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文天祥都是历史上忠君爱国的代表，其尽忠报国、勇赴国难的献身精神曾激励过后世一代又一代志士的爱国热情，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宝贵遗产，那么，其爱国思想都有哪些共同特征呢？
对于两位南宋的爱国巨人来说，爱国思想皆以封建正统观念为基点。
无庸祎言，中国传统爱国思想无不建立在封建正统观念之上，爱国与忠君互为表里。正统观念是宗法思想的历史衍化，它以捍卫正宗皇权的神圣性、纯洁性、继承性为宗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往往十分强烈。
南宋偏安江左，始终面临外族威胁，“华夷之别”观念进一步强化。南宋如朱熹、张 、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都有论述。即使一般南宋武将，这一观念也毫不含糊。如镇守川陕的抗金名将吴玠，在饶风关战役后，金将曾遣使诱降，吴玠作书断然拒绝：“夫华夷异域吗，君臣异分，此天下大义，古今常理，顺之则治，逆之则乱。披观传记，数千百年，夷狄之乱中华，与夫叛臣贼子称兵犯上，率不旋踵，夷灭无遗类者。”
岳飞、文天祥自然也毫不例外，而且其正统观念表现得更突出、更典型。岳飞对金人扶持的刘豫伪齐集团及其*党**羽深恶痛觉，其讨伐檄文中这一思想十分明确。
出于正统义愤，他于绍兴四年夏秋间发动了著名的襄阳战役，以速战速决的凌厉攻势一举歼灭伪齐李成部主力，收复襄阳六郡。绍兴七年九月，岳飞又接到谍报，获悉金*欲人**废刘豫，另立被俘钦宗之子为南朝皇帝，企图分裂南宋，这一消息使岳飞忧心忡忡，在觐见高宗时冒然请求早立嗣子以备不测，结果使高宗深为恼怒。
文天祥奉命出使元营，以宋廷“正统地位斥责元方背信弃义、侵犯正统：“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欲以为国？欲毁其社稷？”正统观念使他勇敢无畏，驳回伯颜的威胁：“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 ，非所惧也。”后来身陷大都囚牢，元世祖“百计驯之，终不可得”，始终以效忠南宋朝廷而忠贞不二，正统观念使他最后毅然决然选择了以身殉道的归宿。
南宋始末两端皆面临北方外族强敌入侵，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爱国救亡民族情绪空前高涨，涌现了一大批诸如李纲、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虞允文、王坚、陆秀夫、张世杰等爱国志士，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悲壮诗篇，岳飞与文天祥正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两面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岳、文的爱国思想并非仅仅是慷慨言辞，而是都强调以生命代价作保证。惟其如此，方算是尽忠报国，无愧于忠义名节，最后也都以身殉难作了生命的践履。
岳飞对忠义之士的要求有其特有的标准，他认为忠义之士应该是“以忠许国，义不顾身，并进而认为“好生恶死，天下常情。虽临大难而不变，则视死如归，非忠义之士有所不能”。危难之际，生与死的严峻抉择之时才能考验真正的忠义之士。
绍兴七年，岳飞挥师北伐前夕在给高宗奏疏中有如下表述：“臣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复仇雪耻之心。”正是这样的信念激励岳飞十数年转战江淮，克复襄汉，长驱伊洛，多次重创金兵，威震敌胆，由此号为南宋中兴名将。
一百多年后民族英雄文天祥高度评价岳飞的“忠义”精神：“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虽百世可知也。”纵观南宋一代对岳飞之评语，这当为最高荣誉，反映了文天祥对岳飞的高度理解与推崇。
岳飞对忠义之士的要求，在文天祥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文天祥生当蒙元压境的南宋晚期，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已是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之际。
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军已深入江南，京畿已闻铁蹄之声。文天祥在赣州首先对朝廷勤王诏率先作出反应，数日内召集义军万人赴临安勤王，临行前有人说他此举无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不仅无济于事反而自投虎口，文天祥的回答慷慨悲壮：“国家养育臣三百余年，一旦有急，争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力图以率先首倡之举感召更多爱国义士入卫社稷。
至临安后，尽管遭昏后奸相排挤，文天祥仍矢志不移，与张世杰等试图组织京城保卫战，最终因谢太后、陈宜中等已绝意降元，遣散义军，自己奉使元营又被扣押，方使爱国壮志化为泡影。但这种勇赴国难，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也不应忽视他们忠君思想的局限与超越。忠君思想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必然产物。在宗法制思想严格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天子、皇帝就是国家社稷的总代表，爱国则必然忠君，除非君主弃国而去。
史学家曾数次展开过对岳飞等历史人物的“忠君”问题的讨论，至今仍然有意见分歧。比较岳、文的政治思想、忠君观念显然占有重要地位。
岳飞是中国古代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忠君，构成了其历史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宋高宗赵构昏庸怯弱，对金人以屈膝称臣为能事，岳飞却多次对其感恩戴德，惟君王感恩涕零。
他曾明确表示北伐是为了“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邀奉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百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对此高宗也曾多次褒奖岳飞“忠勇”，并赐给“忠将岳飞”旗帜。
文天祥忠君思想自然也是无须否认的。文天祥之所以抗元百折不挠，始终以国情为重，被俘后每每以“大宋状元宰相”自励而忠贞不二，不能不追溯到理宗的报恩自许。镇江脱险后历尽千难万险寻归益、广二王，奉行错诏令违心放弃南剑州而改督府 州，都是忠君思想的表现。
但是，岳飞、文天祥忠君思想仍是有原则限度的，并非像史学家一些同志所说到了“愚忠”的地步，只是比较而言，忠君程度有所区别，岳飞尽管忠君观念浓厚，但对赵构之旨意也并非言听计从。
绍兴七年后围绕着北伐中原、立储、淮西军易帅、对金人归还河南、陕西态度等问题多次发生冲突，甚至在悲愤难抑时说过“官家有不修德”这样近乎“指斥成舆”之类惊人之语。
如果说岳飞在忠君与爱国关系认识上比较糊涂的话，文天祥则对此有着相当的认识高度。文天祥兵败被俘、押囚燕京后，爱国思想有了质的升华，爱国已超越忠君，为古史罕见。
押解大都之初，元朝宰相劝其归顺，文天祥回答说：“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是孟子的著名理论，秦汉以后君主*制专**政体强化，很少有人提及。后来元廷又让德祐小皇帝前来劝降，文天祥也只是“北面拜号”、“乞回圣驾”。
在狱中他还以杜甫诗句沉痛谴责太皇太后谢氏、太后金氏等人投降辱国行为，最终义无反顾而以身殉国，以罕见的民族气节谱写了古代爱国主义的生命礼赞。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天祥的爱国思想不仅超越了岳飞，也超越了时代，在宋代思想史上殊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