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节》课已上完，课堂欢快愉悦，今天课间小朋友还在问我要腊八蒜吃呢！（因为我答应了他们要给他们买些尝尝）
这篇课文来源于老舍在1951年发表在《新观察》的《北京的春节》，在选入教科书后，历经多次修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文中老舍关于反对封建迷信的描述渐渐地被删去。原版的文章中每每写到一个风俗习惯，老舍都要将传统和现代含义进行对比。
比如在写腊八粥时：
“
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
腊八粥本是祭祖的，而如今粥里的食材愈发高级，渐渐成了人们对这一年的收成自信骄傲的体现。
写二十三小年的习俗时，先是介绍了过去人们买糖的原因是为了封住灶王爷的嘴，而现在：
“
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可以见得，人们保留了曾经过年的传统民俗，但是这些民俗却不再是一种供神供佛的形式，而成了实打实为了人们自己的快乐而进行的活动了。
以上这两点在部编版的文章中保留了，另外还有几处已被删去的部分。
老舍在写正月的习俗时有这样一段：
“
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前备好所有的吃食，不动菜刀的习俗保留了，但是老舍却为它赋予了新的含义——爱和平。从此处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理性使得老舍必然反对封建迷信，但是感性也使得他对家乡一切的传统都是可以接受包容的。还曾读过老舍的《我的母亲》，其中也提到了过年，除夕那晚，他短暂归家后便要回校，母亲不舍。老舍走上街头，看到街上热闹非凡，被泪迷了眼。过年的氛围激起了他心中对这个节日、这个城市，更是对家人的温情，他是深知这些传统节日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的，也更是认同的。
那么接着就要说到文章最大的一处变动，便是删去了结尾一段：
“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腊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
由此一看，老舍的写作目的很简单：欣慰而又欣喜，所以要记录这一切。而我又在思考，“封建迷信”与“传统民俗”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老舍所强调的新社会的民俗，是否是在为封建传统寻找更好听的说辞呢？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他1899年出生在北京西城的杨家胡同，在这座城生活、学习、工作了二十余年。1924年去了伦敦教书，1929年回国后辗转济南、武汉、重庆多个城市工作，1950年重新回到了北京担任文联主席。老舍步履不停的26年，中国发生了些什么呢？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帮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逐渐占领了思想文化的阵地。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更是把民众看做成脱离了旧社会的“社会主义新人”，老舍作为一个在国外民主科学环境中生活过的人，也还是一位创作了《龙须沟》这样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剧的“人民艺术家”，自然欣然接受了这样反封建迷信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老舍的多部作品中，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他对国家热忱的爱，这种爱是理智的。例如《茶馆》中对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人性化思考；《骆驼祥子》中对旧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四世同堂》中个人与国家、反抗与顺从的选择……无一不流露着老舍对中国大动荡、大变革下的担忧与思考，所以，也可以说《北京的春节》在一定意义上，是老舍宣扬自己反封建迷信，革除陋习立场的一种形式。而在我们的教材中，删去了不少这样刻意的内容，使得老舍整篇文字变得更加柔和愉悦，而读者也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京春节热闹喜庆的氛围中去了。
那是一个风俗文化新旧杂陈，现代与传统交汇的时代，我想《北京的春节》所传达的，正是老舍那一份深深的乡愁与对北京文化亲切的认同。他是无比欣喜的，离乡的二十年，从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日月换新天，人们走出了苦难的生活，开始清醒健康地为自己而活，这难道不值得记录与纪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