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二酉像
杨二酉（1705—1780年），太原晋祠镇人，字学山，号又邨，别号西园、恕堂、柳南、一梅居士，晚年号悔翁。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监察御史、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巡察台湾御史、工科给事中、兵科掌印给事中等职。
才学出众 一岁六迁
杨二酉，出生于太原晋祠镇一个富庶的乡绅之家，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史载其“幼聪敏,美丰度,天性恺悌,学力精纯,工书善画,娴吟咏,长于古文辞章”。22岁补县学生员，雍正十年（1732年）中举人。次年登进士，名列二甲第五十二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翰林院负责草诏、修史、经筵侍讲、编订典籍等工作，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也是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特别是明清两代，普通士子一旦有幸成为翰林学士，不仅在士林中享有崇高声望，并且有资格主持科举考试，充当学子的“座师”。明代就有“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清代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不到30岁就能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说明杨二酉的确才学出众。
庶吉士学习三年后，经考核成绩优异者才能留任翰林，其他则派往六部衙门，或外放到地方任职。乾隆元年（1736年），杨二酉在翰林院学习期满，被授为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钞》《续文献通考》。乾隆二年（1737年），晋升为武英殿翰林供奉，修撰《大清一统志》，加协办起居事，即追随皇帝左右，记载其一日言行，作《起居注》。
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奉命纂写《日知荟说》一部。《日知荟说》是乾隆皇帝对自己向日所学以及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言论所做的总结，用以考订历代得失、吸取经验教训。杨二酉精心撰写，加之书法不同凡响，乾隆皇帝御览之后，“龙颜大悦”，即赐“内府葛纱六端”“*用御**眼镜一副”，拔擢“贵州道监察御史”。七月，奉旨巡察顺天府（今北京）乡试外场。十月，又奉圣命巡视南城（今河南河阳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荟说》一部，此篇《日知荟说》，乾隆皇帝御览之后更加满意，又赐 “*用御**笔墨两匣”“*用御**澄泥古砚一方”，再次晋升为“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又奉命校阅《明史》等史书。逮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任杨二酉为巡察台湾御史，兼理学政。杨二酉的才学得到皇帝的赏识，圣眷优渥，在一年内擢迁六职，史籍有“一岁六迁，时论荣之”的记载，这一年也成为他仕途生涯中最“得意”的一年。
巡视台湾 兼理学政
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杨二酉奉旨巡视台湾，兼理学政。直到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由台湾起程，八月返回北京。在台湾任职的两年，杨二酉办了三件大事，得到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一是体察民间疾苦，惩治跋扈总兵。台湾总兵章隆是满洲镶黄旗人，雍正三年（1725年）出任该职，为人飞扬跋扈，刚愎自用。其属下士兵也狐假虎威，经常为非作歹，有时借*压镇**百姓械斗之机趁火打劫。当地民众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就连地方官吏也畏惧他的权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杨二酉赴台后注重台湾社会安定，一切行事以乾隆皇帝的面谕“镇静”为准则，不愿激化与章隆之间的矛盾，苦劝他要体恤百姓疾苦，同时积极向朝廷提请减免台湾积年所欠税收白银3000多两，减免“供栗”（农业税）51000余石。然而，章隆并不把杨二酉这个初来乍到的巡台御史放在眼里，继续为所欲为，甚至纵容下属烧毁数百间民寮，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杨二酉忍无可忍，遂决定参奏章隆，先报福建督抚，转呈乾隆皇帝。两月之后，“撤职查办”的御批到达福州，章隆被免，解押京师，台湾人民无不鼓掌称快。这件事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二是兴办文教事业，复建海东书院。为了履行“兼理学政”的职责，杨二酉十分重视兴办教育。海东书院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位于台湾府城宁南坊台湾府学之西边（今台南市孔庙右侧），由当时的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建立，不久后成为岁科考棚，使书院的讲学功能受到影响，台湾学子不得不跨海到福州的鳌峰书院深造。为解决这一问题，乾隆五年（1740年），杨二酉向皇帝奏请复建海东书院，在奏折中说明了教舍、师资、管理考核、捐资助学等详尽内容，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台湾知府刘良弼在复建书院中给予了大力支持，诸罗县贡生施士安还捐出水田千亩充作书院束修、膏火之用。海东书院的复建，为台湾学子创造了更好的求学机会，也提高了台湾的教育水平。为此，台湾人民尊称杨二酉为“杨夫子”，并镌刻了一块《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至今仍存。
三是增广学额，使粤籍客民与闽人一同入学。清代学额是一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增广学额是各地区的普遍愿望。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并没有粤籍学子的学额，移居台湾的福建人可以正常入学考试，而广东移民则必须回原籍考试。为此，粤人很有意见，“有广东省多人纷呼求考称：伊等住台年久，而闽人视为客民，不容入籍考试，情词激切”。闽籍、粤籍百姓之间因学额问题，积累了深厚的矛盾，经常发生械斗。为了广纳贤才，化解矛盾，杨二酉于乾隆五年（1740年）向皇帝“提请增广学额，以使闽、粤人等一体考试”。得到乾隆皇帝御批后，杨二酉着力改革了台湾户籍制度，准许在台湾有田产家业的广东人编入台湾户口册籍，并增加学额，促使闽粤一体，圆满解决了闽、粤学额之争。
这三件大事，减轻了台湾人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台湾文教事业的兴盛，增强了闽粤人民的团结，对巩固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愧言职 诗文留芳
杨二酉是一位勤于职守、敢于直谏的“言官”，清正耿直，不谋私利。杨二酉赴台之前，迂道回晋祠省亲，恰遇父亲和晋祠渠甲的水亭之争。杨二酉的父亲杨廷璇在晋祠智伯渠上建造了一个水亭，用来赏景乘凉，但晋祠渠甲认为水亭有碍分水，会造成乡亲灌溉不利，由此互不相让。为解决纠纷，杨二酉不偏不倚，以利民为先，赴任前连夜拆除自家水亭，被当地百姓交口称赞。
乾隆六年（1741年），杨二酉从台湾回京述职，得到乾隆皇帝“召见赐坐，慰劳有加”的嘉奖，先后擢升为“工科给事中兼英武殿执事”“兵科掌印给事中”等职。杨二酉身为言官，尽力履行监察之责，深恐“有负皇恩”，被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称为“诚不愧言职”。他不顾自身安危，屡屡上疏参奏，诸如“停采买”“减关税”“除耗羡”“爱惜人才”“论浙江兵饷银色”“陕甘茶法流弊”等，为民请命，要求革除弊政、惩治贪腐，大多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清正和尽责，被权贵贪官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遂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借“论浙江兵饷银色疏”之机诬陷杨二酉。杨二酉最终以“误”免职，因受牵连而失官，正当壮年就“原品休致”，告老还乡。
*场官**生涯的结束，也是杨二酉田园生活的开始。早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京做官时，杨二酉就曾主持募捐重建晋祠奉圣寺舍利生生塔，创建万佛塔。回归故里后，他更加热心于晋祠古迹的修复，先后参与了移建文昌阁、扩建文昌宫、重修七贤祠、重修柏月山房等工程，并为之写记立碑，撰写的碑文中以《柏月山房记》和《同乐亭记》最为精彩。杨二酉“工书善画，娴吟咏”，在晋祠留下了许多楹联、匾额，如待凤轩联“桐叶自当年剪得，凤凰于何日飞来”（佚失）、文昌宫联“门环山水观仁智，地接风云会虎龙”、 名匾“水镜台”、“悬山响玉”等。杨二酉寄情于山水，归纳出了晋祠内外八景，并创作《晋祠全景十六首》，分别配以五言律诗，诗文书于文昌阁榭壁上，供游人欣赏观摩。
（原载于2019年第12期《前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