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和酝酿，工业革命在18世纪冲破瓶颈，一举颠覆了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化，马车上的西欧率先进入现代社会。
随着蒸汽机时代的到来，马车正在驶向自己的终点。
自从马出现以后，人类保持了长达数千年的移动速度，如今已经到了即将突破的临界点。
进入19世纪，即使在最好的道路上，一辆四轮马车24小时也只能行驶不到400公里。这个速度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并没有太大差别。
车辆行进的速度取决于两个条件：动力和道路。 马是生物能源中最高效的动力，石子路是当时最平整的道路。
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发现，马车在有轨道的路上行驶时，拖拉的重量要比在普通路面上高三倍。因此木轨道出现了。这种技术对道路的提升，是原则性的突破和颠覆。作为工业革命最大的成果，蒸汽机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动力系统，而钢铁提供了一种比石材和木材更坚硬可塑的人造材料。就这样，火车诞生了。
1815年，英国一份政府公报中，就“蒸汽机的新应用”介绍说：今后一段时间，在利兹将有一部蒸汽机被安装到
车轮上，借助一个巨大的齿轮，让它在轨道上运行。
如果说轮子使人的运载重量增加了数倍的话，那么火车则将运载量和速度提高数倍，而费用则只有从前的几分之一。
火车一下子把从伦敦到爱丁堡的旅行时间，从两个星期缩短到两天。
1825年9月27日，斯蒂芬森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旅行号”蒸汽机车，装载着90吨货物和450名乘客，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驶进了一个全新的轮子时代。
蒸汽机时代的钢铁车轮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按照牛顿的运动理论，完美的道路必须光滑、水平、坚
硬、笔直。要是能够在两地之间建这样一条路，绝对光滑、绝对水平、绝对坚硬也绝对笔直，那么车厢只要动起来，除了抵抗大气阻力所需要的牵引力，不再需要其他，就能从一端匀速移动到另一端。
在某种意义上，铁道线就是这样一条近乎理想的道路。换句话说，只有在机械动力取代马力之后，修筑这样一条光滑、水平、坚硬和笔直的道路才变得可能。
在马车时代，道路既要满足轮子，也要满足马蹄。车轮要求道路平坦而又坚硬，但马蹄却要求道路松软不平。如果道路过于光滑坚硬，马蹄与路面难以产生摩擦力，就无法拉动轮子转动。因此， 古代驿路只有两道车辙是平坦的，道路本身往往非常坎坷崎岖。
随着火车－尤其是汽车时代的来临，关于道路的这种矛盾迎刃而解，道路就是专为轮子而存在，现代化的路面更平、更硬、更直、更宽，轮子在上面转动得更快、更省力。
在斯蒂芬森首次驾驶蒸汽机车的51年后，英国人用两根铁轨将吴淞和上海连接起来，用来牵引列车的蒸汽机车被命名为“天朝号”，时速达40公里。
时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记载：
光绪元年，西人买马路一条，二年筑为火轮车。路旁围竹篱，中以五尺许方木横排。相离二尺许，上钉铁条二，连接不断。车用四轮，轮边中空外实，衔铁条以行，不致旁越。火车一辆带坐车八九辆，每辆约坐三十人。行时风驰电掣，瞬息往回，较轮舟尤速。
这条中国最早的铁路，不久便被清政府以28万两白银买去，然后予以拆除。
此前也曾有英商在北京修筑了一小段铁路，人们将蒸汽机车被称为“小汽车”。《清稗类钞》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 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
光绪七年（1881年），一条铁路终于在北方铺设成功，只是上面滚动的铁轮子仍由中国骡子拉动，故称“马车铁路”。在此之前， 为了游说慈禧，李鸿章特为其修了一条铁轨御道，配以装饰豪华的列车。
一首《清宫词》诗记此事：
官奴左右引黄幡，
轨道平铺瀛秀园；
日午御餐传北海，
飙轮直过福华门。
庚子之乱，虽然说骡车有救命之恩，但次年“老佛爷”从陕还京，仍然选择了“扬我国威”的十六抬銮轿。从正定到北京，慈禧第一次坐上了专门为她定做的*用御**火车。在正阳门车站，慈禧走下火车，迎接她的是《马赛曲》。
12年后，这列火车成为孙文的专列；再后来，又成为张作霖专列－张作霖就是坐着这列火车在皇姑屯被炸死的。 这列火车差不多见证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作为洋务运动的旗手，张之洞认为“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铁路国有”计划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武昌的枪声宣告了封建王朝历史的终结。
清廷修铁路的初衷，原本是为了便于*压镇**，“解饷调兵，瞬息可达”，没想到近三百年天朝，最后竟然因铁路而被颠覆。
火车的出现，使“日行千里”变成了现实。过去从苏州到上海，乘民船需要三天时间，20世纪初沪宁铁路开通后，乘火车只需要两个多小时。从上海到北京，从前需要四个月，20世纪初有了火车后，只不过是快车三天的行程。
当年，马可·波罗横跨欧亚大陆，从欧洲来到中国，据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乘火车从哈尔滨到罗马，只需要十五天。
1930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横穿亚欧大陆来到中国。一路上，他乘坐过各种交通工具，包括轮船、火车和汽车。这些现代轮子几乎都出自英国，如今无远弗届，世界正趋于统一。
汤因比对中国之惊奇，如同当年的哥伦布，他将中国称为“新世界”，而将欧洲大陆称为“旧世界”。
在雄伟的长城脚下，他看到骡队与铁路并肩穿行，不禁感慨万千，说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恰当讽喻，如同她的现状”。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运输水平依然非常落后。
在1933年的中国国民总收入中，传统运输方式占12亿元，而现代运输方式仅为4.3亿，前者是后者的3倍。与此同时，苦力劳动的工钱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很大程度上，由人力驮运是地方运输的主要形式。