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传统医学简称为泰医，是国际公认的一门东方传统医学，拥有丰富的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泰国位于东南亚中部，处于中印两大文明之间，各方面都受到中印两方的影响，传统医学也不例外。印度医学对泰医的影响已得到泰医界的认可，但中医对泰医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通过对中、泰传统医学典籍的方药进行梳理和对比，探讨中医对泰医方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泰医强大的自我完善和改良能力。
一、泰医方药历史发展概要
泰医方药发展至今有800余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以下5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12世纪至17世纪中期）
这一时期泰医的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逐渐积累，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其中又可分为石碑阶段、医巫未分以及医巫分明阶段。①石碑阶段。泰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可追溯至暹罗国尚未立国之前，在未有文字的陀罗缽地时期（558—1057）就已有了磨药石；吉蔑帝国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8）曾在金黄半岛中部（即今柬埔寨与泰国的东北部分）设立了102座寺庙，庙中还附设医疗场所——“无病亭”，据庙中石碑记载，当时使用的药物有樟脑、豆蔻、丁香、干姜等，用药较为简单，治疗范围有限。②医巫未分阶段。至素可泰王国期（1249—1438），虽没有保存下来专门的医学文献，但有一些出土的实物证据，如祛头偶泥孩，它可以将疾病带离患者；又有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如簿昙摩罗阇一世（1347—1448）所著佛教著作《三界伽陀》，载有癣病、*麻大**风、瘸腿等疾病，主要致病因素是鬼神。这一阶段已经对病证进行命名和归纳，但仍与迷信活动密切相关，系统的医学理论尚未完全建立。③医巫分明阶段。成书于阿瑜陀耶王国期早期（1350—1659）的泰医典籍主要有3部：《临终预兆经》《病论经》《血赤经》，至今仍是研究泰医学的重要文献。根据三书所载内容，当时人们已开始运用泰医理论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治疗，具有制剂的基本经验，方药也逐渐应用于临床。这一时期，泰国传统医学已经医巫分离。
（二）成熟时期（17世纪中晚期）
这一时期以泰医典籍由官方出版、泰医拥有独特的诊治理论体系为标志。阿瑜陀耶王朝之《那莱王集方》是泰医理法方药已全备的标志。该书原为抄本，刻写在粽叶上，是泰国首部官方医籍，也是泰国现存最早的方剂专著，内容包括82首太医为那莱王与王室施治的方剂，完整地记载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用药明确体现了泰医的理论体系。这部书标志着泰医理法方药已经全备，泰医方药发展至成熟阶段，在泰医发展史上产生巨大影响。
（三）繁荣发展时期（18世纪至19世纪）
这一阶段，泰医典籍所载方药涉足临床各科。1812年，拉玛王二世为了传承泰医方药，下令收集民间以及前朝遗留验方，编成《药仓方》，共载方86首，治疗疾病涉及内、外科，用药方式有内服、外敷、吸药、熏药等。1821年，拉玛王二世令太子（续后为拉玛王三世）在Jom Thong寺（续后改名为太子寺）的92块石碑上雕刻药方，名为《太子寺石碑方》，可惜至今只存55块，共载方剂205首，所用药物800 余种，治疗52种疾病，涉及内科、儿科、眼科、男科等。1832年，拉玛王三世进一步修建了卧佛寺，从全国各地收集大量方药，并阐述泰医知识，将其归纳为医理部、药理部、按摩部、导引部，治疗疾病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全部内容刻录在卧佛寺维亭、回廊墙及大理石板上（图1），名为《卧佛寺石碑》，现存1440块石板。1870年拉玛王五世下令进行泰医古籍校勘，共收集并校勘16种泰医经典书籍，当年完成了《御制医学经》，该书是官方校勘工作所产生的第一部泰医丛书，是后来许多泰医丛书的范本。
图 1 曼谷卧佛寺回廊
（四）吸收融合时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
这一时期，泰医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与冲击，1923年国家颁布了《医疗执业法案》，在法律上严格限制泰医，泰医在官方层面开始没落。与此同时，泰医另辟蹊径，运用泰医理论指导西药的使用。1891年《Vajirayan Wiset·卷六第四十三》杂志（图2），在Charasphornpatipan王子所作的《医学解答》载奎宁被泰医纳为苦味，可治疗泰医理论的血病。1908年，医学院教师Phraya Pitsanu Prasartvej在《医学精粹》中册记录了疫苗接种原理以及操作要领，并以泰医专用词命名解释；该书第三册还记载了奎宁在治疗发热方剂中的应用。1916年Saisanitwong王子所作的《Saisanitwong方》在25首泰医方药后辅以5首西医药方，用碘酊、硝酸银、松节油等西药治疗内、外科疾病。
图 2 《 Vajirayan Wiset ·卷六第四十三》杂志
（五）复兴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今）
泰医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成立泰医学组织和院校，以及整理校勘泰医古籍。1932年，部分泰医为了更方便交流，设立了“泰国传统医学社团”，成为后世设立泰医相关组织的模范。1942—1943年Uai Ketsingh教授开始借鉴西医药理学研究传统泰药，他研究了近400味药物并发表了相关论文。1951年根据拉玛王九世的提议建立了泰国第一所私立传统医学校，即“泰国传统医学校”。在泰国卫生部的主导下不断进行校勘及出版泰医古籍的工作，如《那莱王集方解注》《药仓方》《太子寺石碑方》《卧佛寺石碑方》《医学援助》《审塔经》等，为泰医方药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为了使泰医方剂标准化，提高临床运用疗效及安全性，泰国卫生部于2017至2021年整理并出版了《传统泰医国方》（共三册），总收方324首。
纵观上述5个时期，泰医方药的历史虽然经过不少波折，但其传承和发展却从未停止，泰医方药的继承和创新体现了传统医学顽强的生命力。
二、中医对泰医方药的影响
中医对泰医方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药物应用、配伍经验以及组方理论等方面。
（一）中医单味药物在泰医中的应用记载
1．泰医首次出现中药应用的记载
泰医最早出现中药的应用可追溯至萌芽时期的石碑阶段，即塔布茏寺（位于柬埔寨之暹粒府）无病亭的石碑上。该石碑以古高棉文刻制，除了清楚记载了来自中国的日用品，如丝绸、中华布制与草制床、中华椟等，还提到人参与白芷等药物。这两味药，本非东南亚本地所产的植物，而是中华地区的本土植物。可见，泰医早在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初就已开始应用中药。
2．部分以“KOT”起头命名的泰药来自中国
泰国以本国文字记载的医学文献中，对外来药物的命名常以“KOT”起头，与中医的外来药物以“胡”“番”等起头的命名方法类似，本词源为“Kushta”，有消除疾病之意。泰医的药名以“KOT”起头者有白芷、川芎、甘松、木香、胡黄连、马钱子等。这些以“KOT”命名的药物既有可能源于中国，也有可能源于印度。因此，我们根据《印度医药学》对比药物目录的拉丁名后，首先排除印度源医药名称者，再结合泰医第一本包含药物拉丁名的本草专著——《泰外植物》所载的药物产地以及著名药理学家Chayan Pichiansuntorn对植物学产地的证明，最终确定白芷、川芎、苍术、当归、青蒿以及大黄均来自中华大地，且至今泰国所用的这六味药物仍必须从中国进口。早在泰医的萌芽时期，白芷、川芎、苍术、当归、青蒿五味药已在《临终预兆经》出现（图3）；而大黄则首次出现在《病原经》《血赤经》，此阶段泰医对此类源于中华大地药材的认识以及临床应用经验已非常丰富，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图 3 白芷、苍术在《御制医学经·临终预兆经》中的记载
由表1可见，这些源于中国的药物在泰医经典书籍的记载，尤其是方药部分，少者占12.68%，多者占60%。其中白芷的用药次数最多，一方面由于白芷传入泰国的时间最早，其应用经验也比其他几味药更多；另一方面或与白芷药物的产地变迁相关。据王艺涵等考证，宋代以前白芷的道地产区主要在山西、吴地（江浙皖赣交界一带），明代之后滇南、四川一带从浙江引种栽培从而成为白芷的另一道地产区，而位于东南亚的泰国与中国的滇南一带相距较近，明清时期可直接从中国的滇南一带引进白芷一药，相较其他产地的中药材可能更为便利。这些药物传入泰国，融入并成为泰医方药的一部分，也扩大了中药的使用范围。
（二）中医药物配伍经验在泰医的应用记载
1．中药药对配伍经验的传入与泰医临床的应用
泰医取用中药配伍经验不晚于1661年，《那莱王集方》记载了一名中医师为皇家施治的方剂组成如下：“*麻大**、人参各一分（图4），肉桂、月桂叶、丁香各两分，干姜三分，紫花丹、荜茇各四分，冰糖六分。上药为末，取四分之一铢调蜂蜜送服。”其中“*麻大**、人参”的药对在全方中占首要地位，并与方中其他泰国本地月桂叶、丁香、紫花丹等配伍，发挥功效。该方的临床疗效甚佳，原文载：“那莱王守华富里城时，药物予清晨服之，甚效！”
图 4 *麻大**与人参配伍应用在《那莱王集方》贝叶的记载
该方中为首的两味药物——*麻大**与人参，原即为中医经验配伍。中医对*麻大**与人参配伍的认识有悠久历史，根据中医古籍《本草纲目·谷部一·*麻大**》载：“麻勃一名麻花（即*麻大**所开的花）……合人参服之，逆知未来事。”又载：“《范汪方》有治健忘方：七月七日收麻勃一升，人参二两，为末，蒸令气遍。每临卧服一刀圭，能尽知四方之事。”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最早记载于《那莱王集方》的泰医方剂，后世一直被泰医典籍传承至今。繁荣时期的《卧佛寺石碑》（1832）所载治疗Manta Dhathu证候的第一方和现代复兴时期的《传统泰医学·三册·塔衰症状与方药》（1961）所载的益塔方，两者在药物组成和排列次序上，均与《那莱王集方》中所记载的该方一致，仅在药物剂量上略有差异。可见经过了数百年的医疗实践，含中药配伍药对的泰医方剂仍然具有现代临床应用价值。
2．中医用药配伍经验成为泰医典籍中的著名药组
泰医常根据临床经验将名称相似的药物配伍固定下来并赋予专用名称，形成临床组方的常见“药组”，相当于中医的常用验方。泰医在应用以“KOT——除疾”起头的单味药物的过程中，将白芷（KOT-SOR）、川芎（KOT-HUA-BUA）、苍术（KOT-KA-MAO）、当归（KOT-CHIANG）、青蒿（KOTJULALAMPA）5味药物配伍形成了药组，并赋予“五味除疾”的专用名称。该药组在最早的泰医典籍《病原经》与《血赤经》中均多次出现，尤其是《血赤经》共收方153首，其中含“五味除疾”药组的方剂多达18首，占书中方剂总数的11.76%。
虽然“五味除疾”药组中全部都是中药，但是将中医同年代或更早的部分方书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中医对上述药物只有部分配伍应用经验，如中医古籍《外台秘要》中的白芷、川芎、当归三药配伍和《重订严氏济生方》中方剂芎芷膏的二药配伍等（见表2），并没有这五味药物整体配伍的中医古方记载。可见，泰医方剂“药组”配伍并非完全接受了中医整首方，而是借鉴了中医药的配伍经验，再根据自身的特点及理论来进行加减，创制了具有泰医特色的药组。
泰医不仅在中医白芷、川芎、当归三药配伍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地炎热潮湿的气候特点又配上了燥湿、解暑的中药苍术、青蒿，创制了“五味除疾”药组，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疗效，又在“五味除疾”药组的基础上，加了木香（KOT-KRADUK）和胡黄连（KOT-GANPRAW），形成了“七味除疾”药组（图5），再增加两味药物，包括甘松（KOT-CHADAMANGSRI）和诃子树叶上的虫瘿（KOT-POONGPLA），就形成了“九味除疾”的药组，至今五、七、九味除疾药组，在泰医组方中也还被广泛地应用。可见，泰医不仅直接引用并长期使用中医的配伍经验药对，如人参与*麻大**。同时又根据当地的特殊气候、风俗、环境进行创制和加减，从而得出泰医独特的经验方剂，即泰医的“药组”。
图 5 七味除疾药组在《御制医学经·药效与药组经》的记载
（三）中医方剂理论对泰医组方的影响
1．从萌芽时期到20年代初期，泰医组方理论一直以药味为主
泰医的选药组方理论与印度医学相似，主要体现在依据药物的“九味”理论来组方。泰医认为药物欲知其功效，当先知其味，要根据各药味的不同特点，来调和失衡的身体。泰药可分为三主味，即寒、热、平，与三督夏相应，寒味药物可治火督夏、热味药物可治风督夏、平味药物可治水督夏。三主味亦可再分为九味，即涩、甘、醉、苦、辛、油、香、咸、酸，药物的每一味会作用于相应的四塔。
从萌芽时期开始，泰医就已经提到组方原则，如《病原经》载：“若要以涩味解决，得先清淋巴液，然后再补用他方。”可见该阶段泰医直接受到印度医学组方用药的观念影响——选用何药取决于药味。成熟阶段，《那莱王集方·序》载：“若火塔衰，应处以苦、辛、涩药；若风塔衰，应处以苦、甘药；火督夏，古人归为气塔，若督夏作怪，应处以苦、寒药，方和于病。若无法找药，火塔风塔药可通用；风塔土塔药可通用。”可见成熟阶段选药组方的主要依据原则还是药物的九味。近代的整理阶段，医籍部分论述药味以及相应的病证，虽然每本书记载药味对应疾病或身体的某部分有所差异，但是组方规律仍囿于药味理论；直至吸收阶段，1891年Charasphiornpatipan王子所作的《医学解答》与1908年《医学精粹》内容相似，组方用药仍然取决于药味。可见，在20世纪初期之前，泰医方药的组方原则均取决于药味理论。
2．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中医组方理论被泰医吸收
1953年Khun Nittes Sukkij《阿育吠陀学·百药辩论》首次取用了中医方剂“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所载的组方原则称：“主药即直接针对主病或主症起治疗作用的药物；次药即辅助主药加强治疗主病和主症的药物；制药即能制约他药功效的药物。溶药或调药，即能矫正药剂的味道、颜色，从而制作各种剂型。”上述四项，泰医称为“方药的单位”，一首方药，或是四单位，或是三单位，或是两单位，或是一单位，取决于各个患者与药物的不同。
在此之前，泰医从未有以上组方原则的记载，印度医学组方理论也没有如此说法，该观念显然吸收了中医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且被泰医保留至今。由于泰医在其80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地吸收各国传统医学的长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中泰两国交流的日益加深，中医学在泰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比如中医医院、社团、学校专业等在泰国纷纷设立，中医药理论以及临床疗效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认可。因此在这一时期，泰医将中医组方理论吸收融入其原有医学方药理论体系当中，从而使泰医组方原则突破了沿用数百年的药味理论，而借用了中医君臣佐使的观念，并于1953年被正式写入泰医典籍《阿育吠陀学·百药辩论》，体现了泰国传统医学兼收并蓄，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三、中泰交流促进两国传统医学发展
泰国传统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医药的影响，这与中泰两国的历史交流密切相关。宋元时期，随着指南针的发明、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等，两国之间的往来空前频繁，这也是泰医在萌芽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宋元时期）就大量应用中药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中国政府在接受泰国象牙、檀香、苏木等贡物的同时，还会回赠众多礼物给泰国。泰国贡使每次到中国，除了携带贡品之外，还带了大批货物，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在中国出售这些货物，也允许他们买回许可采购的中国物品。因此，每朝贡一次，也伴随着一次两国之间大宗的交易，这种往来在中国的“海禁”时期一直保留。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等方面原因，中泰两国的关系进入冷淡时期，往来也随之减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关系回暖，双方的医药文化交流也日益紧密，受中医影响，泰医在组方理论和用药经验方面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也先后传播到周边各国。在中泰两国长达千年的友好交往历程中，泰国医药也深受影响，且在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上都与中医有很大的共性，至今仍然作为泰国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存在并使用着。中医药被泰国人民直接引用或加以改善后被泰医所接受，这种域外接受的方式也证明了中医药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泰医是泰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宝贵而亟待挖掘的传统医学资源。本文从方药入手，管窥中医对泰医方药的影响，见证了中泰医学交流的历史，更希冀能在广阔的背景下认识中医学，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传统医学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传统医学的融合与发展。
编辑：胖大海
原文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22年第4期
《从泰医方药历史发展看中医对泰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