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民国的应城教案始末》
（楚爰金2018年10月26日 原创）
汉口开埠前后，清廷严禁传教，罗马教廷任命徐伯达为湖北代牧区主教，在民间隐匿传教。选择在远离汉阳府的应城王家榨建立教堂，此后，应城县成为鄂北的天主教基地。教会兴起，教众与世俗的纠纷自然增多，以致到了民国年间，暴发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应城教案，
应城圣家岭天主教堂旧址
一、恃教开矿
1905年，应城徐秀才因为膏洞利益纷争诉讼，托随县的天主教徒廖仪仁请来意大利康神父帮忙，县官见洋人顿时巴结逢迎，徐秀才胜诉。廖仪仁见膏盐业暴利惊人，便举家从随县迁徙到应城定居，专门从事开矿。
廖家作为外乡人，要在应城染指暴利，他们依仗的就是洋人和教会势力，廖家在卧龙岗建立教堂，纠集地痞流氓，形成教众团伙，其控制的教徒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以众凌弱，把持当地膏盐矿产，横行乡里，为害一方。
民国应城盐帮
后来廖仪仁之子廖石庵更会利用教会力量狐假虎威，卧虎岗教会发展得快，后来又陆续请来了几个神父，1915年，天主教湖北代牧区派意大利籍传教士梅占春到卧龙岗主持教务，梅占春是他起的中国名字，这个梅神父与传教士的宽厚仁慈格格不入，是个十足的恶棍，性格暴躁，经常寻衅打人。
二、神父结怨
自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到应城八年之后，梅神父终于为他的作威作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与一个矿工的仇怨，演化成一个当时震惊全国的教案。
民国时应城膏盐矿洞
这个矿工不是应城县人，而是应山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广水市。他名叫雷长升，生于1892年，死于1924年，时年32岁。应山县天子岗人，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四，所以人称雷幺。他自幼父母双亡，靠乞讨和卖工为生。在梅神父到就应城传教的前一年，1914年，雷幺随饥民逃荒到应城矿区，先在石膏洞当抬工，后来到盐棚当熬盐工。
长期的苦力生涯，使雷幺臂力过人，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他说话心直口快，经常祸从口出。有一次，他当众戳穿了盐号“大秤收柴、小秤出盐”的奸商伎俩，被惩罚去教堂服苦役。在教堂，他听到梅神父传经布道说：“耶稣叫人忍受苦难，忍受苦难的人死后都会升上天堂。”雷幺又犯了多嘴多舌的*毛老**病，当众说：“这全是骗人的鬼话，要我们受苦，他神父为么事要享福？”梅神父听了怒不可遏，命人把雷幺捆起来毒打一顿，后来又让盐号把雷幺解雇。
三、雷幺*仇报**
雷幺当然是忿恨不已，他平时很讲义气，把兄弟很多，就与许幺、潘幺等人商议，准备抢夺矿警的枪支，报复梅神父和盐号。事情泄露后，雷幺率十几名把兄弟逃回应山，偷了盐局和民团的枪支，在天子岗拉杆子占山为匪，队伍很快扩大到百人，在桐柏山系赫赫有名。
民国土匪
1923年8月，雷幺率近百土匪攻入应城矿区，杀掉了欺压过他的盐矿把头郭万才，9月4日在卧虎岗抓获了梅神父，把他捆在大方桌上，抬到四乡*行游**示众，酿成了震动全国的应城教案。由于法国拥有在中国的保教权，所以意法两国联合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当年5月，山东刚刚发生轰动世界的临城劫车案，土匪劫走外国旅客40人、中国旅客70人作为人质，被称为是义和团之后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山东督军田中玉被免职。听说应城出了教案，湖北督军萧耀南大惊失色，急忙派重兵围剿。
湖北督军萧耀南
四、重案无解
雷幺屡次把梅神父推在阵前充当挡箭牌，令官军投鼠忌器、无可奈何。萧耀南只好传信雷幺，督军府愿意以一万银元赎出梅神父，遭到雷幺的拒绝。他把梅神父押回应山后，为躲避官军辗转桐柏、枣阳、唐河等地。
1922年，直系吴佩孚控制河南，解散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弟弟赵杰任师长的河南暂编第一师，所以这些地区散兵游勇很多。雷幺得以与刘广林、于海峰等流窜兵痞合股，发展到500多人枪。他们要求仿照临城劫匪的结局，由政府军招安整编成一个师，最后谈判失败。
民国时鄂豫边界土匪
坐镇开封的吴佩孚也派重兵参与围剿，鄂豫两省*队军**联合在桐柏山区追捕雷幺三个多月。2013年 12月2日，官军在桐柏县大败雷幺所部，在该县柳树庄抹角楼将梅神父救出，但一个绑匪逃走前开枪将梅神父击成重伤，梅神父在两天后因伤重不治而去世。
1924年春，被击溃的雷幺化装到汉口购买*火军**，在法租界被捕。这个实在是太巧合太精准，估计应该是他手下兄弟贪图重赏而出卖他。据应山县志记载，雷幺被以鄂北巨匪的罪名押回应山，凌迟处死。对于这一点，楚爰金认为不足采信，当时毕竟是民国政府了，而史料记载，中国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是1905年大闹京师的康小八。
五、巧妙善后
应城教案惊动了梵蒂冈教廷，1923年12月，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亲自到汉口处理此案。意大利和法国使馆也反复进行善后交涉，在谈判中百般刁难和威胁，要求严办地方长官，要求巨额赔款，由于条件苛刻，一时很难达成协议。
在汉口的天主教徒陆德泽和刘歆生出面斡旋下，刚恒毅总主教和汉口田瑞玉主教商量，决定不提出赔款要求，以免激化民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对于传教不利。1924年1月31日，湖北省督军萧耀南召集汉口法国领事和汉口天主教代牧区主教商议，同意教会的要求，用慈善的方式纪念梅神父的殉职，由地方政府出资，在汉口新建一所教会医院，在应城卧虎岗新建一座大教堂。
梅神父医院碑亭
当场，萧耀南决定政府拨款银元2万元，地产商刘歆生捐赠了3万多平方米的地皮。后来，武汉各界陆续为此捐赠了30多万元。梅神父医院于1924年1月开建，1926年1月落成，首任院长为当过清政府县令的天主教徒陆德泽担任。医院门前的马路也被命名为梅神父路，也就是现在的江汉北路，当年的梅神父医院，也早就改名为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在应城，则指定廖石庵牵头实施，由政府出资在卧虎岗新建了圣家岭天主教堂。
一场莫大的教案，就这样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得到了和平化解。毕竟在1924年初，欧洲列强自一战后自顾不暇，中国的大革命浪潮即将兴起，天主教会也审时度势，为了传教宁愿化干戈为玉帛，加之汉口天主教徒的斡旋，这次涉外教案的解决方式另辟蹊径，保全了各方的体面，没有赔偿的措辞，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事件的尘烟已消散，当年的物证今犹在，小人物有时候也能以不经意的方式催生一个历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