任带来的负担，使企业和劳动者实现双赢。
维护劳动者话语权：
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要充分听取意见
缺少话语权、民主参与不足、沟通协商不畅，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最深层次问题。
这次意见指明破题方向——督促企业制定修订平台进入退出、订单分配、计件单价、抽成比例、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将结果公示并告知劳动者。
同时意见提出，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出协商要求的，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劳动者申诉机制，保障劳动者的申诉得到及时回应和客观公正处理。
“一系列安排旨在让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沟通协商，共同决定关系到双方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冯喜良说。
由于平台规则占主导地位，从业人员往往只能被动遵守。一旦发生争议，要么走人，要么矛盾激化。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颖看来，明确权益保障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执行，这需要相应部门加强监督和相关组织深度参与。
全国总工会日前下发文件，提出探索适应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不同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积极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开展协商。
“接下来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推动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带动货运挂靠企业、快递加盟企业、外卖送餐代理商、劳务派遣公司等关联企业规范建立工会。”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江南介绍说。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