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四 四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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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龙
悄然无声，却力顶千斤
」
人 物 介 绍
张国龙，河南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微生物与感染免疫专业学习，中美结核病合作项目办主任，中国防捞协会老年分会副主委，中国防痨协会理事、河南省学科技术带头人、优秀专家，第九届河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河南省结核病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微生物与免疫学会副主委，河南省临床微生物学会主任委员。中国防痨杂志及医学研究杂志通讯编委，在美国NATURE, Genome biology, AAC, JCM等杂志发表论文15篇。国内论文3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重点资助100万美元开展结核病感染自然史研究。与美国NIH合作建立国际结核病研究中心。取得结核病省重点实验室的资质。先后接待过洪博培、骆家辉、阮大卫三位大使来访。2014年获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重大专项，中美合作结核病临床诊断与治疗新技术的研究，获科研经费395万元，填补了河南省卫生领域该项目的空白。
采访笔记
忍不住要叫他龙哥，因为他身上的一股侠气。
“侠之大者，不为名利，不为钱财，只求问心无愧。任侠之事，不必张扬，事了拂衣，扬长而去，才最具风骨，只是风流。”当我把“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句话送给他时，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其实，这是所有疾控人的真实写照。
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一个他认识的艾滋病女孩，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她困在家里，在微信群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不在武汉，我在郑州；我没发热，也没得什么肺炎。我得的是艾滋病，我已经没有药吃了，没有药了，所以，你对我的事，还有兴趣么？”
当有人告诉他这个网民叫“小猫”的女孩，在互联网的另一端键入这些字符时，他久久没有作声，隔着手机屏幕和网络，他几乎都能看到女孩嘴角无奈、凄冽，甚至带着一些嘲讽世界的笑容。“一场疫情，可以带来让人心痛、让人失落，甚至让人绝望的次生灾害。所以，要帮助她，还有那些断了药的艾滋病患者，让他们活下去，记着这个世界，还是有光的。”
于是，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联系药品，从全国各地发邮，响应者多起来了，志愿者多起来了，大家都知道，龙哥在帮他们。
“救命稻草，善有善报”，这是他听过最多的一句话。
而他自己，在多种场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做好保护，拒绝无套，定期检查，不能太乱。
“一旦感染，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按时服药，作息规律，平衡膳食，加强锻炼，身体基本和正常人一样。更重要的是，不能报复社会，不能恶意传播。不要恐艾，不要歧视。”
临别之时，他引用《百年孤独》中的一句话说：“我们累，却无从停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我明白，他最懂那些特殊人群的心思，满是苦难的人需要的很简单，只要一份温暖和陪伴就够了。
“很多患者还年轻，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他意味深长地说。
1 三十年结核病防控经验
1992年，张国龙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南省结核病防治所。
这个预防医学系公共卫生专业的高材生，毕业的时候就胸怀壮志，“我对公共卫生事业是充满热情的。”他说。而近30年的工作，这份热情有增无减。
张国龙亲历了这几十年来公共卫生的国家战略。早期各省的结防所，是独立的单位，2006年非典之后，国家组建大疾控系统，成立了省级疾病控制中心。张国龙所在的河南省结核病防治所，也从那时起，并入疾控中心的大家庭。
老话说，结核病就是穷病，越穷越难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家规定，结核病只有住院才能报销，而住院最多只能住1个月，结核病通常需要半年的治疗时间，剩下的几个月怎么办？拮据的病人就只能拖着。
“而且，肺结核筛查的费用也无法报销，比如几百元左右的Xpert检测，有人心疼钱，能省就省，干脆不做筛查，这就会漏掉很多人。结核病人不控制好，空气里飘着的都是结核病毒，人人都会感染上，不管的话，危险就大了。”
张国龙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那段艰难的防控岁月里，整天思考的就是：必须打破这个防治工作中的瓶颈，快速发现病人，减少传播。“第一步，就是要把筛查的费用纳入门诊报销，以尽快找出结核病感染者；第二步，一旦发现结核病人必须进行治疗，从看门诊开始就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不是等到住院了才报销。尽早治好结核病人，才能减少传播机会。”
有时候，工作是需要反复沟通，需要坐冷板凳、磨嘴皮子的。
他们去医保局软泡硬磨，跟医保局的领导极力争取，要求把结核病的筛查费用纳入医保，张国龙说，一定要争到这笔钱，争这笔钱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到社会责任。有一次，他忍不住在医保局领导面前红了眼圈。
“我说，这是呼吸道感染疾病，病人不控制的话，空气里都是病毒，坐公交车、坐地铁、上超市、去影院，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上，假如里头有你的母亲，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心痛啊——不是为我们自己争权利，是为弱势群体争权利，后来，社保局的领导真被感动了，每年给我们拨款，这都是磨来的钱。”张国龙说。
事实上，河南省是第一个把结核检测纳入单病种收费，这在全国是创举，实实在在解决了病人的困难。
Xpert MTB/RIF是全自动分子诊断的快速结核诊断，它能直接检测痰液标本中的结核杆菌，2个小时即可同时报告结核及利福平耐药，检测快速，操作简便，对生物安全行的要求很低。
难题得一道一道解决。
治病要有钱，也要有更好的技术。2000年，张国龙去日本京都大学感染免疫专业学习，一去就是5年。
对这段留学生活，张国龙记忆犹新。“很苦，一些研究设备都是预约制使用，不是随时都有，所以必须在预约时间内，拼命把工作做完，通宵工作是常有的事。”
在日本，张国龙主要研究结核病的逃生机制，搞清楚结核病是如何躲过免疫机制，了解细菌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以找到破坏传播的路径。
“回国后，我的老师光山正雄教授，也是日美结核病的会长，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把第一届中日美结核病防治会议放在中国郑州举办，当时也邀请了赵国屏院士。国内知名的结核病专家都来了，很轰动。我在会议上做了河南结核病耐药率和患病率疫情报告。美国专家听了非常感兴趣，决定把结核病研究项目放在河南——河南的肺结核疫情太严重了，病人耐药率也高，是个绝佳的研究现场。不久，河南国际结核病研究中心就建立了，从那之后，国际合作一波接着一波多起来了。”
2009年，张国龙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重点资助，与美国NIH合作建立国际结核病研究中心，研究结核病感染自然史、新发技术等。
“现在在做的，是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标志物预测结核疗程的一个大项目，在南非、韩国设立多中心，很多国家都在参与，定期举办年会、汇报进度、多国联合会议，比尔·盖茨基金会重点支持，中国现场，就在河南。”张国龙表示，作为一个疾控人，不能只做好疾控工作，还必须承担着科研重任。
2 艾滋病防治不容乐观
2020年1月，新年伊始，疫情爆发。
除了部署大量的新冠肺炎工作，张国龙的重心，从结核病防控转战艾滋病防控。他说，当前艾滋病传播的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
张国龙坦言，河南省是艾滋病重灾区，对艾滋病防控历来重视。“国家拨给艾滋病防控的经费是48个亿，国家是下了大力气的，且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都分配了任务，联合加强艾滋病的治理。但是传播数据年年增长。究其原因，以前的艾滋病传播途径是献血，现在99%是性传播，其中，1/3是同性恋之间传播，极其隐秘的行为，防控很难干涉。更让人痛心的是，学生患病人数的增长，很多人没有什么保护措施，稀里糊涂就得了艾滋病。”
据4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19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其中艾滋病死亡人数为20999人，占所有传染病死亡人数的83%。
死亡率占比如此之高，张国龙表示无奈，“现在花费大量精力来建立社会组织，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干预男同人群，教育他们做好安全措施，鼓励他们定期检查。但是，婚外*行为性**却无法通过社会组织干预，更别提干预措施了。”
在此之前，艾滋病检查是分层级的，第一层级是筛查点，一些指定的口腔门诊、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都要求有1平方米检验台。母婴、拔牙、透析、内镜等人群，做到应检必检；第二层级是初筛实验室，二级以上医院做手术、婚前检测等，都要检查是否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第三层级是确诊实验室，河南有38家艾滋病确诊实验室，初筛出来的患者要送到确诊实验室进行最后判断。
2020年，我国发布新版《艾滋病检测规范修订版》，主要有以下调整：一、新增了检测总流程图、检测样本类型、自我检测及传递检测流程、输入性抗体核酸检测及流程和HIV-2核酸检测；二、优化了抗体检测流程和不确定结果的随访要求；三、强化了核酸检测的诊断价值和生物安全；四、完善了新发感染检测策略、核酸检测策略、婴幼儿诊断及各类检测报告。
据张国龙表示，艾滋病的传播不仅限于年轻人，老年人也是一个高发群体。新乡的一个艾滋病检测点发现一名80多岁的老人是阳性，一开始他不愿意说是如何被感染的，怎么问都不说，后来甚至不得不吓唬他，这才吐口说可能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传染的，找到这个老太太再往上盘问，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传染了她，找到这个男的，他交代了6个同性恋，这种顺藤摸瓜找到患者的方式固然有效，但发现的真相，是残酷而触目惊心的。
“就这一个案例，省了1600万。”张国龙说。这近1600万是怎么来的呢？张国龙解释说，过去用人海捞针的术前检测这种方式，发现一个艾滋病人的成本是200多万，发现8个患者就节省了1600万，当然，这极其不符合卫生经济学，所以要做精准流调，溯源管理，新感染的病人，一定要查到是谁感染的，再往上找，挖一个就省下200万。”
张国龙的言下之意是，快速找出患者，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多找到一个人，就可能避免几个、十几个人被传染。
3
疫情中奋战在一线
这次疫情，听到都是临床医生的声音，疾控人很低调，实际上，他们也奋战在一线。
去年12月，张国龙刚好在武汉培训，他有点庆幸地说，再晚半个月，就遭遇封城回不来了。
疫情下的工作是夜以继日，马不停蹄。
“每天凌晨的确诊省内新冠患者数据，是常规工作；一辆抵达郑州的列车上发现一例病人，他接触过人数是多少，这些人都要找到，谁去找这些人，也是我们；海关值班，守护国门，还有督导组，都要抽人去指导；还有一部分同事去做现场采样，直接面对病人，都是高风险任务。”
张国龙笑道，他的团队17员干将都在一线拼命，有时候忙的足不点地，吃不上一口踏实饭，一碗方便面，加个火腿肠就算完事了。“饭店不开门，宾馆不开门，吃不好睡不好，但是工作不能做不好。”
新冠期间，张国龙依然牵挂着艾滋病病人。
病人拿不到药，没人管他们了，张国龙管起来了，他从全国各地寄药给那些病人，以解燃眉之急。他表示，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检测是做不了的，现在一手抓复工复产，一手抓常态化防固，疫情期间积压的检测量也爆发了，任务艰巨。
“要进行全省大规模的流调。也要引进病人自我评估、自我管理的概念，测耐药性，做高中低的打分，重点环节做个性化的评估，因人施控。”张国龙说。
疫情还没有结束，他认为，新冠病毒的干预措施，可以用到结核病和艾滋病管理上。比如，疫情期间结核病的爆发大大减少，因为大家都戴口罩，良好的卫生习惯的养成，大大减少传播的几率，对结核病防控是大有裨益的。对艾滋病防控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大家都不出门，减少了出外*欢寻**的机会，传播减少30%。
不过，张国龙提醒说，艾滋病患者感染新冠的风险更高，因为艾滋病人本身就是免疫缺陷者，所有外周病原体都容易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与临床医护人员相比，疾控工作者更像是“战疫”中的“隐形人”。由于疾控专业的特殊性和专属性，疾控人队伍，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零星地分散在各个工作站点，因此大家对疾控人的了解甚少。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他们担负着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釆样与检测、密切接触者管理、应急物资储备发放、消毒消杀、健康宣传等工作任务。
在张国龙看来，疾控人的工作更多是在喧嚣的背后默默进行，他们除了与新冠病毒， 还有结核病、艾滋病的斗争未曾停歇，悄然无声，却力顶千斤。
口述实录
龚芷葳
张所长，请问艾滋病防治和结核病防治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
张国龙
相对来说，结核病防治是遍地开花分布，全省各地区都有，而艾防有重点地区，驻马店、南阳、周口，都在河南省东南方向，有明显的重点区域。豫南某一个县就有5000多病人，豫北可能一个县只有几个人，在全省的资源分配也根据病人分布，比如豫北有的县区就没有艾防科。
我们艾防所管艾滋病、麻风、丙肝、性病，中国是世界上丙肝人数最多的国家，很多丙肝病人和艾滋病人是同源的，以前献血传染上的占比很大，现在传播途径发生了变化。丙肝是个大问题，卫健委和医保局最近也召开会议，非常注重对丙肝传播的防治。这么大的病人群体，下一步是需要加强防治的重点，也要推出丙肝的检测措施，做一个像结核病一样的单病种，我们有现成的工作模式，像结核病一样往前推进，工作模式上有共性。
龚芷葳
我国和日美的结核病防治有什么差异吗？
张国龙
美国全国的结核病不超过1万人，比我们的难度小很多，但美国的技术和科研是值得学习的。我研究的方向是新的诊断方法、评价机制的研究。用PETCT先做，PETCT是最早预测药物敏感或有疗效的手段，但是价格昂贵，国内很难支持这个费用。我们就用代替方案，比如某个生物标志物，一旦出现一个指标，就可以停药了。将来对结核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像治感冒一样，这是最终的方向。
龚芷葳
近期，您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呢?
张国龙
利用科技来做一站式服务。就是在各地建立分区域的中心，根据省市县各级功能不同，建立的中心兼备检测、快速发现病人等功能，在治疗上引进门诊一体化。还有一个内容是电子药盒，坐在诊所里不出门就知道病人今天是否按时吃药，电话督促他吃药。
同时，数据库也在建，病人的片子传来，医生做的对不对，我不用跑出去就可以做到全省质控。智能诊断做好了，是不是结核病一目了然，避免了过度治疗、误诊。精准到位，提升实战能力，科技改变了疾控。
龚芷葳
目前疾控工作的难点是什么？
张国龙
疾控的问题在于，病来了重视，病走了忽视。疾控中心的大楼是非典时盖的，非典走了，这里又沉寂了。不过，我们情愿被遗忘，这样至少说明没有大的疾病肆虐。但是，预防不是一日之功，这就好比建立一座智慧长城，好容易建立起来，防止病魔进攻，守护老百姓。长城要日日夜夜守护，预防也是如此。
龚芷葳
作为一名疾控人，您感到骄傲吗？
张国龙
必须感到骄傲。我是很有成就感的，上医治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传染病消失在萌芽状态，让大家不生病、少生病，我们是上游的筑坝者，而不是下游的捞鱼者，我们上游做好了，下游就不生病了。
龚芷葳
您觉得，公共卫生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张国龙
挽狂澜于萌芽状态。上医治未病，公共卫生的核心出发点是减少疾病的发生。除了要减少传染病，还要关注慢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等，这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要管病人不得并发症，不会因为并发症造成更深一步的伤害，比如高血压患者，提早介入，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减少致残率，这对社会也是非常大的贡献。
龚芷葳
公卫系统有句话“瘟神跟着财神走”，您对未来有什么期许吗？
张国龙
重视公共卫生，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要等疫情来了才重视，要有长效机制。比如说，要留住公共卫生的人才，同样都是做卫生事业，在医院一个月可以多赚几万，这怎么留住人呢？在公共卫生上的投入，是正常医疗上效益的8倍，就是说，投入1块钱就是8块钱的收益。另外，就是倡导大家健康生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也是普通人对社会的贡献。
龚芷葳
公共卫生对临床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张国龙
是有帮助的，有一些医院罕见的传染病已经看不了，前一段时间，一位病人，住院一个多月，找不到病因，老太太自己在家养羊，养了400多只羊，从羊身上感染了疾病，医生查不出来，我们一看，典型的布氏杆菌病。对很多传染疾病，医院没有足够的认识，如今90%的医院不开展结核检查，很多时候容易造成误诊。
龚芷葳
您平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放松呢？
张国龙
晨练，游泳，我从早上6点游到8点，1500到2000米不在话下。我骑自行车上班，每天骑行9公里，原来体重最重的时候是90公斤，通过锻炼，体重很快下来了，人也很有精气神。锻炼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龚芷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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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龙
会的，看国际上有什么进展，看病毒到底是什么机制，通过什么途径激活了某个基因，这是我的兴趣爱好。
龚芷葳
跟医生一样面临危险，但赞美并不多，有什么想法吗？
张国龙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采访/龚芷葳 编辑/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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