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古拂尘录》，姚伯岳著
此为姚伯岳先生所赠。该书乃是国图出版社策划的“公书林”学术丛书之一种。“公书林”一名的来由，源于1910年韦棣华女士在武汉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国创办的西方图书馆学专门学校，后来该校演变为今日的武汉大学，直到今日，武汉大学都是中国目录版本学重镇，而国图社以此来作为丛书名，亦可见这部丛书所收著述都应当是与目录版本学有关。我在前几年，曾前往武汉寻访文华公书林旧址，得到了当地藏书家陈琦先生的大力帮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这部书前说明，又让我想起了陈琦带着我在大雨中探看公书林遗址的情形。
蒙姚伯岳先生不弃，命我为此书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专家，其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成就，早为我所仰慕，尤其他当年撰写的《黄丕烈评传》，乃是*京大南**学出版社所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我最为喜爱的一本，而那个时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图书馆听他讲述黄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为该书最早的拜读者之一，实为幸事。从他的这本文集中，我又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而本书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写，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硕士论文就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而这是我以往所未曾了解到的细节。沈津先生同时称：“《黄丕烈评传》面世，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专研黄氏的专著。”
关于我拜读姚先生这本新作的所得与感受，我均写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录该序言如下一段：
就馆藏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学图书馆可谓是中国大学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翘楚。2012年11月，北大图书馆举办了建馆110周年的盛大庆典。为了这次庆典，该馆制作了多件纪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册复制的馆藏藏书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册。并因此想当然地认定该馆的创建时间乃是1902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然而京师大学堂的实际创建时间却是1898年，这两者之间相差了四年。
虽然此前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过疑问，并且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讨论，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实物予以印证，故而没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认可。然而姚伯岳在进行馆藏古籍未编书的编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册《大学堂书目》，通过对该书目的仔细考证，最终确认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建成时间是在1898年。他将这个发现提交给馆务会，而后将此发现上报学校，结果校方很快予以批复，同意将北大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上溯到1898年，比原来认定的建馆时间提前了四年，恢复了历史真相。
既然确认了北大图书馆的建馆时间，那么该馆建馆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里？姚伯岳对此问题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浙江开化县举办了本院成立三周年庆典以及开化纸学术研讨会，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岳先生，他马上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讲述他通过现在档案终于证明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座藏书楼们于原公主寝殿。他在讲述之时颇为兴奋，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供职的北大图书馆有着特别的感情。通过姚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将北大图书馆的历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还通过对历料的钩沉，最终确认了该馆的第一座馆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和德军先后占据京师大学堂，对大学堂藏书楼的种种破坏行径。其爱国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书中姚先生还有着多方面的论述，而很多问题均为他认真研究后的所得，故该书的出版，定然会成为业界人士案头的常备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开升著
此为李开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宁波与他见面时，就得知他的这部专著已经完成，正在出版过程中，如今终于见到实物。本书前有李开升的博士生导师陈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陈先生在序中强调了字体鉴定对于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体便成为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中最受重视的因素。但当字体被强调到一定的程度，字体演变的线索被描绘成一条精确不变的直线，也会发生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让初学者误以为那种经过简化归纳而得到的粗线条样态，即是中国古籍版本合乎规律的线性特征，从而忽略了具体古籍实物中实际存在的远为复杂多变的内情。
陈正宏先生又谈到李开升读博士时，他给开升约定的研究范围，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阁所藏这两个方向，而后陈先生讲述了天一阁旧藏的特别之处，同时也讲到了李开升在研究过程中与导师所做的相应探讨。而在2015年5月，李开升论文答辩时，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鹤教授提出的问题：“版本的差异主要是年代的差异，还是地区的差异。即是纵的差异，还是横的差异。”陈先生在文中谈到了周先生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嘉靖本而发，这个问题可谓是针对所有的古籍印本，为此陈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简要的论述，而后称：
一项好的版本学研究应该告诉学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学常识及其印证常识的个案复述，而是通过细致的目验、考订和整理发现的以往少为人知的细密而系统的古籍版本知识及其科学解释。
李开升的这部专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下编为经眼书志，前面还有《绪论》，而《绪论》乃是李开升对嘉靖本概念的总括。他首先提及为什么宋体字成为了四百年刻书字体的主流，并且发展为今天主要的汉字印刷体，为什么嘉靖本成为了藏书界的专有名词，并在一些藏书家的书目中享有单独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书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研究。《绪论》中谈到鉴赏嘉靖本的开端，乃是从清初到黄丕烈。虽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谈及各地刻书的特点时，称“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但这只是点明了苏州刻书最精，福州刻书最多，并未谈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后李开升引用了黄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闻前辈论古书源流，谓明刻至嘉靖尚称善本”，并且详细论证黄丕烈这段话的重要意义。
在黄丕烈之后，嘉靖本成为了许多重要藏书家的重要专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为邓邦述的百靖斋、陶湘的百嘉室、吴梅的百嘉斋等等。什么嘉靖本受到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这当然是本专著需要解答的问题，李开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价值所在，比如邓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论衡》时称：“明刻本以明嘉靖间梓工为最有矩矱”，此乃是从刊刻精雅角度，对嘉靖本给出的褒奖之语。而对于嘉靖本的变化，邓邦述在跋明本《鹤林玉露》中称：“自嘉靖时，刊本字体方整，又变一格。嘉靖历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这些均是从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实黄丕烈在跋《子昂集》时，已经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书，在内容上还没有像明末书坊刻本那样偷工减料，改头换面，而傅增湘在《涉园明本书目跋》中称：“嘉靖以上书，虽谓与宋元本同其珍秘，岂为过论欤”。这乃是从内容角度对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受到了专家的肯定，其成为藏书家追捧的对象，也就不难解释。
对于明代版本的分期，业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将嘉靖本归为明中本，向来无异议。但是，明嘉靖本的特点，虽然业界有总结，却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划分。陈正宏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他遵循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的指引，结合自己在天一阁博物馆内外的广泛调查，将嘉靖本分为苏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类，并对三类嘉靖本的特征，与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作了细密的分析，形成了论文上编的主体。
而李开升在《绪论》中又提到了陈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在研究方法上给他的启迪，因为该书志中著录了57种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绩是详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后印的关系，将版本学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此，李开升将嘉靖本分为三种类型，即苏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阳式嘉靖本，这种分法令我读来耳目一新。
而后他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分别讲述了苏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征，这种总结方式可见其分类是何等之细腻。然而，我在翻阅该书的书影时，看到其举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礼监本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经验，我觉得明司礼监本自有其体系在，似乎其并未受到当时社会风行的所谓“宋体字”的影响，翻阅弘治、正德间所刻的司礼监本，有些字体跟明嘉靖间司礼监所刻之书，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统刻本的字体也与之相仿佛，这让我猜测，北监本是否应当单独归类。当然，李开升先生在天一阁库房内翻阅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余外还看到了其他馆的所藏，既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想必他有着更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见面时，当细细向其讨教之。
《林雨化诗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点校
说来惭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师所赠该书之前，其实对林雨化没有多少了解。本书前有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所写《弁言》，内容主要是介绍林怡老师为当地乡贤著作点校所作的贡献，同时也谈到当地名人传记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后一个段落才谈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讲到林雨化与梁章钜之父梁上治是好友，又于梁章钜的岳父郑光策以及林则徐之父林宾日为挚友，因其“昌明理学”，被当地人称为“岭南林夫子”。
《弁言》之后有林怡所写《才子文章高士志，劲节堪为后世师》作为前言，颇为详尽的讲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迹，比如林雨化的学问功底。林怡谈到乾嘉时期汉学独尊，朱子学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乡，故当地的很多学者都坚持朱子理学，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谓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狱之后又被流放*疆新**，对于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谈到具体陷害经过。我翻到后面时看到林怡编撰的《林雨化年谱与诗文系年》，此谱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岁时，谈到了被构陷入狱的具体情形。此年收录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记》两文，从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宁德教谕时，其门士林芳杰是地方劣绅，林对其行为多有劝戒，为此遭到林芳杰的怨恨，而后林芳杰通过其妹婿陈永爵勾结官府，污陷林雨化，将其系狱。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称其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讲到：“被系三月，狱吏劝予服输，即可出狱，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认为此案是子虚乌有之事，坚决不服，于是被关狱中。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希五先生还通过作诗来念他人之好，比如《狱中有陈、沈二外委者，解囊买衣被给囚徒，嘉其义以劝同人》。此诗首先讲述了狱中犯人之悲苦，而后又夸赞两位狱卒：“贤哉二武弁，侧然怀同仁。解囊无吝色，枯朽忽回春。”这几句诗读来，让我突然间有着莫名的感动。诗名中提到这两位狱卒是外委者，想来类似今日的编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类。在惯常的理解中，这样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这两位保安却看到有些受冻的犯人实在可怜，于是自己掏钱买衣送给囚犯。他们的举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动，并赋诗来赞颂之义举。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后的经历中再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在《遗途被害记》中有这样具体的描写：
予拘禁七阅月，始出罪。在府堂开发，邓守问曰：“汝在狱读书多乎？”答曰：“颠沛必于是。不读何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乃加械具，指木笼，曰：“请坐此。”曰：“我教官，非盗非逆，何坐此？”竟强入之。笼既狭小，而笼口紧锁，仅能续气，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无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顾而行。出西关，一市哄然称冤，至洪山桥下船。解官二员，都司郑廷标、县丞张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闽清至囦关也，船舱后一小堵，将笼下入堵中，遂盖之。予急号。郑都司自隔船至，予恳出。郑泪涔涔下，曰：“予官小，无奈尔何。”张继至，请出，不可。郑为请，又不可。予大号曰：“汝害予命，死将讼汝于天！”邓又为力请，乃出，置前舱。
在押运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仅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甚至还遭到投毒，同时还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双目有如锥刺，九死一生，最终他被流放到了*疆新**的乌鲁木齐。林雨化在该文中还描写到了许多细节，让我读来感到心惊胆颤。好在流放五年之后，他终于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岁时又回到了福州。这个结局给我以鼓励，看来人生无论遇到怎样的绝境，也要坚持活下去。
原来在福建还有这样一位名士，我惭愧于自己的无知。我从林怡所写序言读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晋永嘉之乱后，八姓入闽，自此之后“陈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时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属于福州螺洲“阙下林”的一支。关于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写道：“据唐林宝《元和姓纂》记载：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后，自晋林禄南渡入闽主晋安郡后，经隋唐，林姓枝繁叶茂。”
原来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着这样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说不定她跟林雨化为同一支，于是给其发微信问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诉我，她是正宗的阙下林，如假包换。名家之后，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将当时的情形告诉林怡，她郑重的为此向我表达谢意。我又问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几世孙，林怡说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们同属螺江阙下林季禄学派三房里，他的曾祖父有四个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们从第十七世起开始分支，但在祠堂里算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与林雨化有着一定的关系。而我问到其中的一些细节时，她让我读一读本书的后记，因我读书之粗疏，我在翻阅《林雨化诗文集》时，并没有留意到后面还有《后记》，经其提醒，大感惭愧，立即拜读《后记》，果然第一句话就是：“论辈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这辈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岩公的祖父辈。”
林怡在《后记》中谈到自己童年时住在螺洲旧宅，那时没有电灯，每当夜深她总害怕有鬼出没，而父亲却哈哈大笑着告诉她：
哪有鬼！给你讲个故事吧。我们祖上蒙冤流放*疆新**，被赦免回来，某日天没亮就敲家门，家里人吓死了，不敢开门，隔着门问他：“你是人还是鬼”。祖宗回答说：“当然是人，哪会是鬼？！”
这也证明林怡家与林雨化之间的关联，而她下功夫点校林雨化的诗文集，想来也可称为责无旁贷。而正是林怡的点校，使我又了解到福建在清代时，还有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
《古书的装帧：中国书册制度考》，马衡等著
该书不知何人所赠。快递单的寄件人处仅隐约看到对方姓罗，后面两个字无法辨识，寄出地为杭州，也看不出具体邮寄地址，于是拍照后在微信圈中征询是哪位师友赐下，众位师友只是一通调侃，没人说句正经话，还有几人跳出来冒认，搞得我再三申明这不是炫耀，但无人理会，他们依然很欢乐。
本书乃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所编，版权页上也无编者姓名，作者项只署名“马衡等著”，而马衡先生只是本书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称为《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另外则是清金鹗所撰《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日本学人岛田翰所撰《书册装潢考》、余嘉锡所撰《书册制度补考》、李耀南撰《中国书装考》。
近些年来，人们对书籍装帧的兴起与日俱增，对古书装帧的研究也成为了业界的热点之一，我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大概一年前，就与当代书装艺术家周晨先生多次谈论这个话题。而在半年前，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古籍装帧大展，那场展览极为轰动，同时复旦大学古籍所与中国美院在上图还举办了古籍装帧学术研讨会，蒙陈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讨会上做了相关的专题讲座。而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我听到了许多业界专家的高论，展览现场的人潮，更让我感受到人们对古籍装帧之爱是何等的强烈。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这册书，以便让人们成体系的了解中国古籍装帧的演变史，反应如此之迅速，可见该社操办者之用心，而本书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没有认真读过，今日翻阅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书中有不少的配图，这些图使得读者能够对古籍产生形象记忆，同时书内还以线描绘画的形式，绘出了蝴蝶装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还配上了一些旧照片，其中藏经洞的那张，虽然我已见过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翻阅这些经卷的场景，都让我心中有着强烈的震撼。
《陶靖节先生诗》，器曰书坊影刻本
此书乃是王燕来先生所转赠，他在微信中告诉我说，此书“是扬州二十四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找名师雕版刷印的，是本社与该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椠’的第一种，之后还会陆续刷印《赵城金藏·金刚经》《南方草木状》《三谢诗》《淮海居士长短句》等书。请笑纳。”可知此为王燕来先生主持的另一个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这一函两册乃是初刷红印本，书牌上刊刻着“陶渊明集”和“器曰书坊藏版”，牌记则为“丁酉仲春器曰书坊据南宋咸淳本景刻”，不知器曰书坊是否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别称。该本末页贴有藏书票状的浮签，上刻“戊戌秋器曰书坊梓行叁拾部此为第拾叁部”。以传统木雕版的形式影刻这样一部书，费时费力，却仅刷印三十部，看来这是有意制作珍玩。
陶渊明的诗集基本可分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个系列。此书底本是国图所藏宋汤汉刻本，先后经周春、顾自修、黄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顾自修跋语写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鲍以文自苏州回棹，同新仓吴葵里过松霭先生著书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饮。灯下谈及于陶渊明诗一本，一本序末标汤汉，不知汤汉何许人也。先生便拍案称好书，且告以《宋史》有传，《文献通考》著录。以文爽然若失，随叩《陶集》携行箧否，则答云已送海盐张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从芑堂借观。芑堂见书虽破碎，而装面用金粟笺心，疑其为秘册，索还甚急。赖张佩兼调停互易，初以书画、铜、瓷、端砚，俱不可。芑堂适需古墨，先生因出叶元卿梦笔生花大圆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数。至癸卯五月，阅两年而议始定。此书乃为先生所有，盖其得之之难如此。
而黄丕烈的跋语则写道：
汤伯纪注陶诗宋刻真本，在海宁周松霭家，相传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颜之曰礼陶斋。其书之得，近于巧取豪夺，故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余素闻其说于吴兴贾人，久悬悬于心中矣。去岁夏秋之交，喧传书贾某得此书，欲求售于吴门，久而未至。后嘉禾友人札致余，有此书，许四十金，未果，已为峡石人家得去。闻此言，甚怏怏，然已无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吴子修候余，余往答之，出所藏书示余，汤注《陶诗》在焉。开卷展视，其为宋本无疑。询所由来，乃知峡石人即伊相识，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归，议久始谐百金之直，银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嘉庆己巳中秋月，复翁记。
黄丕烈称，周春得到此书后，十分喜爱，特意将此书与宋刻《礼书》专避一室专藏，并以此为书斋起名为礼陶斋，并且周春得到该书的过程近似于巧取豪夺，故对此书十分珍秘，不轻易示人，表示他日还将以此书殉葬。这等珍秘之书，令黄丕烈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听闻这部书散出来了，继而又听闻此书被他人买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后不久他又在朋友那里见到了这部书，终于花重值将其买得。
据说，周春当年先是买出了《礼书》，这样“礼陶斋”这个堂号不能成立，于是周春改堂号为宝陶斋，而今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号为梦陶斋。荛圃听闻后不免戚戚，在跋中讲到了此书从周春家散出的细节：嘉庆十三年，书商吴东白到周家要求购买此书，周春原本无出让之意，但既然对方提出，于是他索性漫天要价，以图吓走书商。周春喊出的价格是“三十二番”，想来这里指的是三十二块银洋。周春并且说，如果你身上带有这么多钱，我就立即卖给你，没想到吴东白乃是有备而来，当场掏出了这笔钱，这种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将书售给吴东白。取书之日，周春为之泣下。黄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后让我读来都为之感动。
荛圃得到该书后，也同样宝爱有加，特意将该书与另一部宋刻递修十卷本的《陶渊明集》专避一室藏之，并颜其室曰“陶陶室”。当时他特意请王芑孙写了篇《黄荛圃陶陶室记》，此记中称：“今者托趣于陶陶，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盖荛圃宜为县而不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书，又大致仿佛，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黄丕烈对陶集之喜爱，并非只因其是难得的宋本，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以陶渊明自喻。后来荛圃又从周锡瓒处购买到了宋刻《和陶诗》，此书即是《施顾注苏诗》的一部分。
后来黄丕烈也演绎了周春的故事，他父亲去世后，灵堂失火，为此家道中落，迫于生计，黄丕烈藏书逐渐散出，而他藏的两部宋版书，以及其他一些书一齐归了汪士钟艺芸书社。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艺芸书社藏本也逐渐散出，陶陶室的两部陶渊明诗集为海源阁所得，后来海源阁藏书散出，这两部陶集又归了天津大藏书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将所藏的各类善本715种，一并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就有这两部陶集。
这两部书毕竟是难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几次展览中见过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视，如今得到了器曰书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称下真迹一等，虽非原本，但毕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牙祭岁月·追寻美食里的历史意蕴》，王道著
6月8日，绿茶先生来微信称，苏州王道兄新出了一本书，准备来北京搞活动，想邀请我作嘉宾，问是否方便。其所定日期为6月15日晚上，这个时段恰有空闭，于是前往凑热闹。新书座谈会的地点是在南锣鼓巷的一条小胡同内，在一棵大树的后面，遮掩着小众书坊的招牌。这家书坊处在一个改造后的四合院内，宽大的店堂里面，所售之书，竟然全部是诗集，在我印象中，诗集是讲情怀而无论市场者，专一又单一品种的书店，我还是头一回走入。
这场活动办得倒是蛮有趣，尤其方继孝先生娓娓道来的讲述，最令听众解颐，而我最为关心王道写此书的原因。大概两年前，绿茶安排我在苏州的一家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在那里我结识了王道先生。我记得那个时段，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乃是张充和研究专家，他的不苟言笑，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这样一位严肃之人，转而去研究美食，让我多少有点脑筋急转弯式的困难，但听完了他在会上的所讲，于是明白写美食乃是他疗心疾的主要方式。
我对美食一向外行，但为了这场对谈，我还是将他的这部新作翻阅一过。他在代序是提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种名叫荆芥的乡土佐料，家乡的餐桌上各种凉菜都会以荆芥为伴，他甚至觉得若食物中缺乏了这种清亮碧绿的荆芥，那桌菜就会黯然失色。然因辗转多地，王道无法时时吃到荆芥，于是他想出了自己种植这个办法，经过几次失败，终于长出了芽苗，但食用后的味道，绝不如家乡。
我不知荆芥为何物，于是在现场向其请教，没想到现场的听众有多人都食用过此物，众人纷纷向我描绘荆芥的长相，以至于我调侃说，还是你们坐在台上吧，我当听众更合适。
王道在书中提到的美食，我也并非一样没吃过，比如他讲到了常熟虞山兴福寺的蕈油面。该书第一篇写的就是宋氏二姐妹在1947年10月，特地赶到兴福寺吃此面的故事，王道在文中详细讲到了制作此面是何等的费时费力，并且借二宋之口来夸赞此面是何等的鲜美。而近几年我每次到常熟寻访，朋友大多会一大早到酒店来接我，特意赶往兴福寺去吃这碗面。
其实吃面之地距离兴福寺还有一段距离，也许是该面太火的缘故，在一大片空地上，搭起了无数个棚子，人们就在这棚子之下大汗淋漓的吃着蕈油面，虽然每个棚子旁边都有一个功率巨大的工业电风扇在卖命地吹着热风，但那个场景让我感到的不仅是壮观，还时常有一种想搞恶作剧的心理，因为我总想把筷子插入电风扇内，看看能不能将筷子折断。
虽然我的品味是如此之低，却并不妨碍我拜读王道这部新作时产生快感。我从中了解到不少的掌故。比如王道在文中讲到了英国文豪萧伯纳来访中国，由邵洵美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因为萧伯纳不吃荤菜，于是邵洵美就在上海最著名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这桌菜价格不斐，高价四十六大洋，而这笔钱由邵洵美个人所出。然王道写此文也绝不是为了写吃，他在本文的结尾处说了这样一句话：“心理学家说，爱吃甜食的人具有亲和力与奉献精神。还有人说爱吃甜食的人心地善良，心里住着一个菩萨。”
《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 胡适著，吴浩主编，王汎森导读
六月初南京十竹斋画院的卫江梅院长来京与中国书店商讨业务，我是中间人，故一并前往中国书店参与此会。之前的一天，卫院长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浩先生是她的朋友，故约来一起见面，由此而了解到吴先生乃是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暨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这天的见面，吴先生并没有过多的言语，而是赠送在座者每人一本他主编的该书。我当场翻阅此书，发现这是英文本，而吴先生则告诉我，此书与胡适的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重要关联。
关于胡适的那部重要著作，因为只出版了上卷的原因，为此被人戏称为“半部书先生”，但以胡适做事之专注，他没有写该书的中卷和下卷，定然另有原因所在，因为我视角之狭窄，在此前并未读到过相关的解释文章，而本书中有王汎森所写导读，恰恰解读了这个问题，故这篇文章终于解了我多年之惑。
王汎森先生的导读题目为《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该书首先谈到了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有一份胡适用英文写就的《中国思想史大纲》，这个大纲并不是一部书稿，而是1554张小纸片，是胡适于1944年底到1945年间在哈佛讲课的大纲，王汎森强调：“这份《中国思想史大纲》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很大的不同。”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王汎森说，这份英文大纲反应了胡适两个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则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转变。
从导读中得知，胡适的这个转变跟傅斯年有一定的关系。1926年8月，傅斯年给胡适写了封长信，傅在信中跟胡适说，您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到是您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傅同时又称，哲学史著作已经被西方汉学家写过了，同时您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傅斯年同时跟胡适说，陈寅恪也持这样的看法。
其实，傅斯年的所言只是催化剂，胡适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王汎森在导读中写道：“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而胡适给傅斯年的回信中，完全同意傅的所言。当时的胡适正在巴黎，他教授的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今他要砸掉自己的饭碗，所以1927年5月，胡适访欧归来后，他将自己研究中古哲学的文章定名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就很少再谈哲学和哲学史，之后他开的课，也都名为思想史。后来胡适在一些演讲中也会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侍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甚至说出了“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的观念。
从1929年起，胡适废弃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改写为《中古思想史长编》，而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收入《万有文库》中，书名已经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
二十世纪30年代，胡适曾提出要取消哲学系，同时宣扬哲学破产，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及，胡适是北大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这样身份的人竟然提倡取消哲学系，这在当时引起了较大震动。1934年至1938年北大哲学系学生任继愈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提及：“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为此王汎森在导读中说：“似乎有意无意之间有这么一个分别。‘哲学史’与‘思想史’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成系统的，后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
在此后的段落里，王汎森还讲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乃是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而成的，同时也提到了此书的鲜明主轴即进化论的问题，还谈到了胡适对理学态度的转变，以及他跟梅光迪的争论等等。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在不同的时段，会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本书讲述的正是胡适早期的哲学观。此书虽然是用英文写就，但里面很多的重要观念及名词均为汉字，由此也可看到胡适对一些专用词语的翻译方式，而吴浩主编的该书还在书后附上了“引得”，以便读者能够检索到胡适在文中所谈到的各种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