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世俗观念为主的国家，有着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大部份国人是不信仰宗教的。而外国就不同了，如欧美国家信奉的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中东国家信奉的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斯里兰卡信仰的佛教，是世界第三大宗教等等。古代的中国也是佛教大肆兴起的国家，曾一度有政教合一的趋势，因为那时候连上层统治阶级也信佛，普通百姓信佛的太多。不过，在史上历经几次灭佛运动之后，佛教最终没有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不像老挝、泰国那样（佛教是国教）。这是不是中国的一大幸呢？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到南北朝时，佛教的兴起一时达到了巅峰。唐代诗人杜牧描述了这一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四百八十寺”只是个表述，不是只有四百八十个寺院，那时候全中国有成千上万座寺庙。由于佛教的过度兴起给当时的国家统治带来了很大影响，中国历史上先后开启过“三武灭佛”。是为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合称“三武”。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时，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即出家为僧或为尼的佛门人士）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至王臣，下至百姓，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后来发现竟有沙门与官员通谋起事，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由于文成帝一向笃信佛法，于是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武宗继位之前，由于历经几代统治阶层的提倡佛教，僧尼之数上升庞大，寺院经济发展迅猛，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唯一办法。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五代十国后周时期，由于佛教寺院僧尼构成了国家财政上的负担，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世宗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杀屠**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三武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当然，“三武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关联。而在封建*制专**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但灭佛也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有利时，便会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脱离或偏离封建政治轨道时，便会受到打击、限制。一句话，神权必须服从王权，宗教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才能持续兴盛。简而言之，中国不会让任何教派太过于强盛，当代社会教育我们不要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