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昭君并不是汉元帝的公主，和刘姓王朝没有半点沾亲带故，所以她和呼韩邪的婚事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和亲，而是和亲模式上的一桩特例。那么，如果和亲出塞的人是一位汉家公主，你觉得诗人的同情会更多些还是更少些呢？
戎昱《咏史》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净沙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咏史》诗的大意是说：汉人历史上的所有国策里，最糟糕的就是和亲政策；国家安危只能仰仗英明的君主，哪能寄托在女人的身上呢；历史上竟然有那么多将相大臣赞成和亲，真不配作为国家栋梁啊！
“安危托妇人”的“托”，在古汉语里属于反训，简单讲就是反过来理解，“托”就是“不托”。唐宪宗提到的那位魏绛，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大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和亲政策的人。
唐宪宗如此褒奖《咏史》诗的作者，如此贬低魏绛，那些提议和亲的大臣们就该从此住口了。天下人也从此知道了这首《咏史》，知道了它的作者戎昱——原本不太出名的一位诗人。
站在唐宪宗的角度来看，戎昱的见解当然高明。但如果站在大臣和百姓的角度，他们也许暗自在想：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江山是你们李家的江山，让你们李家出几位公主去和亲换来几年太平，免得百姓们多劳作、多交税来提供军费，免得千千万万的军兵战死疆场，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备战当然必要，但和亲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早在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金城公主和亲吐蕃（bō）。文人们奉旨写诗，有的说“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有的说“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李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都在称赞皇帝心系万民、割舍亲情。
其实金城公主也不是真公主，只是李唐宗室之女，但好歹身上有着李姓皇族的血脉。但是文人们奉旨写诗，即便和戎昱想的一样，总不好明着和皇帝唱反调。他们私心底下会不会觉得和亲是一桩屈辱的事呢？这屈辱如果是皇帝承担的，那么作为臣民，心里的耻辱感难道不应该放大很多倍吗？
胡曾是唐朝最能写怀古诗的诗人，有一年他路过平城，写下这样一首绝句：
汉帝西征陷虏尘，一朝围解议和亲。
当时已有吹毛剑，何事无人杀奉春。
（《咏史诗·平城》）
当年汉高祖刘邦远征匈奴，在平城陷入重围。解围之后，刘邦明白论*力武**不是匈奴的对手，于是采纳奉春君刘敬的建议，安排宗室女子与匈奴和亲。
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和亲传统，就是从这件事开端的。所以胡曾怀这段古，是要把刘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他扣一顶“千古罪人”的帽子。
绝句，又称截句、断句、绝诗，四句一首，短小精萃。它是唐朝流行起来的一种汉族诗歌体裁，属于近体诗的一种形式。
在古人的概念里，奸臣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损公肥私、嫉贤妒能、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典型坏人，比如我们熟悉的魏忠贤；另一种是公而忘私、严于律己、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但遗祸万年的典型好人，比如这位刘敬。
第一种奸臣造成的祸害是人事性的，基本只限于当时，第二种奸臣造成的祸害是制度性的，可以远达千秋万代。在胡曾看来，刘敬这种人当时就该赶紧拿快刀杀了。潜台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尊严是不应该向利益做出任何妥协的。
你应该能想到，这些诗人一定对汉武帝情有独钟。汉武帝不惜耗尽全国的人力物力，硬碰硬地和匈奴开战，扬我大汉雄风。
但奇怪的是，诗人们提到汉武帝，总是把他当成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反面教员。。比如杜牧在他的《华清宫三十韵》里借汉武帝批评唐玄宗，说他“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dào gān jiāng）”，像汉武帝一样“玩兵”，拿打仗不当回事，结果授柄于人、误国误民，也误了自己。
诗人怀古咏史，往往就一事论一事，在宏大的议论上毕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如果能把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暂时放下，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王昭君的一生，感受自然不会相同。
当初杜甫写那首《咏怀古迹》，只是远远地眺望昭君村的方向而已，并不曾真的走进村子。
但白居易走进来了，一边追寻昭君的遗迹，一边听村里的老人讲述这里的风土人情。他的那首《过昭君村》成为唐代吟咏昭君的诗里很别具一格的一首：
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
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
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
独美众所嫉，终弃出塞垣。
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
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
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
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
惨澹晚云水，依稀旧乡园。
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
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
不敢往者戒，恐贻来者冤。
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白居易眼里的昭君村是一个“遐陋”的地方，既偏僻又简陋。这样一个地方竟然能养出绝代佳人，只能让人感叹“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就像英雄不问出处一样。
美色总会被人发现，昭君注定被选入宫，却因为旁人的嫉妒，落得出塞远嫁的结局。皇帝纵然眷恋不舍，但事态所逼，无可奈何。人世间有那么多黑白颠倒的事情，又何必偏偏怪罪那些画家呢？
时过境迁，村子里找不到昭君的遗迹，只有村子的名称昭示着那段往事。村子里的老人告诉我说，昭君的遭遇被村里人当成前车之鉴，所以直到今天，村里姑娘的脸上还会看到故意烫伤的疤痕。
在村民的眼里，“薄命”仅仅因为“红颜”，与其天生丽质，倒不如灰头土脸。
这是很能引起读书人共鸣的心思：凭着绝代才华进入权力场的漩涡，在万分凶险当中博取富贵，难保不会弄巧成拙，下场还不如安安分分的普通百姓。
历尽宦海沉浮的白居易最能领会这样的道理，所以白居易的后半生大体是在“中隐”当中度过的：拿着朝廷的干俸，能少操心就少操心，能不做事就不做事。简简单单地享受人生，比什么都好。
但是，如果再换一个角度，难道王昭君自己就没有一点过错吗？刘长卿有一首《王昭君歌》是这样说的：
自矜妖艳色，不顾丹青人。
那知粉缋能相负，却使容华翻误身。
上马辞君嫁骄虏，玉颜对人啼不语。
北风雁急浮清秋，万里独见黄河流。
纤腰不复汉宫宠，双蛾长向胡天愁。
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
可怜一曲传乐府，能使千秋伤绮罗。
整首诗最要紧的是前四句，大意是说：昭君对自己的美貌太自负了，相信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这才不把画家放在眼里，不肯向他们低眉折腰；哪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毁在这样一个细节上。
那么可想而知的是，在读书人身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刘长卿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才高就容易自负，自负就不愿在凡人面前放低身段。
当一个人陷入这种境遇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呢？
当然有的。儒家哲学其实反复讲过，人就是应该始终保持君子的尊严，坚守原则，不问成败。坚守原则是人可以自己把握的，成与败却要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是人难以把握的。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但是真正的难题在于，有几个人可以真的不计成败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择一种好的人生准则，难道不是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降低失败的风险吗？儒家那一套古老的贵族原则，在科举制带来的平民化的社会里早已经不合时宜了，只是不知道，它在今天还能合几分时宜呢？
总结：
科举时代里的读书人特别能从王昭君的命运里得到共鸣，所以唐朝诗人怀古咏史，昭君出塞是一个热点题目。
诗人对国家的和亲政策通常都持批判态度，比如戎昱的名句“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还有胡曾的名句“当时已有吹毛剑，何事无人杀奉春”；
但是对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通常也持批判态度，比如杜牧的诗句“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发议论永远比实干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